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商品社会与当代审美观念的重构——当代审美观念的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9 次 更新时间:2014-11-30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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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当代美学所展现的否定性主题和多极互补模式,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还与商品社会与包括电子媒介在内的技术文明密切相关。它们或者通过商品性的介入为当代审美活动提供了特殊的内容,或者通过技术性的介入为当代审美活动提供了特殊的载体,从而对审美观念的当代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考察。

本章考察商品社会与当代审美观念的关系。

拒绝商品属性,是传统美学的公开的秘密。也是传统美学之所以以肯定性作为自己的美学主题,以二元对立模式作为自己的美学范式的关键所在。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传统美学的成功之处。因为任何一种美学都是以特定的视角作为界限的,按照庄子的提示,可以叫做“各执一管以窥天”。显然,传统美学的肯定性主题与二元对立模式这“一管”,正是借助于非商品属性而成功的。然而,这也是传统美学的失败。因为商品属性毕竟也是审美活动的属性之一。传统美学之所以未能做到以否定性作为自己的美学主题,以多元互补作为美学模式,去对审美活动中所包含的另一层面的诸多问题加以详尽考察,更未能做到在肯定性与否定性这两极之间来更为深入地考察审美活动本身的一直被压抑了的内涵,原因在此。不难看出,当代审美观念在转型中所展开的正是这一秘密。它使得当代美学发生了重大转型,同时也使审美活动的内涵有可能在新的边缘地带得以拓展。

(一)

马克思在剖析商品拜物教的秘密时说过:人类劳动的产品“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1)显而易见,这个无往而不胜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不可能不影响到人类的审美活动。换言之,人类的审美活动也不可能不蕴含着商品属性。

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审美活动尽管是一种精神活动,然而却仍旧与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2)因此,审美活动的真正秘密无疑隐藏在经济事实之中。虽然它直接的是以前人的审美观念为出发点,然而间接的却以经济基础的取舍为中介。“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3)而且,应该从“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4)的真正奥秘。从反面看,马克思也曾对没有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就大谈“平等”、“博爱”、“正义”的人提出批评,(5)认为这是“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6)而“商品交换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了。在埃及,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也许是五千年;在巴比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也许是六千年;因此,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时期内起支配作用”。(7)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考察,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后,包括审美观念在内的一切价值观念,应该说,都无非是商品经济在价值领域里的“N次方”(8)其次,人类的社会分工也与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密切相关。人类的社会分工,使得审美活动成为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并且与物质生产分离开来,这样,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就只能通过自己的作品来交换,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由此而应运诞生。其三,人类的审美活动无疑是以审美作为根本属性,但也并不意味着只有审美属性,其中,文化属性、历史属性、伦理属性、民族属性乃至商品属性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只要稍加考察,不难发现,所谓商品并非只是纯粹的物质的东西,它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且还存在于流通领域之中。而对于消费商品的人们来说,其中无疑包含着欲望、观念、情感等精神性的成分,这也就是说,在商品中无疑也蕴含着精神性的因素。那么,与此相同,在审美活动的消费中,难道就不包含物的、商品的成分吗?这也说明,审美活动也可以具有商品属性。马克思指出:“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和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9)这显然是对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的说明。(10)

然而,审美活动具有商品属性,却并不意味着审美活动就是商品交换活动。因此,考察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还只是问题的开始,更为重要的还应该是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审美活动与商品交换活动的关系。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审美活动与商品交换活动的关系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首先,从性质看,不论商品交换活动还是审美活动,应该说都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内容,都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它们之间的性质却截然不同,各具不同特点,反映不同要求,起着不同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但又相互矛盾,不可替代,反映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中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需求,在人类社会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不能互相替代。商品交换活动以利益、效率、利润、金钱、竞争为核心,在其中,人与人之间表现为物化的关系。不言而喻,它同样是走向现代意识的前提,缺乏这个前提,现代的成熟的文明观念不可能建立起来,现代的成熟的审美观念也不可能建立起来。然而,它也存在着自己的边界,让它肆意越过自己的边界,成为社会的唯一价值观念,又是极其危险的。审美活动以终极关怀、人类之爱为核心,在其中,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人化的关系。相对于商品交换活动所体现的商品价值,应该说审美活动所体现的审美价值是建构现代意识的核心,缺乏这个核心,现代的成熟的文明观念就不可能理想地建立起来。这使我们意识到,审美活动的现代建构只能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完成,靠商品意识肆意越过自己的边界,是不可能的。

