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洪:施特劳斯论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2 次 更新时间:2014-12-03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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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洪 (进入专栏)  

   摘要:施特劳斯是二十世纪的著名政治哲学家,也是在诸多方面皆有建树的犹太裔学者。他关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论述因观点独特而且影响重大。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这个命题对于理解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带着这个问题,文章相继探讨了施特劳斯关于这个争论的一般解释,批评了德国学者迈尔应用这个命题分析施特劳斯和施米特思想对话的方案,突出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分别对于理解这个命题的重要性,最后从言行二元论和追求完美正义的角度重新阐释了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根本意义。

   引言

   施特劳斯是二十世纪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和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史家。当然,他也是犹太人,也是一个在多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但是,政治哲学家仍然是对他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形容。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两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耶路撒冷因为它与华盛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它在二十世纪政治版图中的一定地位。但是,它毕竟不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指挥和决策中心。雅典这座城市则对二十世纪政治现实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这些都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结构方面的现实情况。象征着二十世纪世界政治核心的城市,在上半期可以说是伦敦和柏林之间的紧张,后半期则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二十世纪许多政治理论家的着眼点都关心伦敦和柏林、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最终落在哪里。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为什么要去思考耶路撒冷和雅典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紧张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什么这两座城市对于一个政治哲学家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施特劳斯并非完全不关心伦敦和伯林、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他并没有漠视世界政治现实版图中的紧张关系。但是,他显然更加重视两座古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紧张。作为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更加关心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而不是更加关心比如说伦敦和柏林、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耶路撒冷和雅典已经不是世界政治格局的核心,但是这两座城市的名称包含着某种永恒的东西。正是这种永恒的东西,抓住了世世代代思想家的心,也抓住了施特劳斯的心。这两座城市之名背负着西方文明的两种永恒因素。

   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在施特劳斯那里,也就是两种生活方式之争。一种生活方式的最终根据是启示信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最终根据则是理性分析。耶路撒冷一般而言代表着启示,代表着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神学之路;当然从具体来讲,耶路撒冷又可以单指犹太教。雅典一般而言代表着理性,代表着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哲学之路。当然,雅典还有辉煌的神话、诗歌和艺术成就。但是,一般而言,提及耶路撒冷和雅典之时,人们通常指启示和理性、神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代表了西方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两种思路,代表了西方文明的两种根本要素。

   1、施特劳斯的一般解释

   施特劳斯心仪古典政治哲学,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施特劳斯究竟如何看待宗教--尤其是犹太教--这个问题则众说纷纭。这些争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施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神学关系的论述各取所需。所以,首先需要了解施特劳斯关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或者说神学和哲学之争的一些基本观点。

   首先,哲学与神学是在根本上截然相反的两种生活方式。神学生活的根基在于神的启示,在于虔心服从神法;哲学生活的根基则在于人类理性,在于追求自由洞见。其次,哲学和神学作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根本上不可通融。想要综合二者的企图,必然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综合二者的后果,要么是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要么是神学成了哲学的牺牲品。最后,施特劳斯认为,西方思想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哲学和神学根本上的不可通融,在于保持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紧张。施特劳斯强调神学和哲学--也就是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紧张,这种强调显然和许多当代宗教思想家的观点不一致。比如说,新教神学家蒂利希和天主教神学家吉尔松都强调神学和哲学之间在根本上相通,也就是说哲学家的上帝和亚伯拉罕的上帝在根本上是一个上帝。不过,施特劳斯的立场也并非标新立异。从德尔图良到路德到帕斯卡尔再到克尔凯郭尔,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强调。

   施特劳斯强调这种紧张,根本上在于他认为哲学在本质上是非宗教的。作为试图以真知取代意见的努力,哲学必然不满足于为大多数人所信奉的传统、习俗和宗教。哲学家在本质上是牛虻,他在根本上质疑城邦及其公民视为当然的既定生活、习俗和宗教。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强调,在言行上顺从自身所属共同体的习俗和信仰,是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必要条件和政治义务。哲学生活如果自认为是完全正当的生活,它便不能随意削弱自身所属共同体的基础,因此必须学会尊重政治意见和宗教习俗。哲学在思想上是完全自由的,但要在言论和行为举止上注意自我约束。施特劳斯认为,古典哲学家及其在中世纪犹太和伊斯兰世界的追随者都对哲学的非宗教本质及其政治义务有非常深刻的领悟。他们都极其小心地隐藏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宗教之间的本质紧张,并且在言行上公开捍卫哲学对宗教的顺从。

   由于古典政治哲学家隐微教诲的方式,理性真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显得隐晦不明,资质平常的凡夫俗子对此完全不得要领。古典政治哲学家视此隐微/显白手法为政治义务。与此相反,现代启蒙哲学家则将古人刻意隐而晦之的教诲大白于天下。由此,施特劳斯认为古代和中世纪的理性启蒙本质上是隐微的,现代启蒙运动本质上则是显白的。现代哲学家不仅将哲学的非宗教性质全然公之于众,而且公开捍卫这种性质。这么做的目的在于企图一劳永逸地解放被束缚了的人类理性,从而使之彻底脱离外在权威尤其是宗教权威的束缚。比如,培根将知识区分为神学和哲学两大块,认为前者的根基在于神圣启示,后者则扎根于自然理性之光。又如,斯宾诺莎宣称,启示和哲学立于完全不同的根基之上,并且明确表示,其《神学政治论》的首要目的就在于把哲学从神学那里独立出来,从而赢得哲学理性的彻底自由。既然哲学与神学的分离自现代以来便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么施特劳斯对神学与哲学、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紧张关系的公开强调便也承续了现代哲学的传统。如此看来,施特劳斯便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古典主义者。

