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在学术史中重读瞿同祖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1 次 更新时间:2014-11-25 22: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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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26年前的春天,"大四",撰写毕业论文,有关中国法律思想史,我阅读了新版的瞿同祖先生的旧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下简称《法律社会》);[1]总体感觉"好",与当时读过的诸多中国法律史、法律思想史教科书甚或学术著作不同,讲道理,有味道。将近10年后,在美国偶然阅读了瞿先生的英文著作《清代地方政府》(以下简称《地方政府》),[2]同样是这种感觉。会同改革开放以后的其他著作,它们大致确立了我喜欢的那种法律(而不是法律史)学术著作的直觉标准。但为什么,一直没有深究。直到前几天,瞿先生去世,《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告诉我,并希望我写些什么,才把这两本书重新翻了一遍,才有了这篇文章。

   在中国,即使在学界,在公开场合,纪念前辈的常规方式是高度的--因此难免过度--人品和学术赞扬,而且秩序不能颠倒。这很好。但这不是学术纪念,还常常会给年轻学子一种人品与学术成就的错误因果关系。我试图改变一下这个常规。我从未见过瞿先生,只能集中着眼于瞿先生的这两本著作,试图在中国近代以来法律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中探讨瞿先生著作的贡献;特别想冒昧地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基于学术,探讨一下瞿先生作品的局限,理论的、方法的,不仅与个人有关,而且与时代有关。这种看似不合常情的文章也许会比"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美更令我们的学术前辈欣慰--毕竟,学术是他们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学人最渴望的其实是理解,而不是"粉丝"。

   一、特点

   尽管有其他著作,[3]这两本书无疑是瞿先生的代表作,是在我这一代以下的中国学者中影响最广泛的著作。之前已有不少学者针对这两本书各有所分析、评论。[4]但若不是以单本书,而是以学者,作为分析考察的单位,我有以下发现。

   瞿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做了除经济关系之外的全面的社会整体分析。《法律社会》侧重于考察中国古代的非正式社会制度与正式法律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层面考察法律;关注点集中在:家族、社会分层(瞿先生名之"阶级")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巫术、宗教和政治法律思想流派)。《地方政府》侧重于考察上层建筑中的(地方)政治与正式法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从政治组织层面考察清代的法律。两书的研究对象不重合,学科视角也不相同,但相辅相成,展现了瞿同祖先生眼中和思考中的传统中国的政治、法律与社会。但民间和国家的分界并不截然,特别是在古代中国,因此两书都研究了在功能意义上重叠但指涉并不重叠的位于现代定义的"社会"或"国家"之边缘,介于今天看来明确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民间制度规则之间的那些社会现象。在前书中,主要是家族以及儒、法思想,在后书中则主要是"长随"、"幕友"和"士绅"这三类本不在,也无法纳入传统官僚体制但显然又是传统政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这也是该书最给人启发的章节。瞿先生因此展示了很显著的整体主义研究进路,这在此前的法律史学者中没有,在当代中国学者也很少能始终有效贯穿这一思路。今天的学者可能将之归结为来自瞿先生年轻时的社会学教育背景(理论),但我认为更可能来自他看到和感受到的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经验)。

   整体分析需要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这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研究者的思想构建。针对研究的问题,瞿先生汇集和重组了历史提供的大量材料。许多后辈学者鉴于瞿先生的研究材料来自于历史,因此趋向于把瞿先生的著作视为法律史(编年史)研究,但这是一个错觉。他的两个研究都是韦伯所谓的"理想型研究"。他拒绝了传统史学(或看似)以时间作为构建研究对象的天然,通过抽象,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放逐了时间,放弃了细部变化,他建构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整体的中国。关于这一点,瞿老说得很清楚。《法律社会》"将汉代至清代二千余年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5]而《地方政府》"选择以整个清代为研究对象……(力求)发现清代行政统治的一般模式、特征……开放性描述地方政府的结构。"[6]