其次,商品交换活动与审美活动的根本区别,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其一,所谓商品,有其特定的规定,这就是:是为别人生产的,即用来直接满足别人的需要,但是不用来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意味着:商品价值只是手段,交换才是目的,而对于审美活动来说,交换只是手段,审美活动(交流)才是目的。因为在审美活动中实现的是美的客体存在形式的交换价值,并不是美的文化价值。即便是以货币收入的形式实现的交换价值,也只是用来补偿生产美的物质承担物所花费的劳动。何况,商品交换活动无法完全进入审美活动,例如,对于“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如书、画来说,“资本主义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而在表演艺术等“产品与生产行为不能分离”的活动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能够应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能在某些领域中应用”。(11)因此,就审美活动的性质而言,归根结底,我们应该明确,审美活动是在商品交换活动领域领域之外存在的。其次,进入商品形态的审美活动只是它的客体存在方式即物化形态。它对美的积累、传播无疑是有益的,然而又不能仅仅如此。最为根本的,还是要以主体存在方式存在,要为提高人类精神素质作贡献。当然,在商品经济社会,生活资料已经商品化了,审美活动若不商品化,就不能换取生活资料;审美活动的物质手段,以及审美活动的物质承担物都已商品化了,审美活动的成果也只好商品化。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艺术家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12)“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但他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13)受资本家雇佣的钢琴生产者的劳动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因为他“再生产了资本”,而为观众演奏钢琴的钢琴家虽然“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却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而是非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即一般劳动。在前者,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成为外在强制的力量,是受外在强制的劳动,在后者,人不仅是支配一切自然力的主体,而且是支配一切社会关系的主体,是放弃外在强制的自由劳动。

具体来说,第一,商品大多是物质的,是对于物质需要的满足,因此利益、效率、利润、金钱、竞争等价值观念应运而生。审美活动则是精神的,是对精神需要的满足,因此终极关怀、人类之爱等价值观念应运而生。第二,一般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同类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审美活动却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因此也就无法用生产同类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1877年美国画家惠勒斯展出自己的作品〖老巴特西桥〗,为这幅他画了两天的作品,他开出了相当高的价格,不料竟引起诉讼。在法庭上,他曾经理直气壮的说:“我是为一生的知识开的价目。”(14)马克思也指出:“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15)但是我们知道,密尔顿只得到五英镑的报酬。第三,在商品交换领域,是以量对质,以量的关系抹杀质的关系,“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16)而在审美活动领域,则是以质对量,以质的关系带动量的关系。第四,商品的实现是表现为物品能量的消耗,而审美活动的实现则表现为精神境界的提升。因此,不论在当代审美活动中必须采取什么形态,但却仍旧必须“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审美活动仍旧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如马克思强调的:“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绝不能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17)这样,我们看到,对于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的理解,只是意味着它的性质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了,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简单、直接,但是绝不意味着审美活动的性质就完全应该由商品价值来决定。换言之,即便是审美活动在当代社会的实现主要要通过商品化来实现,充其量也只是意味着其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的转换,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认为实现了商品化的同时就实现了审美化,更不能认为买到了作品就买到了美和艺术。须知,美和艺术既是生产出来的,也是创造出来的,而且,首先是创造出来的。相比之下,审美活动的物化只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何况,即便审美活动不能通过商品化加以实现,也并不就说明它毫无价值,这样的情况在当代美学史中更是屡见不鲜的。

第三,从层次看,在商品交换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还存在着递进的关系。它们不但都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内容,都是人类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在人类文明与人类意识之中,彼此的位置也各有不同,存在着递进制约的关系。商品交换活动是效用价值的实现,缺乏效用价值的文明,不可能是人类文明。但只有效用价值的文明,也不可能是人类文明。而且,由于商品交换活动是以利益、效率、利润、金钱、竞争为核心,因此在人类文明中又毕竟是低层次的。审美活动是最高价值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因此,它在人类文明中是高层次的。假如说在商品交换活动中是透过人去看物,那么在审美活动中就是要透过物去看人。在商品交换活动中,“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之间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18)可见,在商品交换活动中沉淀的是人的物性化意识,而在审美活动中信赖的则是人本身,沉淀的是人的精神化意识。

在商品交换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存在着递进的关系,还与商品需求与精神需求等值这一逻辑前提不能成立有关。审美活动存在着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所谓价值是指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有用性,但是人的需要不同,有外在必然性规定的需要,也有内在必然性规定的需要。商品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是为交换(消费)而交换,是对人的直接功利性的满足。然而,审美价值则是谋求“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也就是“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19),是为交流而交换,是对人的间接功利性的满足,即对人的超出了狭隘功利性而服从于自由发展的目的的功利性的满足。

