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巫宁坤: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的受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9 次 更新时间:2014-11-25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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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巫宁坤先生住在华盛顿郊区的国际公寓,家中摆设简朴而富有文化气息。书桌上引人注目的是余英时、巫宁坤、乔志高三人并肩大笑的照片。交谈了一会儿,我发现巫先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讲完一句话都会笑。

谈起西南联大,巫先生取出一封汪曾祺的毛笔信让我欣赏。“曾祺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章写得好。我这两天刚整理出来他给我写的信,他送过一张最好的画给我,就是昆明的雨。这封信是讲怎么画昆明的雨,信是很珍贵的,用毛笔写,后来他给我写信就用圆珠笔或钢笔了。”他悠悠地回忆,“我们是1936年在镇江集中军训时认识的,在那儿真是朝夕过从。后来在西南联大又碰到了,住在同一个宿舍,所以每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泡茶馆、写文章、写诗,我们写出来都是互相先看一看,投稿出去,我们拿点稿费吃馆子。”

一生爱国,因为抗战而停止学业到军中当翻译,又在博士学位举手可得时回来报效祖国,巫先生把自己的经历总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说:“余英时先生让我写关于思想改造的历史,他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所谓‘心史’,特别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我最近发现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的受难。狄兰·托马斯写的就是人的灵魂的受难。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那是最高级的人的灵魂的受难。《呼啸山庄》写的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所以才有价值,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则根本看不懂。”

现在,巫先生在美国多写书评和纪念性的文章,小说家哈金每本书都会送给他,由他写书评。“现在余英时先生叫我收集起来,在台湾出版,他觉得这些很重要,应该把它结集出版,这书叫《孤琴》。”巫先生说,“我是懒得不得了的人。有人告诉我应该写到美国以前的事,我眼睛不好,现在离开电脑不能写什么,我拿起笔就写不出来。”

正谈间,巫太太李怡楷回来了,巫太太是虔诚的教徒,巫先生专门找出一张1986年到梵蒂冈见教宗的照片。晚年生活,夫妻相伴,过得从容。巫先生幽默地说:“我的一辈子最后就到国际难民公寓来了,我这里旁边是墨西哥人,再过去是美国人,再过去是香港银行家的夫人……”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在学期间,他与汪曾祺时相过从,多受沈从文、卞之琳的教益。


李怀宇:关于西南联大,我访问过何兆武、杨苡、方贵龄几位前辈。

巫宁坤:我在西南联大读书了两个学年,时间应该是一年半。杨苡是我的好朋友,她比我班次高,她哥哥杨宪益也是我的好朋友。方贵龄我好久没有见过了,我认识他的。

李怀宇:现在很多人怀念西南联大,在你的印象中是什么样的?

巫宁坤:大家生活过得很苦,可是情绪都很高。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在一起是喜欢文学的,所谓文艺青年。我们并不太关心政治,可是政治关心我们。我们很多时间并不花在课堂上,因为有时候要跑警报,上课也不多,也不是每个教授都教得很好。大家现在都讲大师什么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师生的接触就超出教你课的老师,好像沈从文、卞之琳没有教过我,可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教师。周煦良介绍我认识卞之琳,吴宓也是我拿着周煦良的介绍信去拜访他的。

我跟卞之琳的来往就很多,我的外国文学都是亏他给我介绍,每次他都给我几本书看。他的书就是英国文化书,他对法国文学也很有研究,这对我影响很大。

沈从文先生也是没有架子的,我跑去拜见他,他总是欢迎的。后来我到北京以后,才发现沈先生原来跟我是亲戚,他的太太是张家的,我的姨妈就是她的婶母,所以后来他送给我书的时候,就写“宁坤表弟”。沈先生的作品我非常喜欢,我到了北大荒还有机会读他的书,读他的《边城》、《湘行散记》。跟我一起劳教的,有一个人是沈先生过去的学生,他带去了沈先生的作品,我们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他的书,一边劳动,一边可以谈,沈先生的书可以说是鼓舞人心。

李怀宇:我这一次到耶鲁采访了张充和。

巫宁坤:充和是我的表姐。(笑)他们安徽几大家庭:李家、张家、我的外公家。

李怀宇:听说在西南联大时,卞之琳是追张充和的。

巫宁坤:追得很厉害。原来在北京就追,到了昆明还追。卞之琳后来到英国去的时候,我在美国,他给我写过信。多年的追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张充和嫁给傅汉思了,他很伤心。后来八十年代以后,我每次到美国,他都让我带书送给张充和,我到张充和家去过,就是因为卞之琳让我带书给她。卞之琳非常有意思的,我去看他,他正在家听录音,是张充和唱昆曲,他太太不在家。(大笑)他太太我也认识的,他们结婚以后,曾一块儿到西郊来看过我。卞先生没有教过我,可是他是我的老师。

李怀宇:汪曾祺写了那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他在那儿到底是什么样的?

