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儒家道统是中国立国之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8 次 更新时间:2014-11-27 20: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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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受访人简介:郭齐勇,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等。

   采访人:任重(儒家网主编)

   周绍纲(新浪历史编辑)

   受访时间:2014年11月20日

    

   回应余英时先生:儒家文化面临“灵根自植”与“更生”的最好形势

   儒家网:您很关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最近,余英时先生指出,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您对余英时先生的批评,如何回应?

   郭齐勇:余先生说:历史上儒家曾被专制王权所利用;有两种儒家,一种是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这是真正的儒家,同时又有另一种儒家,是维护皇权的制度性儒家。这话大体上是不错的。余先生对今天中国大陆的现状十分隔膜,又不肯回来看一看,这是很遗憾的。当代新儒家牟宗三讲道统、政统、学统,讲政道与治道,很深刻。余英时先生反对道统,把儒家破碎化了。儒家道统是中国立国之魂。

   我曾于2009年发表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一文,其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家化,这话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其实我说的是大实话,因为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的社会。我在拙文中指出,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社会文化土壤或背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思想根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今天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离不开调动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学传统。我们不应该抽象地教条化地对待儒家传统。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之最为紧迫的课题,一是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全面、可持续地发展;二是政治与社会改革,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三是中国主体性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包括荣辱观的建构,振刷官德与整饬吏治。在这三方面的理念、制度、心理习俗系统的建设中,中国智慧及儒家文化资源都可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是马中西三者的互动交融,现在认识到过去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太过糟蹋,而当前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都需要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指导、参与、滋润与调剂,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现阶段,在中国大陆谋求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果没有官方推动,光靠民间努力,确实还不行。因此,对于官方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重大举措,我们持欢迎态度,亦可借势把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得更好。会不会有政治架构利用的问题,我想可能难免,但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知识分子应有自觉。中国文化、儒家文化面临“灵根自植”与“更生”的最好形势,我们应秉持儒家的常经、常道,建设性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包括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展开批评。总之,要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化是本不是末,是体不是用,是根干不是枝叶。

    

   如果讲宽容,儒家要比基督教宽容得多

   儒家网:余英时先生说中国思想史上有反智问题,说儒家有反智倾向,从董仲舒到康有为,或者说从孔子到如今的儒者,是不是存在反智倾向?尤其儒家的神秘主义或神秘主义心性论既有优势也有弱势,但与基督教等相比其优势不优,与科学思维相比其弱势甚弱,信念主义者往往也难以“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地行动(反而容易党同伐异),神秘主义主导的儒家或儒学是否与科学精神不契?现代儒学如何注入科学精神?

   郭齐勇:余英时先生的这一讲法,我不敢苟同。与世界各大的宗教、文化传统相比,儒家最重视学习、教育。诚然,孔子、儒家重视道德的教育与教化,但孔子、儒家提倡学习的文明,其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传统,当然是建立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之上的,毋宁说是价值与知识并重的。东方、中国文化的语言、知识、逻辑、理性,与西方,特别是近代西方的传统有所不同,并不是反对理智,而是包容与超越理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儒家贴上“神秘主义”的标签,儒家及其心性论,一点也不神秘,所讲的内容都是平实近人的普遍性道理。各位去读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很有分析精神,一些范畴的分析十分精细。儒家重心性论与治化论,但儒学不但不排斥科学,反而包容、促进了古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在看待儒学与科学关系的时候,一定要跳出西方中心论,不要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唯一的参照,而要充分重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及其独特的研究范式。这一点,西方学者李约瑟独具慧识,尽管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如“李约瑟难题”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但是他大致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正确估价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思维方式的特异之处,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实际上做出的绝不亚于西方的贡献。

   我同意余英时的老师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科学、宗教相对立。如果说儒家所凸显的“重人生、重道德”的人文精神一定与科学精神不契,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以最招今人误会与咒骂的宋代大儒朱熹为例,他主张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伦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因此朱子的“智”,既包括对道德的认识,也包括对事物的认识,他不仅在儒家的心性论上有自己的创见,还对天文学、地质学、农学都有贡献。所以说,把儒学视为反智,视为与科学完全对立,是没有根据的文化自戕。当然,毋庸讳言,中国文化、儒学与近代实验科学是不同的,这需要具体的辨析。另外,科技与人文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平衡关系,不存在一个代替另外一个。