在此意义上,我们再看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就不难发现,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固然是审美活动的社会属性之一,但是毕竟不是审美活动的本质属性。它只是审美活动的外部属性之一,审美活动还有其自身的本质属性。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会更为深刻地懂得,商品交换活动与审美活动无法等同。在商品社会,人们往往以为既然美和艺术可以买卖,那么谁有钱谁就可以占有美和艺术。这是非常荒谬的,马克思就曾讥讽说:谁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我当然不是说审美活动就不可以交换,但这并不是说审美活动就可以不以交流为核心。没有交流,美和艺术就没有可能发展,然而这交流却与金钱无关。审美活动一旦完全商品化,自身的本质属性就转而为外在的商品属性取代了,就不再是它本来所是的东西,而成为自己的反面。需要强调,不是所有的东西自身都可以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审美活动的本质属性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商品价值不可遏止地要泛滥到一切领域,审美活动也必然要带上商品属性,但这只是展示出了审美活动的复杂性、多面性,然而并没有改变审美活动的本质属性。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在商品交换中实现的只是特定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审美活动的本身的美学价值。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要犯错误的。例如票房价值就是特定使用价值的实现。但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反映审美活动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时的程度。

最后,从内涵看,在商品交换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还存在着宽窄的不同。在这里,“宽窄”的差异与上面“递进”的关系密切相关。商品交换活动要顽强地渗透到一切对象之中,审美活动自然不能例外,因此审美活动具有着商品属性。审美活动的内涵因此也就与商品价值一样,禀赋着对于商品交换活动的肯定性。然而,这毕竟只是审美活动的内涵之一。不少人只看到了这一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商品交换活动中还存在着在财富中贬低人的价值的因素。而审美活动却是着眼于目的本身的人的发展,这种以人为目的和以财富为目的,就构成了审美活动与商品交换活动的内涵的差异,这就是面对商品交换活动,审美活动不但有其肯定性的一面,而且有其否定性的一面。审美活动要求在财富中实现人的目的,而商品交换活动的局限正表现在对审美活动的内涵的限制上。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活动的意义也正表现在它是对商品交换活动的限制即对商品交换活动的局限的限制之上。这是商品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审美活动不但以肯定性去消极适应商品社会,而且以否定性去积极适应商品社会,去限制和揭露商品社会的有限性,从而起到必不可少的制衡作用,为人类精神的丰富发展准备和创造条件。(20)因此,审美活动当然要适应商品社会的发展,但是又不是以商品社会的泛化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以审美活动自己的方式实现的。(21)换言之,正如商品社会的存在是审美活动的必要条件,审美活动的存在也是商品社会的必要条件,谁能说商品社会确实在筛选着审美活动,但审美活动不同样也在塑造着商品社会?最后,审美活动的最为重要的内涵还在于它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所具有的意义。谋求“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即“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22)这无疑也是商品交换活动本身所不具备的内涵,同时,面对商品社会,审美活动还以精神化的形式来表现人的特点,反映着人的超出了物质利益的追求,审美活动因此而具备着更为根本的为商品交换活动所不可能具备的超越性内涵。

(二)

然而,既然审美活动具有商品属性,那么为什么在传统审美观念中见到的偏偏是对于商品属性的拒绝呢?在我看来,审美活动的上述商品属性是否能够充分加以展现,取决于审美活动的物质基础。具体来说,首先,它取决于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由于分工的出现,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矛盾。当这一矛盾能够在审美活动之外得以基本甚至完全解决之时,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就只能是一种隐性的存在。然而当这一矛盾不能够在审美活动之外得到基本解决之时,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必然会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将审美活动的成果卖掉,才能换取进行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在传统社会,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前者。统治者在审美活动之外占有了绝大多数审美活动时所必须的物质材料,也占有了审美活动的成果——这成果他们不会拿去卖掉,而只是供自己享受。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被商品、金钱玷污过的审美活动倒是只有在统治者那里才存在。只有这时的审美活动才是纯洁的,没有铜臭味——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建立在从劳动者那里掠取的血汗上。中国汉代乐府的乐师,唐代的梨园弟子,宋代的翰林国画院的画家,都是依赖于宫廷的。至于流浪艺人倒是直接与商品活动打交道,但是却反而被歧视为下九流。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活动还是等级社会的象征,因此审美活动也就压抑了它的商品属性的一面。换言之,是通过拒绝商品属性、拒绝功利性,并且通过隐瞒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维持审美活动。在古代社会,我们看到的审美活动并不与商品发生过多的联系,而是与宗教、道德发生种种错综复杂的纠缠,原因就在这里。(23)至于中国的计划经济,则与古代社会有其共同之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的管理机制采取的是全部包下来的方法,结果同样造成了一种人身依赖,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在审美活动之外获得基本甚至完全解决,因此,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同样没有表现出来。而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的正是后者。审美活动的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无法在审美活动之外得到基本解决,只有将审美活动的成果卖掉,才能换取进行审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材料,这样,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就必然会表现出来。