   如此构建研究对象的理由在于瞿先生的功能主义的法律观和社会观:法律回应了整体社会之需求。因此,在他的笔下,中国法律不再是之前或之后许多法律史著作那样的编年史,不只是最高统治者的命令;他的中国法律几乎与王朝更替或常规的政治发展无关。这种整体主义并没有忘记或忽略法律的变化(例如他关于"同姓不婚"的历代实践或地方实践的分析),但瞿先生充分展示了这些法律的实际变化说到底都回应了社会的变化。瞿先生充分实践了对学术问题、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单位的自觉,而这是许多后代中国法律史学者(包括许多追寻和模仿瞿先生的学人)非常缺乏的。许多学人常常只关注如何在前人的法律史研究范式内,在史料上、细节上或表达上有所推进,贡献主要是传承。

   贯穿瞿先生研究之始终的大致基于经验的中国本位。所谓中国本位,并非固守中国传统的学术命题、学术表达或学术分类,或是对中国的强烈偏爱。在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瞿先生是在一种"世界可比性"的框架中来分析中国法律、政治和社会的。他在著述中也不时引用当时的外国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同中国经验对比;当中国史料或经验不足之际,他也曾以论代史,用外国经验研究成果或理论来勾连空缺或作为替代(最典型的表现是在《法律社会》中关于早期复仇的概述);但总体而言,在他笔下,一是中国是作为整体展现自身的,因此才有可能以家族来讨论法律;二是中国不是作为西方历史和经验的异端,中国特点不是作为他厌恶批判(恨)或痛不欲生(爱)或两种情绪混合的荒谬或错误展示的。他始终注意了贴近他从史料中看到的以及也许在他的时代还能比较强烈感受到的那个社会现实,努力展示了他关切的这些制度如何同中国社会在逻辑和功能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不是没有主观好恶,但经验本位和中国本位使他获得了一种今天看来学术上的公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后面将分析的当时的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事实上,在我看来,正是他的《法律社会》引发了改革开放后的那一代法学人重新理解、反思和表述传统中国法律的努力。

   两书都展示了瞿先生力求沟通古今和中外的持续努力,这其实是广义的传统中国法学研究进入20世纪后必然也必须经过的蜕变,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蜕变。除了上面提及的研究进路和视角外,这还表现在他对史料的运用上,也表现在瞿先生的叙述和论证上。瞿先生的写作有相当明确的读者意识。与之前的法律史著述的读者不同,《法律社会》的预期读者不是生长在传统中的中国仕人和学人,而是转型中国的学人,甚至大多不是学人,而是未来的学人--正日益脱离传统中国社会的年轻学子;他必须展示作为传统中国法律之依据的传统中国社会,这是理解前者的社会语境。《地方政府》一书关注的是西方社会的英语读者,绝大部分是学人或学子,他们熟悉相关的理论,懂得学术研究的价值无涉,但对清代传统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因此作者更关注如何把读者带人传统中国社会语境。考虑到读者,瞿先生后一书的写作围绕主题强化了叙述、论证和相关背景的介绍,而较少断言。比较两书对中文史料的使用,可以发现,《法律社会》还有传统史学注重材料的痕迹,较多诉诸基于事件的史料展示,以求说服相信史料的中国读者反省、反观,促使读者理解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使读者不再受制于历代的"法条"。《地方政府》则大量运用比较一般性的描述,较少使用有关个别事件的文献,许多文献资料甚至被转换成了图表,-表达更为"现代化"了。这不只是学术的深入或学术表达的转变,它更反映了作者力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沟通了古今学术和中西学术。这种"讲理"也为瞿先生赢得了更多的也许是他当年未预期的当代读者。

   社会学背景使瞿先生深刻理解了历朝历代的字面法律与社会实践中的法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理解"法律"这个词的指涉在中西语境中并不重叠,因此他更关注非规范性法律文献,力求从个案、判例和其他相关记事不仅核实了正式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实际状况,而且展示了官方文献未予记录的非正式的法律或实践中的正式法律,把许多"非法律"变成了法律。他把"法律"这个概念具体化了,语境化了。这两个研究可以说是最早的同时也是比较成功的法律交叉学科研究。在自己的时代,他比较好地追求了一种社会科学趋向的法律史研究。