巫宁坤:他是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就躺在床上不起床了。朱德熙是他的好朋友,去叫他,朱德熙也没有什么钱,就抱着一个字典去卖掉,一起去吃饭。这恐怕是后来是事情,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他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我们拿了稿费就去文林食堂吃饭。当时我们就觉得曾祺才华在我们之上,他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是我在茶馆里看的,好像是发表在《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平明》。他们非常欢迎我们的稿子,特别是罗隆基夫人王右家当主编的时候,我写的诗、小文章她很喜欢,王右家后来跟罗隆基离婚了,到英国去了。

  李怀宇:你在西南联大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巫宁坤:主要兴趣就是看书写东西。那时候想写诗,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诗,胡写,因为我的老师也鼓励,就想学点英国文学。那时候会英文,法语刚学了一年,本来读下去的话,法语要学三年,那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了。说实话,在西南联大也没有学过许多东西,都是看书,都是卞之琳借的那些书,从不懂到半懂,从半懂到懂。这很好,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人又好,不是后面碰到的势利鬼。杜运燮你听说过吧?老杜跟我在外面租房子住,目的就是可以安静地写诗,老杜写诗很有意思,一天一本,小笔记本。我是一天一首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当不了诗人。

李怀宇:那时候对英美文学已经很感兴趣了?

巫宁坤:我们在高中有英语课,到了西南联大,大一英语就是一本英语课本,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有一门课叫英文散文,一门叫英文诗,至于小说,还没有碰到。小说课要到三年级才有,我根本没有念过。我跟吴宓先生学了一年,他是教欧洲文学史,这是外语系的必修课,那课份量很重,占的学分最多。当然他有多大的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

李怀宇:钱钟书不是说“吴宓太笨”吗?

巫宁坤:杨绛不是否认吗?话很像他讲的。我中间当了几十年右派,到八十年代回到北京,常去看钱钟书,他从来都是欢迎的。我跟他没有学术上的关系,我也没有崇拜过他。我也没有去研究过他的《管锥编》。我跟他一起当过翻译,他是前辈,我是小翻译。


1941年至1946年,巫宁坤任空军英语译员。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1951年夏,作为博士候选人的巫宁坤应燕京大学西语系电聘回中国任教,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


李怀宇:怎么在西南联大那么好的大学读了一年多就走了?

巫宁坤:是因为飞虎队到中国来了,我是第一期翻译班,是战地服务团办的。那时候要学英语,而且我要抗战,美国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还能不去吗?我跟杜运燮是同时报名的,当时外语系只有我们两个报名,到第二期就征调了,后来在全国的大学征调。

李怀宇:在军中搞翻译就搞了5年?

巫宁坤:从1941年到1946年,后来我在1943年12月到美国来,太平洋战争以后,飞机也没有,汽油也没有,所以飞行人员就送到美国来学习。我在机上当翻译。打完仗,我是第一个辞职的。学英语还要回去啊?当然在美国学了。就留了美国读书,原来在西南联大已经有学分了,又学了一年多,就毕业了。1948年拿到学士学位了。后来我就到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多,拿了硕士学位,后来就留下来念博士学位,后来燕京大学因为美国人要走了,把我请回去了。

李怀宇:那时候在美国特别想回国?

巫宁坤:那时候出去留学的人都想到自己要回来,不像后来到了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我们都是知道要回去的。1951年我在念博士学位,正在写博士论文,因为燕京大学来了两个电报请我回去,而且那时候多拿一个学位,负担重一些,因为回去是美国学位。(笑)

李怀宇:当时你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吗?

巫宁坤:很不了解,因为国内的人不断地来信,劝我们回去,我妹妹就是一个。巴金的夫人萧珊是我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来信叫我回去,叫我不要当“白俄”,说得很严重啊。而他们就是我最相信的人。

李怀宇:你到燕京大学教书跟赵萝蕤很有关系?