进而言之,更为重要的是,审美活动的上述商品属性是否能够充分加以展现,取决于经济活动所决定的活动目的的差异。在古代社会,属于自然经济,突出的是“人的依赖性”、“人对人的依附性”,以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文化生活上的蒙昧主义为主要内容。它尽管十分狭隘,然而在其中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在限定的范围内,个人“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因此它“确实较为崇高”,或者,假若拿“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在它的影响下,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自然也就不会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由于“自然经济”迫切需要构造某种理想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东西去为自己辩护并保证自己的实现,这就顺理成章地导致了美学的肯定性主题的出现。同时,由于在“自然经济”中人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都只能生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因此,就必然在美学的学科范式中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而“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之为人“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24)在它的影响下,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显然也会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由于“市场经济”迫切需要解构传统的、理想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东西并为自己辩护,以保证自己的实现,这就顺理成章地导致了美学的否定性主题的出现。同时,由于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都只能生存在一种二元消解的状态,从二元到中介以及从对抗到对话、从对立到合作、从对立到融合、从对峙到沟通……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因此,在美学的学科范式中就必然形成一种多元互补的模式。

由此我们看到,传统美学的肯定性主题、二元对立模式与当代美学的否定性主题、多极互补模式的产生,应该说,恰恰与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的或“隐”或“显”关系密切。

不过,美学的从肯定性主题、二元对立模式向否定性主题、多极互补模式的转型,在“市场经济”中又有其过程。我们知道,自近代社会开始,逐渐从“自然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后者意味着从“人的依赖性”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依赖关系”为“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同时又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它体现了对于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文明发展中的自然局限性的突破。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25)在市场经济时代,“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作用取代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作用。人类活动的社会性质开始被赋予普遍性的形式。“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在这里,所谓普遍利用“人的属性”,是指对内要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26)所谓普遍利用“自然的属性”,则是指对外要克服对于自然的崇拜、狭隘的地域性,不再依赖自然,而是征服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征服自然力……”(27)就后者而言,市场经济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主要体现为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然而,由于那个时代人们主要还是关心于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的问题,诸如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工业化以及人的尊严、民主、自由,等等,意在改变传统的人身依附,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得以充分展示之际,“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所导致的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这一根本缺憾并没有真正、完全暴露出来。那么,“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在美学领域的表现是什么呢?无疑就暂时还是推动着传统美学的肯定性主题、二元对立模式走向成熟。

自20世纪始,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其中的巨大魅力得以更加充分的展示,同时,其中的根本缺憾也真正、完全暴露了出来。这就是: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正是它,使得“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无法真正、全面地得以实现)。所谓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只能奉行物质财富的增长优先于人本身的发展的原则。它表现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的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向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28)随着“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29)具体来看,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主要体现为自然中的“人化”与全球问题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主要体现为社会中的“人化”与“物化”的矛盾,例如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等等。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金钱的关系。金钱成为万能的。人的全部社会关系被以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所谓量的关系抹杀了质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里,可以在本来意义上使用‘货币没有臭味’这句话。某人手头的一个塔勒,是实现大粪的价格还是绸缎的价格,在它的所有者手里,一切个人差别都消失了。”(30)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异化:自我失落了。更为重要的是,过去,这种异化还主要是表现在物质领域,是狭义的商品异化所致。人类最为神圣的两个领域,大自然和审美活动还被严格地排除在外。然而现在这种异化却渗透到文化、文明的领域,从商品的异化转向了文化、文明的异化(从卢卡契发端,直到法兰克福学派,所密切关注的正是这个世纪性的重大问题)。人类最为神圣的两个领域即大自然和审美活动也被携裹于其中,失去了神圣的纯洁。精神产品普遍成为商品。审美活动也作为商品直接进行交换,伊格尔顿承认:“我们说社会现象已经普遍商品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是‘审美的’了一一构造化了、包装化了、偶象化了、性欲化了”。“什么是经济的也就是审美的”(31)里斯曼也说:“流行文化实质上是消费的导师,它教给他人引导者如何消费政治,即把政治消息和政治态度当做消费品,政治是一种商品、一种比赛、一种娱乐和一种消遣,而人们则是购买者游玩者或业余的观察者。”(32)乔治•史密尔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在当代社会,“物品不是先生产出来而变成时兴的,物品被生产出来是为了创造一种时兴。”(33)由此,由于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所导致的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的问题,诸如全球问题、人的物化问题,就深刻地暴露了出来(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来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历时问题的共时呈现”,即同时面对着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和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而从美学的角度看,正是因为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的全面暴露,“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4)传统的、理想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东西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性的酸”使得一切“尺度”、“标准”、“原则”、“价值”、“规范”、“约束”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所取代,美学的否定性主题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二元消解,在思维模式上必然出现从二元到中介以及从对抗到对话、从对立到合作、从对立到融合、从对峙到沟通……等等全新的特征,美学的多元互补的模式的出现同样也就是必然的。

(三)

