王小鲁:读懂中国经济数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4 次 更新时间:2014-12-03 23: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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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进入专栏)  
前者增长率通常比后者高2-3个百分点。原因在哪?在我看来恐怕还是一个挤不挤水份的问题。工业统计中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基本上是从地方各级取得数据的汇总,而GDP中的工业增加值这部分,它的增长率是经过了所谓“挤水份”,因此就造成了两个指标的差别。

   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从2007年-2013年GDP核算数中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比工业统计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要低2-3个百分点。2007年按照GDP核算,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4.9%,按照工业统计数增加了18.5%,相差明显。现在来看两者的差别小了一些,2013年GDP核算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是7.8%,工业统计增加值增长率是9.7%,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别的。比较而言,我还是更相信GDP核算的工业增长率。

   三、关于就业率的统计

   关于就业统计指标的理解,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统计中有一个指标叫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还有一个指标是“城镇就业人数”,这两个指标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包括有些经济学家在内也不太懂得这个差别,有时候这两个指标混用,用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来代替城镇就业人数,这样的用法是非常错误的。

   大家看一下表。2012年城镇就业人数37102万人,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5236万人,连前者的一半都不到。差别在哪呢?第一,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没有包括私营企业;第二,所有的个体经营者也都没有包括在内,还有其它小的统计口径的区别,因此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如果把2012年城镇私营企业就业和个体就业加在一起是1.3亿人,和单位就业人数合并是2.8亿人,和城镇就业人数的3.7亿人还差了8000多万人。根据统计指标的解释,其中可能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不包括下岗和离岗人员,不包括业余打工的学生、实习生,不包括企业通过劳务外包使用的人员,剩下8000万人的差额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的。是不是能够全部解释这8000多万人的差别,我还有一点疑问,我感觉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统计可能存在偏低的情况。

   统计工作面临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各级政府,常常会涉及到政绩问题,这种情况对统计影响比较大。这是我们现在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恰恰是我们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城镇就业人数这个统计相对来说比较好,因为它和历次的人口普查是衔接的。通过人口普查,能够全面了解城乡人口和就业的情况,这个普查数据通常会反映在城镇就业人数统计数据里。当普查结果和历年的常规统计不一致的时候,统计局通常要重新调整。总的来说,城镇就业人数这个数比较可信,但是仍然不排除偏低的可能。为什么说偏低?这里有几种原因,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国家现在统计的城镇常住人口,是指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就业统计也应该和这个指标相衔接,就业半年以上也应该被统计在城镇就业人数里面。

   但是,这个统计即便是在人口普查过程中也有可能存在遗漏。比如人口普查是按照街道、按照区域、挨家挨户进行的,理论上是每家每户都要走到。但是有很多农民工住在临时性的工棚里,也没有门牌号码,普查的时候会不会遗漏?如果遗漏了一处建筑工地的工棚,就可能漏掉了几百人,甚至更多。还有一些农民工没有正式居住场所,住在打工的餐馆里,住在地下室里,还有的住仓库里,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居住场所,所以普查时都有可能被遗漏。再加上农民工的流动性比较高,如果找不着本人,就很难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常住人口。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造成人口普查的过程中发生遗漏。我们也做过一些推算,认为确实存在一部分遗漏。

   由于人口普查可能对流动人口和流动的就业人员产生遗漏,因此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不是很准确?可能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做了一个推算,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监测数据和经济普查数据进行对比,发现经济普查比农民工监测数据还少了一些。监测数据专门针对农民工,收集信息比较详细,因此应该比普查数据中的这部分数据更准确。2012年城镇就业按照目前统计是37102万人,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做一个修正,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在3.7亿人之上还要再增加4000多万人,接近4.2亿。相应的农村就业人员要减少3000多万人。城市化率有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还要高个2-3个百分点,2012年超过55%。

   四、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

   居民收入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争议也比较多。现在的统计中就存在两套不同的居民收入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调查数据。最近国家统计局做了一项工作,把城乡两个调查合并成一个调查,样本进一步扩大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改进。如果我们看历年城乡住户调查数据,再根据住户调查数据推算居民收入,以2011年为例,推算的结果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19.6万亿元。国家统计局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是资金流量表数据,它提供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28.6万亿元,这两个指标差了9万亿,差别相当大。

