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五四宪法”的中国道路及其历史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14-11-28 19:58:54

进入专题: 社会契约   国家任务   国家治理   宪法权威  

王旭  
以及对未来要求的明确,宪法是以有限的空间、局部的历史片段去承载、揭示、明确某种天命。

   五四宪法的历史观还表现在它努力连缀中国的文明整体性:

   一方面,它通过陈述连续的、无断层的历史说明了中国只有政体的转移而没有根本的文明断裂,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制宪权主体发生了转移,但作为一种文明形态、而非政治形态的“中国”却从来没有发生根本解体,因此我们才能理解现行宪法起笔即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自信[22]。这种历史主义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利用时间来理解空间,实现国家整合与国家认同。例如在五四宪法制定过程中,有人大代表提出为了明确台湾属于祖国一部分,宪法应该有关于疆域的规定,但最终宪法草案认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从来不发生疑问的。宪法可以不为此而增加新的条文”[23],这就是利用一种文明连续性的眼光去回应制宪中的问题。

   另一方面,五四宪法也为现行宪法“守先待后”、“继往开来”的写法埋下了伏笔。五四宪法明确自己是共同纲领的继承,从而为保留大量共同纲领的规定,尤其是国家的经济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奠定了基础,防止完全另起炉灶,否定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

   另一方面,五四宪法也明确自己的过渡阶段属性,为将来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预留了制度空间。这种历史主义的眼光也对现行宪法产生了影响。例如现行宪法对于“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判断(序言部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第六条)都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眼光之表现。

  

   三、五四宪法的国家任务观

   “五四宪法”进一步要求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必须在特定历史任务的召唤下不断实现国家文明的提升,它预设了历史进步主义的图景,在中国的制宪者看来“历史不会终结”,它本身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就是特定政治信念的实现和国家文明的不断进步,并最终完成自身对于世界历史图景的建构。我们可以予以四点展开:

   第一,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是国家任务之推动

   制定“五四宪法”不仅仅是因为共同纲领无法完成共产党政治正义观的表达,也在于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本身就是国家任务的推动。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其主要功能是完成建国,但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它都不符合共产党对于国家历史任务的判断。从政治上看,它是在新民主主义理念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非无产阶级领导、多党协商参政的格局;在经济上,它主要是一种恢复性经济制度安排,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杂糅。而共产党人在制宪时预设的历史任务却是:“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24]可以说,正是由于《共同纲领》处在“多种价值观的总决断之下”,五四宪法才必须在中国道路问题上做出最终的判断,而这背后就是社会主义的进步哲学在推动。

   第二,“五四宪法”本身的过渡性质也是国家历史任务之反映

   五四宪法并没有完全反映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其本身也是对过渡时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以及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而制定(按毛主席的估计,“管用十五年”),因此在相当多的宪法制度上仍然保留有非社会主义的痕迹。这种过渡的性质本身就是历史不断进步、朝向一个目的演进的表现。

   第三,“五四宪法”开创了明确表达国家任务以及国家理由的传统

   虽然它只具有过渡性,但它提出了一个根本命题:国家的存在是有目的和理由的,这个目的通过宪法予以明确表达,五四宪法序言提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前者规定了国家目的,后者落实了具体国家任务,这是一种不同于互惠正义基础上的消解了历史图景的宪法观。

   互惠正义的宪法观在时间上静止的,最终就是福山所提出的“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因此西方自由主义宪法观没有能力提出宪法对于未来共同生活的期待和规范,它的唯一期待就是洛克或卢梭反复申言的“如何避免或尽量延缓政府的解体”,从而陷入一种解体-立约-再解体-再立约的历史循环[25]。相反,“五四宪法”则通过一种类似于儒家天命观或绝对精神运动的论证方式表明了宪法对于共同体生活的根本规范,这种宪法生活是真正生生不息的,正如毛泽东的概括,这种进步观在宪法中的作用是:

   “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26]