商品社会对于当代审美观念的影响显然有其积极意义。

例如,在审美活动的本质方面,传统美学往往强调理性的权威性、确定性、普遍性,以及理性生存的合理性、必然性、规律性,审美活动因此而成为理性活动的附庸,成为一种形象的理性思维、形象的反映活动。由此出发,传统美学还竭力把人提高为“神”,为自然、社会、人生、自我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也就成为它的必然选择。然而,一旦全面进入商品社会,理性的权威性、确定性、普遍性,以及理性生存的合理性、必然性、规律性,就无不遇到严峻的挑战,审美活动也随之而凌越理性活动而上,成为人类生命活动中最高的生存方式、超越方式。同时,当代美学也从对人类理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迷信转向了对人类理性的“放之四海而未必皆准”的怀疑,从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幸福的憧憬转向了对人类未来的悲剧结局的恐惧,从对人类自身的充满激情的赞颂转向了对人类自身的痛心疾首的鄙弃……“信仰失落”、“意义失落”、“理想失落”、“价值失落”、“终极关怀失落”,成为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正如马克思所提示的:商品社会“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历史的过程是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互相分离;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35)这就迫使人们从人类活动的直接后果(现代化)中进而注意到隐含其后的间接后果(后现代化),注意到肯定性价值中所包含的否定性的内容,以及否定性的价值中所包含的肯定性的内容,于是,当代美学从对商品社会的正面效应的美学评价的自觉转向了对商品社会的负面效应的美学评价的自觉。“审”美转换为“审”丑,“审”崇高转换为“审”荒诞,审美活动也从表层心理的自我实现转向了深层心理的自我实现。人类也终于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宽容、更为全面的基础上来重新为审美活动的本质定位。

又如,在审美活动的需要方面,商品社会在拓展审美活动的需要方面也起到了特殊的功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36)与此相关,“个性因而是人类整个发展中的一环,同时又使个人能够以自己特殊活动的媒介而享受一般的生产,参与全面社会享受”,“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37)这意味着:自由首先与人的物质享受有关。而在有“洁癖”的传统美学中,“享受”是作为贬义词来使用的。但在商品社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是个人参与全人类的创造性生产和享受的必然派生物,是通过市场交换充分满足自己对各种使用价值的需要,这无疑是对“享受”的正面意义的肯定。由此,商品社会在拓展审美活动的需要方面的积极意义不难看到。

再如,在审美活动的主体方面,“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38)商品属性的拓展使得审美活动者摆脱了自然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成为人格独立的自由生产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经济“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这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而这正是“个性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的必然表现”。(39)而且,商品属性的拓展也造成了“工人”与“奴隶”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得以“分享文明”。另一方面,由于在商品社会出现的社会化与个性化的矛盾,真正的自由个性如果要得以表现,甚至就要采取否定的形式,也就是以意识到异化并能够与之斗争作为自由个性的特征,以区别于对于异化毫无自觉意识的所谓个性,而文化活动、审美活动本身也往往要在与普遍异化关系的对抗中才能得到发展,这一切,必然导致传统美学所竭力维护的“美学的特权地位”和美学与非美学、审美活动与非审美活动、审美方式与非审美方式、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不再合法,同时也导致传统美学在19世纪最终论证完成的审美无功利性与审美活动的自律性不再合法,于是,审美活动与非审美活动的交融、审美价值与非审美价值的碰撞、审美方式与非审美方式的会通、艺术与非艺术的换位,甚至反美学、反审美、反艺术……的出现,就构成了当代美学的特定景观。这是审美活动的“堕落”,但更是审美活动的“新生”。正是在“堕落”中“审美活动”才得以不仅仅固守于传统的在当代已经显得非常做作了的“类”的、人道主义的、抽象的、堂皇叙事的“自古华山一条道”,正是在“新生”中“审美活动”才得以获得广泛的自由度,得以相对于过去远为充分地施展自身的审美潜能。在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活动不再绝对独立于商品社会之外,是审美活动的一种进步、一种解放,是不为过分的。

再如,在审美活动的内涵方面,审美活动的被商品化,破坏了绝对的美、唯一的美的合法存在。传统的审美活动对于原本、本源、起源、中心的关注,成为一种亟待解构的形而上学,由此,建立在原本、本源、起源、中心基础上的作品也就不再可能。正如德里达强调的:不存在的中心不复是中心!作为传统美学的知识谱系的人道主义、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美、美感、优美、悲剧、崇高、摹仿、再现、想象、透视、典型、典型环境、情节、主题、结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也失去了包打天下的美学话语权。结果,传统审美活动的内涵的狭隘性、封闭性、贵族性等局限被打破了。审美活动的魅力不再是脱离商品社会的孤芳自赏,也不再孜孜于保持远离商品社会的审美净土,而着眼于激励人类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寻求更新的突破。

