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五四宪法”的中国道路及其历史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14-11-28 19: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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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  
违反宪法的制度安排没有弹性可言,必须要予以废止。“五四宪法”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但当时执政党已经看到命令统治思维必须向法律治理思维转变,这一点对于现行宪法的实施影响其实更加深远:

   “我国宪法的公布,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获得了伟大胜利的一个成果,但这并是说,宪法公布以后宪法所规定的任何条文都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起来。…违反宪法的现象并不会自行消失,但宪法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使我们能够有效地为消灭这些现象而斗争。…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按照宪法所规定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证宪法的完全实施而奋斗”。[31]

   显然,五四宪法确立的“保证宪法的完全实施而奋斗”,它构成了我国治理格局中各种制度安排的底线正义与基本共识,在这个“框架秩序”(凯尔斯语)之下我们才能实现弹性、灵活的制度设计,这一点恰好也为现行宪法一脉相承:在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即明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在第5条也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立宪主义的基本立场:“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从而,我们可以说经过五四宪法所设定、现行宪法所完善的“弹性的宪法权威主义”治理格局在中国已经形成。

  

   结语

   五四宪法最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的中国立宪主义道路,这个中国道路由宪法文本及其实践所形成的“王道正义观”、“中国整体历史观”、“中国文明进步观”、和“弹性的宪法权威主义治理观”四个部分构成。虽然具体条文经过世事沧桑已经有所移异,现行宪法也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这条由五四宪法开创的中国道路却依然规定着今天的宪法秩序及其治理,理解并尊重这种文明的连续性也许就是我们正确对待五四宪法、也是正确对待我们今天的事业最重要的前提吧。

  

   【注释】

   *本文系司法部2012年“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中青年项目(批准号12SFB3009)、北京市高等学校首批青年英才支持计划阶段性成果。

   [1]A. Amar, American’s Unwritten Constitution, Basic Books, 2012. Xi.

   [2]参见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理论上的说明见韩大元编著:《1954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参见许崇德:《为什么说现行宪法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载《中国人大》2002年第15期。

   [4] H. Schweber, The Language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Press2007; Mcll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A Divisi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7.

   [5] Natha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from the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2006.

   [6] H. Schweber, The Language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Press2007, p. 16.

   [7]有关社会契约论理论模型及道德基础的深入分析see N. Southwood, Contractual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Oxford2010.

   [8]J.Rawl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Press2007, p. 172.

   [9]见序言第3自然段。

   [10]例如虽然现行宪法第1条将“人民民主国家”修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那也只是国家内部资本主义改造完成后客观情况变化而做出的修改。

   [11]1952年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提出制定宪法的建议,并于1953年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33名委员中中共党员占据多数。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毛泽东亲自任组长,最终由该小组提出宪法初稿送宪法起草委员会审理形成草案并付全国人大表决。起草历史参见韩大元编著:《1954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章。

   [12] Hobbes, Leviathan, 1961.

   [13][德]马克思.舍勒:《世界观与政治领袖》,曹卫东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及以下。

   [14]《关于与斯大林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电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

   [15]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见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7]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本土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近代政党的影响see L.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 s Political Culture,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J.Rawl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Press2007, p. 19.

   [19]这是一种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所言之“生命形式的论证方式”,也就是从最普遍的生存条件出发去探讨达成契约和建立政治生活的正当性,法学上的说明See Aarnio, Essays on the Doctrinal Study of Law, Springer2011.

   [20]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21]韩大元编著:《1954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22]现行宪法序言第一段。

   [23]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24]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25] J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New York, 1956, chapter. 19.卢梭更加明确的通过阐发人民合法集会导致政治体死亡和主权权威丧失来说明这种循环并讨论了如何延续主权权威,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2页-第119页。

   [26]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27][德]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曹卫东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及以下。

   [28]参见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上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29]八二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

   [30]进一步的制宪背景材料及理论分析见韩大元编著:《1954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第303页。

   [31]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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