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不确定性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

——1985—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4-12-02 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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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绪论中说: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他以《伊里亚特》为例指出,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会发现其间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又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同《伊里亚特》相似到这种程度,它们不能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把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但他赞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文学史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建构”他的“历史”的时候,他有意忽略和强调的“史实”,已经是他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形式。当代文学史除了它的对象、范畴不同,其观念和叙述性,也就是它隐含的“虚构”成分同其他历史著作是没有区别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就可以因其叙述主体观照方式的不同,而将其写成“语义审美的历史”“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学本体建构的历史”“文学生产发生的历史”“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民族精神衍变的历史”“文学风格史”等等。这些“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它是史家“历史叙事”的不同形式。

   但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说,多种历史形式的叙述,显然是一种难以期许的理想。当代文学历史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历史与叙述的关系问题,它的全部复杂性可能永远都讲不清楚。这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文学史家文学史观的不确定性决定的。这一判断,在1985—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讨论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一、文学史观的冲突

   文学史观的冲突在当代中国由来已久。即便是在被想象为“一体化”的十七年,这一冲突仍然存在。因此,也没有一个“不变”的十七年的存在。1959年,当时中国文坛两个重要的理论家邵荃麟和何其芳各发表了一篇重要的与文学史写作有关的文章。邵荃麟的文章题目是《如何对待古典文学,怎样古为今用》。他在文章的开头说:

   有人讲,理智上承认了应该厚今薄古,可是感情上总觉得古典作品容易感动人,容易引起共鸣。李煜、李清照的词,也知道它不健康,可是读起来就觉得比现代作品有味道。这是什么问题?我看就是世界观问题。所谓学术上的共鸣,是指作品中所表现的某种思想感情和读者的某种思想感情相结合。社会的生活是发展过来的,现代的人不但可能理解古代人的生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思想感情可以相通;但是另一方面,人的思想感情总是受他的时代和环境生活所支配,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在思想感情上就有距离。不承认前一点,就无法说明古代文学为什么能引起我们共鸣;不承认后一点,就会变成超阶级论者。②

   何其芳文章的题目是《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是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修订而成的文章。讨论会围绕着中国文学史是否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编写中国文学史应该用什么样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问题展开。何其芳认为:“我想我们对于文学史著作的内容可以提出许多要求,但这几点总是应该努力去作的:(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恰当。”在发言中他还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用我们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要求来衡量过去的作家和作品,不符合这些要求就简单否定。这也是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待历史上的现象应有历史主义的观点。但这个问题在有些人中是并未解决的。比如对于陶渊明,有人因他没有参加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否定他,说他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这好像忘记了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一般文人作家都能参加的。当时的农民也未必全都参加,何况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我国封建社会的伟大的作家,从屈原到曹雪芹,除了施耐庵传说曾参加过张士诚的起义军而外,还有谁参加过农民起义?难道因此就得把他们都否定吗?又如有些人否定苏轼,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就把他划入反现实主义的作家之列。对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也是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观点的。③

   这两篇文章发表在同一年。其中观念的冲突一目了然。于今天来说,“是非”已无须“辨明”,因为这里的问题随着历史的迁移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但是,这两位名重一时的理论家同时表达的文学史观,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代文学史建构的问题所在。他们说的虽然是古代文学史,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文学史建构的背后,首先是文学史观念的建构;文学史建构的不确定性,是由文学史观的不确定性决定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情感和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是个普通读者,他的改变是个人成长史或精神变迁史的一部分;如果他是个文学史家,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出版过一本《我的阅读史》,他在序言中说,阅读史写作的念头,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寻找一种不过分费心查找资料,不必为说出的话的‘正确性’紧张思虑的写作。自然,从另外的方面想,这种选择也包含‘积极’的成分。以前,不管是上课,还是确定研究课题,注重的是对象的性质、价值。这回,或许可以将重点略略转移到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上来,更多地从自己的感受、经验上来选择题材和方法。”④因此,这可说是一本“真实”的关于个人阅读经验的历史,是一本关于个人阅读感受的记录。但是,这个记录真实地表达了他对巴金、郭小川、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阅读感受的变化。这个阅读史当然也是他个人文学观念的变迁史。因此,阅读不只是阅读主体客观的审美活动,它先在地受制于一定时代、时期文学观念的支配和控制。以诗人郭小川为例,洪子诚说:“回想起来,这十多年中,除了编写文学史,诗史有所涉及之外,我只是在《望星空》的重读活动中,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我自己不清楚还有哪些重要问题可能提出。有时便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位诗人的写作,是否已失去在新的视角下被重新谈论的可能?”⑤但是,《郭小川全集》的出版,“纠正了我的这一想法。由于大量的背景材料和诗人传记材料的披露,作为当代诗人、知识分子的郭小川的精神历程的研究价值得以凸现,也使其诗歌创作的阐释空间可能得以拓展。”⑥洪子诚在这里看到了郭小川内心的矛盾、痛苦和犹豫不决,他有真诚的忏悔和反省,但又始终坚持心灵和人格的高贵。洪子诚阅读史透露的信息还告知我们,当代文学除了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之外,文学史家还受制于“时间”的制约——由于各种原因,当代文学的材料不可能像古代文学呈现的那样充分,当代文学的材料是逐渐被“公开”“披露”或发掘出来的。这些情况告知我们,当代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不仅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关,同时也与文学史家个人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不仅受“外部”观念的控制支配,同时也受制于个人“内部”的变化。这里不仅有“误读”、甚至也有对意识形态的主动追随。因此,对一个文学史家来说,以“同情”“理解”的心态处理、对待历史是多么重要;同样,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对待当代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问题,也应该是必要的吧。