再如,在审美活动的成果方面,进入商品社会之后,审美活动的成果不但从传统的“认识”、“教育”……进而又拓展为“渲泄”、“娱乐”,而且从传统的以核桃模式为象征的“作品”观转化成为一种“互文”观。这“互文”犹如一个洋葱头,没有自己的中心与内容,一层层地剥下去,最终你会发现:它一无所有。不过,这“一无所有”只是针对绝对的美、唯一的美而言,若就非绝对的美、非唯一的美而言,它又应有尽有!同时,商品属性的展现也使得审美活动的成果长期被统治者所垄断的情况宣告结束。另外,审美活动的成果作为精神产品的知识产权无法离开商品属性的实现而单独地得以实现这一当代特征,也进入了当代美学的视线。这是因为,在商品社会,审美活动的实现只能通过商品市场,在审美活动中,审美活动的准备原料的采集、产品的制作、产品的传递、产品的接受,都需要经过市场的交换和货币的结算,从而维持再生产。例如,在从事审美创造之前,是要接受教育的,而这就要支付费用;在日常生活中,生活资料都已经商品化了,审美者也只能通过用审美成果进行交换的方式去换取必要的生活材料;在审美活动中所使用的材料大多要去购买,或许还要涉及许多经济部门,尤其是电影、电视创作;审美活动的成果的流通、传播也要通过娱乐市场、音像市场、演出市场、电影市场、美术市场、文物市场、广告市场、图书批发市场,这就不能不经过商品交换这一手段。因此,审美活动的成果必须通过商品属性的实现来实现也就成为必然。(40)

在审美活动的欣赏方面,进入商品社会之后,出现了真理的多元化、价值的相对化、评价的无中心化、范式的不可通约化、历史的非决定化,以及“反对方法”与“怎么都行”,于是,审美活动从“训话”转向了“对话”,从全知叙事转向了非全知叙事,自身的单一职能也开始了多向拓展。于是,读者从传统的审美活动系统中的被动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审美活动的主人。美学关注的对象,从作者到作品到读者。读者跃居当代审美活动的中心。作者的美学、作品的美学,最终成为读者的美学。这样,审美活动的特权不再存在,审美欣赏趋向平等,而且出现了最大数量的欣赏者。

在审美活动的意义方面,进入商品社会之后,,审美活动的意义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开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往往简单地放在个人本身的抽象发展进化中来考察。实际上,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美学的目标,只有在商品社会的条件下才能够提出并实现。因为首先这一观念本身就是商品社会的产物,正是商品社会造成的人的片面化发展,促成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呼吁。而且,不象“自由”、“平等”那样是从商品社会的正面效应得出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美学的目标是从负面效应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这样理解,就比把全面发展作为人的预设前提要真实得多。其次它的实现只有通过商品社会才有可能。因为它不再是乌托邦了,而是真实的。在其中,个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而拥有“人的独立性”。(41)这样一来,美学家们对审美活动的意义的理解也就更为真实、更为深刻了。

在美学发展的自身方面,应该强调的是贯穿20世纪始终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转向的出现。当代文化的转型,主要与两个东西有关。其一是技术性的史无前例的介入,导致了技术文化的出现(尤其是媒介性而介入,导致了媒介文化的出现,详下章),其二是商品性的史无前例的介入,导致了消费文化的出现。它们推动了当代美学的转型。其中,最主要的是面对商品性、技术性的越位所出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转向。美学开始转向一种严峻的社会批判立场,不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出之于一种对当代的文化现状的高度关注,甚至是出之于一种以乌托邦态度对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的深刻批判。这一转型,在芦梭、席勒、黑格尔、马克思身上就已经依稀看到。例如席勒所关注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对立、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对立,以及关于游戏冲动的解决方案,黑格尔的“散文的时代”与“诗的时代”的对立,马克思的对商品异化的批判,在此之后,是叔本华、尼采、斯宾格勒、齐美尔、韦伯,他们都极为关注西方文化本身的没落。卢卡契更是把马克思的商品异化的思想拓展为物化的思想,使得文明的异化、文化的异化首次开始为全社会所关注。在此之后,对于消费文化、技术文化的越位的批判,就成为二十世纪美学的一大中心(这一点,尤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最)。例如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对大众媒介的批判,等等。

(四)

当然,商品社会对于当代审美观念也有极大的消极影响。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只有进而对此加以考察,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商品社会对审美活动的积极作用,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避免商品社会对审美活动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当代美学面对着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转型的重大课题之时,这一考察就尤为必要。