   施特劳斯一方面推崇古典政治哲学家的绝对隐微手法,另一方面又承续现代政治哲学家的路线公开强调哲学与神学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施特劳斯认为,无论今贤古哲都坚持哲学的非宗教本质。施特劳斯公开强调哲学的非宗教本质,可以说是坚持了现代启蒙者的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施特劳斯已经是一个很"现代"的哲学家。但是,施特劳斯毕竟和现代启蒙哲学又有重大分歧之处。现代启蒙将古代贤哲刻意隐藏的观点完全公之于众,因此他们在思想和言行上都表现出了十分彻底的坚决意志。他们放弃了古代政治哲学的绝对的隐微/显白手法,而采取了相对的隐微/显白手法,以达到彻底解放哲学理性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又表现出了和现代哲学路线的不同。他更为欣赏古典政治哲学家的审慎品格而非现代政治哲学家的勇敢品格。也就是说,他对哲学理性是否可以并且应该大众化这个问题保持了谨慎的态度。这种谨慎态度源自对通过大众教育建立理性世界这一现代文明理想的根本怀疑。由于这一审慎态度,施特劳斯虽然和现代启蒙者一样公开强调哲学与神学的紧张,但是他的口吻远比后者温和。

   现代启蒙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使哲学脱离神学的束缚和制约。施特劳斯则有意采取了一种貌似中立的口吻。他主要讨论"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紧张"而非直接宣扬将哲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一种谈论方式至少给予了双方以同样的敬意,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不可通融性。现代启蒙者则明确摆出和启示神学划清界限的姿态,并且实际上嘲笑启示神学为偏狭甚至迷信。施特劳斯以貌似中立的口吻将耶路撒冷和雅典相提并论,这很好地说明了一个政治哲学家的温顺品格。谈论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紧张,不只是陈述虔敬生活和自由生活之间的冲突和不可通融,也同时暗示了哲学作为正当生活应当保持理性审慎的态度,应当显白地遵从城邦及其公民认可并遵从的宗教教诲。

   通常来说,施特劳斯的思想中有三个争论至关重要:诗和哲学之争、古今之争或者说古今政治哲学之争、还有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这三个争论也可以看作一个争论的三个方面。换句话说,这三个争论其实就是古典哲学在三条战线上作战。诗歌和哲学之争,主要就是指希腊哲学和希腊诗歌之间的紧张;古今之争,也就是指古代希腊哲学和现代哲学之争;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也就是希腊哲学和圣经启示之争。那么,施特劳斯对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强调,对于理解其思想整体有多大重要性?这只是施特劳斯思想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面相?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还是其中一个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尤其是,到底如何定位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在施特劳斯思想中的地位?由此,我们转向分析德国学者迈尔的研究思路。因为没有人比迈尔更为强调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对于理解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根本重要性。虽然迈尔没有否认其他两个争论的重要性,但是显然他认为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是勘定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立场的根本。

   2、迈尔的研究思路

   迈尔的起点在于确定施米特政治思想的根本,他首先致力于论证施米特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政治神学。他强调,施米特政治理论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启示,在于他的基督信仰。迈尔还认为,通过施特劳斯从政治哲学角度的批评,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立场才变得明确而清晰起来。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的对话因此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和一个政治神学家的思想交锋。迈尔的研究为施米特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由此引发了施米特研究中的所谓"神学转向"。

   在迈尔之前,为什么就没有学者认识到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立场?迈尔认为,这是因为施米特有意隐藏了其政治理论的神学根基。但是他又认为,有一个人准确地读出了施米特的隐秘神学根基。这个人就是施特劳斯。迈尔认为,施特劳斯在1932年的评论中已经准确地把握到了施米特隐秘的政治神学立场。这样,迈尔不仅为他自己的施米特神学化方案找到了一个重量级证人,而且还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对话演绎为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立场的一场现实较量。政治神学的根本点在于启示,在于信仰,政治哲学的立足点则在于人类理性。迈尔把施米特和施特劳斯对照来读,意在说明这两种立场的根本冲突。虽然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的根本立场相互不可调和,但是迈尔认为他们都十分清楚对方的根本立场。总而言之,迈尔的研究包含着双重论证:就施米特而言,其根本立场在于政治神学,在于启示信仰;就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思想对话而言,两者的交锋是一场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较量。对于理解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思想及其根本立场,他们在1932年的思想对话有着至关重要的指示作用。迈尔的缜密研究充分揭示了这一点。

   由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本身就是施特劳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迈尔的研究思路在施特劳斯研究者中间的影响力度不如它在施米特研究者中间所引起的反响和反弹力度。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对迈尔思路的反响毁誉参半。迈尔的悉心研究揭示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之间有过一场精彩的思想对话。凡是关注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之间思想对话的研究者,确实都无法忽视迈尔的研究思路。但迈尔的研究也的确创造了一个学术神话:施米特和施特劳斯之间的思想对话是一场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的交锋。

如果施特劳斯确实把施米特理解为一个政治神学家,迈尔的主要论点便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如果并非如此,他便有利用施特劳斯为自己的观点作证之嫌。事实上,几乎没有明确的直接文本证据表明,施特劳斯认为施米特是一个政治神学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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