   二、“当代文学不宜写史”

   1985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重要的年代。在创作领域,“现代派”文学业已落潮,相继兴起的是“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潮流。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坚定信念和大致路向。稍稍滞后的文学史写作也基本完成了这个时代的塑形。于是,文学史家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些看法,“文学史观的搏斗”在这一年代相继展开。因此,对近三十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80年代几乎是一个元话语年代。1985年10月29日,唐弢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他认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不错,从时间上说,昨天对今天来说已是历史,上一个时辰里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是这一个时辰里同类事情的历史;但严格地说,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现状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转化为稳定的历史。现在那些《当代文学史》里写的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较稳定的部分则又往往不属于当代文学的范围”,“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洗,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清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因此他主张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这样做,“对于正在探索的问题,对于尚未成熟的想法,对于不断演变着的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过程,都会产生催化或者推动的作用。”

   半月之后,11月12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晓诸的《当代文学应该写史》一文,观点与唐弢针锋相对。他列举了《史记》从我国远古一直写到司马迁的“当前”,《今上本纪》就是写当时的皇上汉武帝的。而两汉早已过去,历史已经“稳定”后,《汉书》才开始写作,但《汉书》中汉武帝以前部分,明显地不如《史记》写得好。他因此指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当代史,历史是否已经‘稳定’,而在于史家有没有掌握充分的史实,能否站在历史的真实进程及其规律。如果史家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历史再‘稳定’,他也写不好历史。”他还列举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两三天就写了巴黎公社史,即《法兰西内战》,因此他认为“历史需要稳定”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具体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他列举了解放初王瑶先生就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稿》,“写的不折不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当代文学史。”他接着指出:“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六年,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其内容远远超过前三十年;而且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其不同于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呢?他列举了现代文学史上众多仍然众说纷纭的事件,但唐弢同志照样主编了现代文学史。由此可见,“要等到‘写文学史的条件’‘成熟’了以后才写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都是说不通和行不通的。”

   施蛰存支持了唐弢的观点,他说:“我同意唐弢同志的建议,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因为一切还在发展的政治、社会及个人的行为都没有成为‘史’。根据这个世界学者不成文的公认的界说,我也认为不宜有一部《当代文学史》。”⑦时隔不久,唐弢先生在一次发言中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看法。除了已发表过的部分外,他还谈到了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麻烦:“我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许多作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被‘腰斩’,因为这以后不属于现代文学的范围,再谈下去,就要侵入别人的领域了。”因此他深感“事情涉及到整个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他认为:“文学史的分期同历史分期有关系,但并不完全一样。……实际上,在改朝换代后,有些时候思想文化的确起了较大的变化,有些却并非如此。现代文学从‘五四’开始,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思想方面讲,从文化方面讲,区别并不太大。……因此,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完全可以延伸下来,延伸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期。也就是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已经可以放到现代文学史中去写了。”他进一步阐释分期的问题时说:“国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分期也彼此不同,互有分歧,和我们习惯的分期方法并不一样。有一种是从二十世纪开始,一直连接到当前为止。文学史的分期应根据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分,至少应当根据文化发展或者思想发展的规律来分。可以参考历史分期和政治分期,但不一定去生套硬凑,一定要跟政治历史分期一样。”⑧同时他又一次指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问题。

唐弢先生提出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固然是制约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过程及命运,问题的提出可能会更有历史感和说服力。当代文学是否可以写史,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从它诞生不久即已开始。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后一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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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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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文坛》(南宁)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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