何况,商品社会对于审美活动的消极影响,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它表现在理论研究与审美实践两个方面。首先,从理论研究方面讲,由于缺乏真正现代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支持,西方当代的美学家们无法真正深刻地揭露商品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并正确地指出超越“物的依赖关系”的真正方向,即走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财富的这一阶段上的自由个性”,(42)也无法真正认识到:“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43)因此,不但没有意识到导致审美观念转型的以人本身为目的还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这一问题,是决定于生产方式的性质的;不但没有意识到透过对“人被物化”的异化性质的历史必然性与暂时性的揭露,去揭示那在全面异化形式中被扭曲了的人的全面的这一积极内容;不但没有意识到商品社会毕竟为人类克服文明发展的社会局限性提供了物质前提,而从最根本的角度看,美学之所以必然作为商品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并不是要把人类文明一笔抹杀(只是为了摆脱文化危机,人类才不得不牺牲掉人类文明中的那些积极成果,因此一味把反传统、反美学推向极端是毫无道理的),而是要以对于文明发展的社会局限性的文化自觉、美学自觉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提供人类克服文明发展的社会局限性的文明前提、美学前提;不但没有意识到只有根除了文明发展中的社会局限性,人、文化、美学才能够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对人的否定,只能是辩证的否定,其中必须还包含着对人的发展的肯定因素——人类的理想虽然暂时只能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最终将表现为对这种否定性的扬弃与否定,相反,却只注意到人性、心理、文化本身的弊病,片面地把美学看作完全是观念系统的东西,并且过多地陷入了一种文明发展与美学发展的悲观情绪、悲观阐释之中(这正是我们在借鉴西方美学时所亟待避免的。面对资本主义在文化发展上的失败,完全不必陷入绝望),因此也就不能真正把美学的肯定性方面、否定性方面与美学的二元与两极完美融洽地统一起来。

其次,从审美实践的角度讲,是划分不清商品交换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的界限,因此只注意到对于“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批判,却忽视了对于“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批判。(44)商品社会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不但会放出天使,而且也会放出魔鬼。(45)我们知道,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是商品活动的目的,这无疑无可非议。然而一旦把这一目的无限夸大,并且无限制地扩展到商品交换之外的一切领域,就会把人与人的关系扭曲为一种物化的关系,甚至迫使人自身也以资本、劳动力商品等商品价值来表现自己。于是,人的特征只能被通过物性化的特征来加以表现,“经济人”成为人的形象。而且,在商品交换中必须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判断行为效果的尺度则是获取利润、赚钱。这样,在其中贯穿始终的只能是实用原则,至于同情、情感等非理性原则则无法进入。其结果,或者是导致一种双重人格(这就是我们在一些商人身上往往同时看到慈善与吝啬等两面性的原因),或者是导致一种异化人格。这样,人们刚刚摆脱了自然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就难免会又被“物的依赖性”所束缚。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单纯的功利关系、金钱关系,失去了应有的完整性。审美活动也如此。一旦完全商品化,审美活动就开始表现出纯粹的商品逻辑,甚至不惜降低姿态去向金钱献媚,为了引起关注而不惜恶狠狠地亵渎一切曾经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惜津津有味地咀嚼一切琐碎的生活趣味,甚至把神圣的历史“戏说”为某种既远离真实又俗不堪言的“传奇”,不惜与商品为伍并且心甘情愿地卖笑于街头巷尾,并且“心甘情愿地充当迪斯科舞厅的门卫侍者”(罗森堡)。物性的膨胀和神性的萎缩,就是这样同时地出现在完全商品化了的审美活动之中。假如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灵魂空虚的时代,一个物欲主义的时代。人们只关心如何花钱、如何在审美活动中找乐。俗套的表演,脸谱化的形象,快餐式的片断,无限制的趣味,无趣味的猎奇,历史成为招贴画,包装大于内容,形象大于商品,情感的神话……没有精神,没有传奇,没有史诗,没有表达,没有思念,没有期待,没有承诺。甚至整个时代都没有了灵魂,也不再关心灵魂,灵魂只好漂泊。人们再也不会为什么事情而感动,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人与理想之间没有“约”,谁也不会对谁负责,谁也不会对自己负责。这实在是真正可怕的局面。审美活动不再是时代的放歌台、传声筒,却反而成为时代的下水道、垃圾箱,不再是时代的一剂解毒药,却转而成为自我的一纸卖身契。有人说,在西方,是商品精神打败了基督精神,金钱打败了上帝。我们也可以同样地说:在西方,是商品精神打败了美学精神,是商品精神打败了艺术精神!