   至于儒家与基督教的比较,这是中西文化比较的大问题,需要下功夫谨慎地辨析,这里限于篇幅,只提醒一点,基督教的宽容是以惨烈的战争为代价的,至今仍然强调唯一真神,具有不容置疑的排他性。如果讲宽容,儒家要比基督教宽容得多。中国儒释道有对立,但更多是相互宽容、融合,从未发展为宗教战争。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从没有对外殖民,更没有如罗马人的掠夺与把奴隶当牲口,如西方人对印第安人采取的残酷的种族灭绝暴行。如果讲理性,儒家要比基督教理性得多。儒家的理性是具体的理性。宗教有神秘主义,儒学是人文的,反神秘主义的。董仲舒借助了当时的一些说法讲三纲,给人主戴上紧箍咒,董仲舒有神秘性色彩但并未堕入神秘主义。儒家有知识系统,主流是价值与知识并重,其德性生命的成长与体验之学,是与现实人生的成长相伴随的,绝不是什么神秘主义主导的。

    

   与邓晓芒先生辩论,澄清“亲亲相隐”,防止再回到秦始皇和文革暴政

   儒家网:近十年来,就儒家“亲亲互隐”观念,您携手同仁与邓晓芒等学者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论辩。对于这场扩日持久的辩论,学界与公众各抒己见。一方面,如有的学者指出,反方的观点十分幼稚荒谬,本不值一驳;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确实有人甚至有的儒学研究者赞同邓晓芒诸学者的观点,认为儒家与现实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邓晓芒等学者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观点,而且,社会上居然会有一定的信众?

   郭齐勇:“五四”以来,单线进化和新旧二分的文化立场大行其道,造成整个社会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有很多误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朝野上下,包括大多数的知识人,基本上把我们的文化精神资源统统作为糟粕,其流风余韵也延续到了今天。正是沿习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文化心态和思维定式,邓晓芒等学者才会把儒家与现实腐败联系起来,要求儒家对腐败负责。他们并没有真切地了解儒学,却总是想当然地解释历史文本,随意联系现实,在下结论前就预设了儒家与现实腐败存在必然联系的前提,不加分析地把现实中所有的罪恶,都荒谬地归因于儒家。这不仅是厚诬古人,也推脱了现代人应当承担的责任。邓先生的所谓“新批判主义”,对儒释道毫不讲道理的所谓“批判”,没有理性,也不讲逻辑,迎合了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对理论、历史、现实缺乏具体分析。他对传统文化有大量误解与歪曲,其批判也只能是隔膜的、不相应的、外在的。我主编了《〈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与《正本清源论中西——对某种中国文化观的病理学剖析》两书予以回应,其中收有很多学者的文章,有深切细致的分析与讨论。实际上,邓先生对有的西方经典也是囫囵吞枣,在理解上大有问题,如他写了几篇论文论说苏格拉底支持“儿子告发父亲”,显然没有读懂柏拉图《游叙弗伦》篇,因为他用的是线性思维。

   您说的现在一些人的误会,是不了解儒家提倡的孝道与“亲亲相隐”、“爱有差等”等命题的具体历史内涵,望文生义,以为儒家只讲亲情,不讲公义公德。实际上,儒家教养对古今的贪腐都有批判、遏制、防治之功。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澄清“亲亲相隐”等问题,就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反省,不要再回到秦始皇和文革时期等反人性的、鼓励告奸的暴政,儒学与民主政治可以很好的结合。我们要在理性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基础上,全面体察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局限与优长,多作创造性转化工作,使之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参与现代社会、家庭与个人的生活。

    

   儒家“礼乐刑政”社会治理传统,比今天笨拙的所谓“管理”要智慧得多

   儒家网: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传统的“亲亲互隐”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法律体系,应该是这场论辩成果的最好体现。儒学要在当今发挥实际作用,一些合理的思想观念必须参与当代的制度设计、法律实践和规则制定中。就此,您认为儒家的哪些思想资源值得认真对待和借鉴?