   虽然五四宪法规定的国家任务是可以变化的,但这种规定本身却对现行宪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现行宪法就将国家任务在序言中修改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五四宪法”还自觉将世界图景纳入中国进步的视野中

   自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不但丧失了主体性,而且也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文明格局中无法找到位置,五四宪法的巨大意义就在于从法理上明确中国重返世界的根据,以及参与构建世界图景。因此,中国宪法的制定本身也具有世界的意义,是世界文明秩序变迁的一个部分,正如刘少奇在说明中指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同样是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我们的宪法已经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根本方针规定下来了,这个方针就是要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这种论证方式使得五四宪法在开创中国道路的基础上也回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意义。更进一步说,没有这种进步观,五四宪法就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共同纲领》。只有通过宪法建立起自己对于世界图景的一般理解,并为国家整体文明的提升设定具体的目标、阶段与方针,才能走出舍勒所言之“资本主义内部狭隘的市民精神”,“无产者”并非仅仅是一个有关经济地位的概念,它自身所蕴含的超越资产者的文明因素和精神气质,才决定了社会主义是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文化与生活的文明类型[27],这也正是现行宪法提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以及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之深意。

  

   四、“五四宪法”的国家治理观

   “五四宪法”设定的国家任务如何实现?这必须通过宪法实现治权的规范化,形成特定的治理制度安排。“五四宪法”确立了一种建立在“承认的政治”基础上,“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弹性威权主义,这种弹性威权主义背后是五四宪法对于中国生存处境的实用主义处理,既坚持根本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原则,又从历史的前提、现实的生存条件与阶段性目标出发,合理设定宪法规范,做到最大程度上整合国家建设的资源,调动国家建设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一种弹性与权威的结合。可以说这样一种具体的治理理念深刻影响了现行宪法及其四次修改的思路,决定了我们现阶段宪法治理的基本格局。

   在毛泽东同志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制宪思路:“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

   然而,这种刚性的治理思路显然必须针对现实生存状况作具体分析,五四宪法抓住了两个最根本的实践基础:在那个阶段,中国的治理主体必然要容纳资产阶级,而不可能完全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中国的经济制度也必然要容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而不可能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前只保留和承认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规范容纳了巨大的制度弹性:

   第一,关于国家治理主体的表述。五四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该条既是对国家性质的规定,也是对国家治理主体的规定。与共同纲领不同,它不再直接表述各民主阶级的地位,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主体的特定性;但同样在序言部分规定“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并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专政对象,排除出国家治理主体的范畴,甚至对于剥削阶级也通过预留“通过劳动,将其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来纳入“人民”的范畴,实现向治理主体的转化。[28]

   现行宪法更进一步弱化了阶层划分与“劳动”在政治承认中的作用,以“宪法爱国主义”的思路明确了更为弹性的国家多元治理主体:“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29]

   第二,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物质基础和手段。五四宪法第5条规定了现在国家有五种经济成分: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者、个体劳动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这里治理的弹性表现在,宪法使用“现在”的表达,明确说明了这是现实条件所决定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正视;同时在第6条明确国营经济的主导原则地位,在第7条说明合作社所有制的过渡性质,在第10条指明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所有权,并明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30]

   现行宪法同样采取了这样一种弹性的从现实条件出发规定多元的治理物质基础与要素的思路,例如改革开放的整体时代背景明确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6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俗理性安排(第15条),并在这个根本思路下通过1999年修改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11条)。在市场成为一种基本的治理手段前提下,劳动、资本、技术都可以成为这种治理手段的要素。

   这种巨大的弹性治理空间使得中国的宪法秩序呈现出一种不断自我收缩与调适的实践理性,保证了现行宪法的开放性,能够最大程度地拓展宪法的生存空间,实现规范性与社会可接受性之间的融贯。这种弹性的权威主义对于今天通过宪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最后,“五四宪法”确立的弹性权威主义治理还体现在宪法自身的权威就构成了一切弹性制度空间生长的前提。国家治理必须纳入宪法本身的权威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社会契约   国家任务   国家治理   宪法权威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635.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