准确的说,商品社会对于审美活动的消极影响,可以称之为:商品价值的越位或泛化。商品社会的出现,使得审美活动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要处理好这复杂的关系,除了对它的理论把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要分类”的观念指导下建立起成熟的当代艺术市场。按照西方一位经济学家的划分:在非商品社会的时代,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是一种机械团结,是经济与文化对于政治的服从,在商品社会的时代,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则是一种有机团结,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弥补、相互协调。因此,要改变商品交换的特性淹没了审美活动的特性这样一种令人焦虑的现状,关键并不在于回到传统的审美活动的老路,而在于逐步建立、完善一个作为审美活动的保护机制的当代艺术市场。(46)它使得审美活动在商品社会的条件下仍然能够正常地发展,使得审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在商品社会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合法地保持,使得审美活动的不同类型在商品社会条件下仍然能够和谐地存在。它不是要限制审美活动的发展,而是要推动审美活动的发展。因此,有人以为精英艺术在商品社会必然会受到歧视,这实际上只是皮相之见。因为商品社会并不会置精英艺术于死地,而只是要罢免千百年来被错误地笼罩在精英艺术身上的“美学特权”。而这种“罢免”所导致的,就正是融精英艺术与流行艺术于一身的当代审美文化的诞生,也就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学时代的到来。然而,我们在当代美学中也看到了相反的一幕。本来,不能把审美活动与商品价值等同起来,不能“唯”商品属性,这应该说是当代美学思考中的“雷池”,一旦肆无忌惮地加以跨越,一味强调当代审美活动的商品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就必然会导致当代审美活动的走向误区。“唯”商品属性必然使得审美活动丧失本身的绝对价值,成为商品消费的有限价值。这无疑正是我们在上面所揭示的当代审美活动中的实际状况的。我们在其中所看到的种种误区,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都不是当代审美活动本身所造成的,而是当代审美活动一旦肆意“越界”、一旦“唯”商品的结果。进而言之,是误以为商品价值可以肆意越过自己的边界吞并审美价值,误以为可以把审美活动完全纳入商品交换的范围之中(在中国,有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误以为可以以效益、利润、金钱作为审美活动的核心,误以为可以以商品价值为基准来筛选和建构审美活动的结果。(47)

注释:

(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486页。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页。

(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0页。

(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1-192页。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8-539页。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19页。

(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下册第477页。

(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5页。

(10) 可以从“价值”一词看审美活动的商品属性。我们说审美具有“价值”,然而“价值”就与商品有关。“‘价值’概念的确是以产品的‘交换’前提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9页)“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9页)难怪张岱年先生竟因为价值的商品味而呼吁要把它改为“品值”。

(1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443页。

(1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页。

(1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页。

(14) 贡布里奇:〖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

(1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页。

(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1-153页。

(1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5页。

(1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1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6、215页。

(20) 德国著名伦理学家包尔生说:“一个民族,倘若它完全缺乏我们称之为风俗和良心的东西,缺乏个人在其中通过审慎和畏惧控制自己行为的东西”,就不可能“支持那怕一天以上”;“毁灭良心是对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的所能作出的最严重伤害”。(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314页)马克思经常批评资本主义“丢掉良心”、“昧于良心”、“出卖良心”,任何变革都会“撕裂自己的良心”即经历“良心的痛苦”,(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56年版,第134页)毛泽东也强调:“‘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页)这一切,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21) 商品经济当然也关注精神,但它对精神的关注只是对需要的关注,况且不是把它作为根本需要,而是作为时尚。

(2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6、215页。

(23) 颇有意思的是,不少学者喜欢以曹雪芹不要稿费来说明审美活动可以完全拒绝商品属性,然而,这实在是一种误导。曹雪芹不要稿费,是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稿费,版权、稿费、作者权益、作者署名等做法,都是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曹雪芹不可能有先知先觉。何况,曹雪芹也并没有穷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张中行先生就开玩笑说“举家食粥酒常赊”实在是一种夸张,实际上他在食粥之余,也能吃点炒肉丝之类。因此,写作在他来说,还是一种“体外循环”。

(2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6页。

(25)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这就是:“资本创造文化”。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因为“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257页)

(2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92页。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1页。

(2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68、410页。

(2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7页。

(30)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75页。

(31) 伊格尔顿。转引自〖上海文论〗1987年4期,第73页。

(32) 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刘翔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33) 乔治•史密尔:〖哲学的文化〗,转引自阿诺德•豪泽尔〖艺术史的哲学〗,陈超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3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5页。

(3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506页。

(3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8页。

(3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3页。

(3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3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8页。

(40) 国内目前有相当部分的学者,堪称为痴情的护花天使、虔诚的文化信徒。过去是商品经济这条大龙的崇拜者、鼓吹者,现在龙来了,却发现这些人其实只是叶公。他们转而简单地把文化、艺术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了起来,这无疑是错误的。

(4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4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

(4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394页。

(4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

(45) 在当代社会,“精神的失落”、“精神的蜕化”、“精神的失范”,成为最为令人痛心的现象,也是当代美学应该大显身手的所在。在我看来,从美学的角度考察二十世纪人类的精神困境,以及当代文明中的非文明现象,是一个重大课题。对于中国美学家来说,尤其如此。

(46) 文化与工业的合作即所谓文化工业,是人类史中的一个奇迹。我们对此研究得十分不够。

(47) 颇具意味的是,在一段时期中,到处都是文化是生产力、艺术是生产力……的呼声,似乎假如美与艺术若并非生产力,就无法存在了,起码是有些脸红。学术研究也成为生产力,所谓学术工业,这无疑并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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