   这是什么原因?可以说,其中有一部分是统计口径的差别。我们在进行住户调查的时候,居民收入和支出都是按照现金收入、现金支出进行调查。而在资金流量表数据里,它的核算是你虽然住自己的房子,既没有房租收入也没有房租支出,但这和你租住别人的房子统计不一样,因此在统计上把这块要加进去。根据统计理论,要把它计算作你的虚拟租金收入,这个收入是你付给你自己的。现在虚拟租金收入计算是偏低的,这个计算虽然会导致两个数据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但不会那么大。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统计差别,主要的原因还是调查遗漏。比如说,住户调查对居民收入有重大的遗漏,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住户调查在形成样本的时候,是通过随机抽样。比如抽到某个区、某个街道的某个门牌号码的那一户,你要求他参加调查,作为国家统计局固定的观测样本。这户人家愿意做或者不愿意做?通常很多高收入居民不愿意做。你就得再另外找一户,如果碰到拒访还要另外再换样本,最后换到有人愿意做了,他的收入水平和前面的拒访者收入水平一样吗?很可能不一样。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居民拒访率比较低,因为他的收入很简单,主要就是工资收入。而高收入居民收入来源很多,其中可能有他自己认为比较敏感的收入。即便来源都合法,也不一定愿意讲。这种情况就会造成样本中间遗漏相当一部分高收入居民。第二个原因是有些居民同意调查,但填表的时候一年50万的收入只报了10万、20万,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而且发生率相当高。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没有办法再去核查,你只有相信他报的数据。造成的结果就是,取得的高收入居民数据,明显低于真实的情况。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灰色收入问题。灰色收入问题也是我过去几年的研究课题。我发现我们的统计数据在居民收入方面反映的情况不够真实,没有反映出实际的居民收入,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所以几年来我们在全国各省市区的60多个大中小城市,做了三次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我们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尽可能做到数据比较真实可靠,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进行模型推算,推算我们国家实际的居民收入到底有多少。

   刚才说到2011年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城乡住户调查数据,全国居民收入19.6万亿元,一个是资金流量表数据,全国28.6万亿元。我们在调查的基础上经过数据分析和模型推算,得到的结果是34.7万亿,比住户调查数据高了15.1万亿,比资金流量表数据高6.2万亿。这几次调查都有报告,在报告里我把高于资金流量表数据的6.2万亿称为灰色收入。因为资金流量表数据来自经济普查,覆盖是全面的。如果有一部分收入没有被资金流量表数据包括,它的来源就是不清楚的,不知道它到底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法收入,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灰色收入。它的来源和是否合法不能界定。我们的分析结果说明,这部分灰色收入,加上住户调查数据的统计遗漏和误差,主要都集中在高收入居民。

   这张图是2005年所做的推算结果。城镇居民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分做最低收入、较低收入、中下收入、中等收入、中上收入、较高收入和最高收入,共7组。中间三组每组占20%,两头的四组各占10%。按这样的分类方式对居民收入做重新推算,可以发现差别最大的是右边的最高收入组,人均收入推算结果大约是统计结果的三倍以上,而其它的组相差不太大。

   下面2008年的结果基本上一样,最高收入这一组相差了三倍左右。2011年的结果还是基本上一样,最高收入这一组推算结果是人均年收入18.8万元,而统计数据只有5.8万元。

   如果我们城镇居民中10%的最高收入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5.8万元,会不会有那么多人买房子?会不会有那么多人买汽车?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出国旅游?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在国外市场上大量购买奢侈品?如果按照现在最高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这些情况恐怕都不会发生,房价也不会不断上涨,因为没有人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事实上说明,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远远高于统计数据。

   统计工作面临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各级政府,常常会涉及到政绩问题,这种情况对统计影响比较大。这是我们现在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恰恰是我们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图里表现的是推算结果和统计数据的差别,低收入居民得到的推算结果和统计结果是比较接近的。按照统计调查,2011年城镇10%最高收入居民和10%最低收入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比是8.6倍,不到9倍,而按照推算结果来计算,两者相差20.9倍。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收入差距。

   这么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出在哪?首要的问题就是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大力度反腐,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们希望这种情况能够继续下去。但要根本解决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是单纯靠行政手段反腐就能解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制度上的问题。比如政府的管理体制,如何做到更加公开透明;财政体制如何做到更加规范化,更加管理有序,更加公开透明,能够受到全社会老百姓的监督,让老百姓有发言权、监督权。我认为这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大任务。只有解决这些制度方面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等问题。

   五、关于居民消费统计

   关于居民消费统计也存在一些争议。比如2012年按照我们的支出法GDP核算,居民消费26.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是36%。有学者也有商界人士质疑这个数太低了,说居民消费不可能就这么少,应该更多,他们也举出了很多例子,比如奢侈品消费。这些质疑我认为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要区分两个情况。

   一是居民消费总额是不是被低估了?我觉得有可能偏低。刚才说到的居民收入统计,即使按资金流量表数据,根据我们的推算也还是低估的。所以居民消费相应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低估。

   二是消费率是不是被低估了?居民消费现在占GDP的比重36%,这个36%是高估还是低估呢?有些人推论说居民消费被低估了,消费率肯定也被低估了,应该是40%或者是50%。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原因是当居民消费被低估的时候,居民储蓄也被低估,遗漏的程度有可能更大。我们很多高收入居民的消费率通常低于中低收入居民,他的储蓄率更高。高额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拿来储蓄和投资的。经济学讲的储蓄,并不只是包括银行存款,所有用于投资的支出都是你的储蓄。

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要远高于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率要低于中低收入居民。如果它的收入统计低了,遗漏掉的既包括消费也包括储蓄,而且储蓄被遗漏的成分更多,这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情况。因此在我看来,居民消费总量统计上有可能有一定程度低估,但是居民消费率并没有被低估,甚至有可能实际的居民消费率比现在的统计数据还要低,原因就在于有更大的一块是居民储蓄的遗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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