巫宁坤:就是她请我回去的。因为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文艺理论嘛,我们都是芝加哥学派的,老师都是一样的,通过老师就互相了解学习的情况。她希望把燕京大学英语系办成像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所以请我回去。她是非常温和的人,很听话的,时代变了,就跟着走的,不是跟你对着干的。她亏得是这样,本人吃的苦就不多了,当然后来她丈夫陈梦家自杀了,她自己也变成精神分裂,她后来写了陈先生简单的传记,在国内发表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李怀宇:陈梦家先生太可惜了,很多学问没有写出来就去世了。

巫宁坤:陈先生的学问当然很专了。他不像钱钟书先生这样,钱先生当然是看得起的人很少。陈先生当年是新月派主要的人物,后来又搞文字学又搞考古学,他的成就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我觉得陈先生后来非常压郁,他们在这里很不适应。赵萝蕤拿到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留在美国绝对没有问题,她赶回去了。陈先生以他的考古学成就,在美国教书也没有问题。他们很爱国,乡土情怀非常浓的。那个时代像胡适先生看得这样又清楚又远的能有几个人呢?

李怀宇:你到了燕京大学时,讲话很自由吗?

巫宁坤:那当然是很自由,他们警告过我的。赵萝蕤和吴兴华都警告过我的,我那时候情绪很大,整到我头上,我就有情绪嘛。经历的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嘛。应该说我对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李怀宇:那时候了解李政道在美国的情况吗?

巫宁坤:我们那个学校很奇怪,像《时代》杂志、《生活》杂志,我们都订的,那时候我们都看到他的照片,关于他的文章。

李怀宇:1979年在北京和李政道见过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巫宁坤:我算老几呢,人家是世界级的人物。他见过天主教的教宗,但是我们俩是不同身份见的。他去跟教宗见面,是一起去开会的,我也跟教宗见面了,我是以一个朝拜的身份去的,但是教宗非常重视,因为我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去梵蒂冈见他的。

李怀宇:你在北京的时候,是因为搞翻译的事情跟钱钟书先生认识?

巫宁坤: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亚太地区和平会议,我到燕京大学不到一年,他们就把我调去了,那次很多人,像卞之琳、朱光潜都去了。那时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汉译英,一部分英译汉,英译汉那边是卞之琳、朱光潜在掌舵,我们这边是钱钟书、李赋宁等人和我。我那时候有情绪,钱先生就提醒我不要出声,他当时也没有后来的地位,就是一个老一点的教授,并不是后来这样了不起的泰斗级的人物。我们去上班的时候,他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他后来当了副院长的时候有专车了,他也不大去,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吧。

李怀宇:在南开大学时你跟雷海宗先生也一起住过一段日子?

巫宁坤:他跟我是邻居。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教西洋史,他不是我的老师,但是他的课很有名,去旁听过。

李怀宇:人家说他是“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巫宁坤:他是很了不起的,死的时候还不到60岁。我是因为我的政治问题没搞清楚到南开大学去。雷海宗跟郑天挺都是北大清华的大教授,而且很有名,很有学问的。翦伯赞去了,要当北大历史系的主任,把雷海宗放在那里怎么行呢?他的威信怎么树立起来呢?因此把他搞到南开去了。后来评教授的时候,郑天挺还评了一级教授,他才评了二级教授。他是我的老师,我当学生时候,他已经是教授,我是青年教师。我们都住着老房子,南开原来的老教授都占了好房子,我们两个去了,不能把人家赶了,分给我们住嘛。

李怀宇:你跟穆旦(查良铮)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巫宁坤: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见过,但是不认识。可是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

李怀宇:他的诗后来被推崇得很高。

巫宁坤:那当然,后来说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这话当然有道理,他的诗写得好。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不写诗,我们不谈论这个。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是助教了,我还是学生,可是到了芝加哥大学,我已经拿了硕士学位,他才修学位。他结了婚,住在公寓里。

李怀宇:后来穆旦在南开大学的时候也是郁郁不得志?

巫宁坤:那当然了,南开的人应该是有些自卑感,怕别人比他强。我们新来的人都要受他们的排挤。

李怀宇:像在历史运动的大关口,心理上怎么挺过来?