   二、贡献

   所有这些都是瞿先生的学术特点,其实也是贡献。但这些可能都不能算实质性的发现或贡献,更多的还是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改变和丰富,以及对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表达。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把瞿先生放在自沈家本以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中来考察。

   沈家本的重要法律史著作是《历代刑法考》,[7]它汇集了丰富的历史记载,特别是官方文献,展示了从上古到明代我国刑法制度的沿革流变,特别是其中的《汉律摭遗》22卷,对材料征稽探隐发微,力求穷尽,引用了大量汉代人的说法来解释汉律,使得今天的人大致可以了解已被当时人遗忘的汉律。但在今天看来,该书以及稍后问世但同样被认为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的法律史著作,即程树德的《九朝律考》,[8]贡献都主要在于中国法制史官方资料的汇集和整理,主要沿袭的还是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他们没有或看似没有什么理论兴趣,他们的兴趣主要限于正式法律制度的流变。除了专门研究中国法律史者外,今天的一般读者很难有兴致阅读这类著作,哪怕是名著,是经典。

   沈家本和程树德是19世纪的学人,其著作的主要预期读者是专门家或传统政治家(帝王将相或仕人),并非写给年轻学子。他们力求传达的是政治经验,是判断,而不是学术智识,必须借助的是读者的政治经验和悟性,而不是读者的理论思维。因此,处在近代以来的"三千年未见之大变革"中,他们的伟大著作受到当代大众读者的"冷淡"几乎难免。但也不要全埋怨时代,或寄希望于时代,因为并非新世纪的学人就一定属于新的世纪,就会有新学术,就一定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与瞿同祖同出生于20世纪,仅比瞿先生年长7岁,有着与瞿先生看似非常相近的教育(包括留学)背景的杨鸿烈先生撰写的同被法律史学界视为名著的《中国法律发达史》[9]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使用的是白话文,甚至杨著开篇第一句就引用了西方学者,全书完全以西方近现代法学和法律部门分类切割了中国历代法律制度:每章都先概述一下该朝代的政治背景,而后按法典(立法)、法院组织、诉讼法、刑法总则分则、民法总则分则、法律思想、法学家等题目分别阐述。但只要读几页,读者就会发现,除了编撰方式和白话文外,杨鸿烈的整体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属于沈和程的学术世界。这是有一本"编年史"的法律自身的发展演变史。除了借用了一些来自西方的新术语、命题和概念外,你无法深刻感受到作者自己的问题和思考,有的大致是西方法律框架的中国材料组织。尽管同代,杨鸿烈先生与瞿同祖先生却生活在两个学术时代和学术世界。

   如果把眼光延展到今天,我们会发现,借助于今天中国高校法学教育体制、教科书和人才培养体制,沈、程以及特别是杨的编年法律史研究模式、史料组织方式和表达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延续;[10]变化的只是简单化的通俗化,增加了现代社会、当代社会的一些关键词或流行表达。读者或学生从中也许能感受到中国法律史的悠久或知识的浩瀚,却很难感受到中国法律人曾经的智慧、理性或知识的力量。但恐龙(古老和庞大)不足以引发普通研究者的尊敬。相反,瞿同祖先生没有撰写教科书,学术著述也较少,没有指导过研究生(没有弟子),因此没有直接的传承,但自1980年代以来,他的著作和研究进路主要通过学术市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不限于法律史的学人,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自发的社会影响,出现了一批或多或少地追求瞿同祖范式的研究著作。[11]

正是在这一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时间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瞿同祖先生的贡献几乎--夸张一点--令人有"拔地而起"或"横空出世"的感觉。上一节分析的他的著作的那些特点实际上是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看似有点另类的法律史或"法律文化"研究的先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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