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凤:“两极化”并非社会发展难以逾越的瓶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 次 更新时间:2014-12-01 13: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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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桂凤  

   “两极化”一词对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平等、公正一直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经常会不断地反复追问:‘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过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追问,实际上可以转换成一个社会学问题——‘我是否在这个社会里享受到了适当的补偿?’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有关不平等的问题……”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韩国社会掀起对“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争论涉及韩国社会的经济、文化、意识等诸多方面。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是,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经济基础的“地位稳定性”观念的土崩瓦解。危机前曾有高达70%的人将自己视为“中产层”,但之后这个比例却不足40%。这一事实的存在,致使以两极分化现象为表征的社会平等问题开始被广泛地讨论。

   韩国社会的两极化不仅在收入层面起作用,还在资产、教育、居住、消费、意识等社会各个方面迅速扩散。收入不均衡和收入二元化的综合体现了经济的两极化,非劳动收入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两极化,可被视作“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表面上看起来极易破碎,实际上却由坚固的阶级壁垒构成,想要超越并非易事;在意识两极化方面,阶层间的心理交流、相互看待和感受对方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异。

   韩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两极化,归根结底是社会长期结构不均衡的结果。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着对土地、公寓等不动产的过分狂热、对教育和职业的空间分隔,以及对阶级归属意识的有意区分,经济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索。此后韩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日趋严峻,多种不平等结构共存。

   两极化的状态可被视为社会系统自我运行的无意识结果,这其中不乏个体与组织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并非明确目标指引下的有意识行为。两极化状况,唤醒了无目的行为个体的有目的行为,也强化了社会机体间为达到目的而进行共同协作的愿望。因此社会的两极化,并非社会不可逾越的瓶颈,而是社会转向更加开放文明状态的契机。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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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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