   郭齐勇: 我们对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传统的“亲亲互隐”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纳入法律体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当代的制度设计、法律实践和规则制定而言,儒家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但具体说哪些资源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全局的观照,在进行创造性转化后,参与制度的设计、规则的制定,这需要当代的知识分子一起做努力。最近十多年,儒家的公平正义论是我比较关注的研究题目之一。通过研究先秦儒学中的政治思想,我发现这些资料中蕴含着“实质正义”的内容。孔子肯定、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合理的私利,强调民生问题,并不一概反对私利,但反对以权谋私;主张从民间“举贤才”与“有教无类”,开放教育与政治,肯定民众的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的权利;强调责任伦理、信用品性、廉洁奉公,作为对为政者、士大夫在公共事务中的道德要求;有关君臣权责的相互要求,含有政治分工与制约的萌芽;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等。孟子的政治哲学涉及生存权、财产权的“制民恒产”,论及土地、赋税、商业政策之平等观;有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要求政府不仅要养民安民,而且要教民,讲求教育公平,提倡平民参与政治,肯定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尊重民意、察举,官守、言责与官员自律,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思想及“民贵君轻”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革命论等。《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荒政,对灾民的赈济及其制度化;养老恤孤扶弱的制度安排;颁职事及居处、土地、赋税、商业之制度与政策;选贤与能的主张与制度诉求;“德主刑辅”,以德教为主,强调刑罚的慎重与刑罚的程序化,隐私与私人领域的保护问题等。

总的来说,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儒家推动的制度架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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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墨者永在行无止 2015-04-12 20:33:40

  发表了博文+《驳@蒋庆+王道政治优胜于民主政治?》+-++http://t.cn/RAxeD5Q

墨者永在行无止 2015-02-02 21:36:56

  墨者永在行发表于 15/02/01 16:34
    容隐权是对儒学亲亲互隐的肯定还是对儒学大义灭亲的否定呢?我的基本观点: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表述没有问题。将亲亲互隐合理化的是孟子的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说明:隐是对坑害人行为的包庇,是另一个形式的坑害人。直,是指父为子隐之慈,子为父隐之孝。直,慈孝也。自孟子始,儒生们就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所以儒生所有的辩护都站不住脚!容隐权是对坑害人行为(亲亲互隐)的肯定还是对互证(大义灭亲)的否定,是本博论述的重点。我的观点:容隐权,是对亲亲互证即儒学的大义灭亲的否定,是对亲亲互隐,直在其中,直(慈孝,即人伦)的肯定。而不是对隐这一坑害人的行为的肯定。亲亲互隐,直在其中的逻辑是,a(即攘,隐)不合理,但合理的b(慈孝)在a之中。所以,孔子说亲亲互隐,直在其中的意思非常正确。因为合理的b在任何时候都是合理的。即父为子隐的因为慈,子为父隐的因为孝。慈孝,即人伦,是非常合理的社会正义。为什么又批判呢?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而坑害别人。包庇坑害人的亲人,本身就是坑害人的一个方式。即使认为亲亲互隐合理的儒家,同样认为亲亲互隐不合理,只是他们不敢正视和缺乏反思,原因就是他们迷信和崇拜权威!比如儒家所认同的大义灭亲。那么,我就要问:究竟什么时候才是合理的呢?难道是当你的父亲攘羊,你包庇隐匿,作为施暴者时合理?还是瞽叟杀你父,舜窃负而逃,你作为受害者,认为亲亲互隐合理呢?当儒生们违背了孔子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原则后,似乎就合理啦!此时,儒家的恻隐之心的仁,难道喂了狗?所以,把容隐权说成是对亲亲互隐这种坑害人的肯定,要么是故意混淆是非,要么就是一脑袋浆糊!那么,容隐权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诚如我前面所说,容隐权是对儒学大义灭亲的否定,不是对亲亲互隐的隐肯定,是对直在其中的直的肯定!所以,容隐权的实质是建立在社会正义和人伦之上的善,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以恶反恶!下一条,我将说一下墨学中的立法原则!墨学中的立法原则。法仪篇说,法不仁,不可为法,故君,父,学不足以为法!莫若法天!因为莫贵于天,莫智于天。天代表的是自然正义。墨经中说,意,规,圆皆可为法!这里的意指的是人们的共识,协约。为什么说意是人们的共识和协约呢?因为墨学讲,民若法。天与意正是立法的基本原则!即社会正义,与人伦人性!所以容隐权是以此为基础的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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