巫宁坤:许多人碰到一件事情,挨整了,觉得冤枉得不得了: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整到我?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为什么不能整我?而整别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缺点,觉得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很多人自杀就是这个原因。你要枪毙我的话,我无还手之力,但是我绝对不会自杀。起初我还在怀疑自己,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追求进步,快得不得了。吴兴华可惜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那么聪明的人,恐怕超过钱钟书啊!说老实话,他的英文可能比钱钟书好。我很痛心,因为吴先生我是很喜欢的,我们一起打桥牌嘛,他讲话有时候也露锋芒吧。环顾左右,就是那个情况。


1979年,巫宁坤“错划右派”改正,返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曾于1982年至1983年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文系客座研究员,1986年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1990年曼彻斯特学院人文科学名誉博士,1991年曼彻斯特学院驻校学者,1992年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客座教授。


李怀宇:回到北京以后,联系比较多的还有那些老朋友?

巫宁坤:赵萝蕤还有联系,穆旦全家一直也有联系。我一回去,钱钟书就跟我很多来往,他很好,从来不谈过去的事,也不问我。我们东拉西扯的,你不用提话题的,他可以从这个题目跳到第二个题目。钱先生后来住在一个副部级的房子。

我到沈从文家特别舒服,沈先生从前住在一间西晒的破房子,后来给了他两间也很小,最后分到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他是到历史所去当研究员,他的级别恐怕不会比我高,他是世界级的大师,但是人家不管这些。

我回去时,汪曾祺因为《沙家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后来我跟他来往比较多。他后来想写一本关于汉武帝的小说,我觉得他基本上很压抑,他喝酒,是酗酒。你别看他那儿很热闹,谁来都行,他是那么聪明的人,这些表面的文章,他很寂寞,他是沈先生最得意的门生。我想曾祺他不适合写什么汉武帝,他写那些散文、短篇小说很好。他后来为了跟江青的关系,写了十万字的检讨,这是国宝,应该拿去存在档案馆里。他的工作很滑稽,是北京京剧一团。(笑)

李怀宇:回国后的二十多年有没有机会做学术上的研究?

巫宁坤:那时候没有。无所谓嘛,我们的灵魂在受再教育。我后来也写不出来了。脑子真正松开恐怕要到文革结束以后,我在成都会议上讲了一番话,那很有意思,我要自由的文学。实际上我们不懂政治,现在很多内幕出来了,我们是一无所知,就是周一良说的书生本色。周一良后来也忏悔了。穆旦被批以后,在他们家就变成划清界限的对象了,他的太太是周与良嘛。周家有很多党员,所以对穆旦很看不上眼,穆旦后来变成历史反革命了,他的追悼会周家可能也没有人去。后来周一良到晚年,是坐着轮椅到穆旦坟前去忏悔。周煦良是我的好朋友,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从扬州跑出来,跟他坐着同一趟火车,他和他未婚妻要到四川大学。后来他在华东师大,文革结束以后,他到北京去开会,我陪他去看望周一良。周一良当时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情绪很大:我有什么问题,叫我检讨这个检讨那个,我有什么好交待的?!

李怀宇:怎么翻译起《了不起的盖茨比》?

巫宁坤:1980年,是《世界文学》找我翻译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找我,因为我当时是受批判的人。限我两三个月交稿,大夏天,10月份要出版,6月还是7月才找我的,当我是翻译机器似的。我在五十年代也翻译过一些东西,都是人家要我翻译的,我自己也没有翻译家的愿望,也没有翻译家的本领。

李怀宇: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是怎么回事?

巫宁坤: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让我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我寄给他的稿子以后,觉得自己翻译的实在不好,就给他写信:你退给我吧,你找王佐良翻译好了。袁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那就算了,后来隔了多少年后,香港有个诗人叫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把余光中的翻译贬得一文不值。我是觉得不好意思,你不能把话讲得过头。他很硬: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反驳的文章登出来。可网上有些人写了,都同意他,觉得是他写的最好的一篇文章。

李怀宇:你在芝加哥大学读的可不是翻译。

巫宁坤:原来是没有翻译课的,有翻译课是后来的事情。后来芝加哥大学也有,英国有些大学也有翻译系。那时候觉得翻译怎么可以算是学问呢?后来杨宪益成了翻译家,原来他是想研究历史的,我原来是想研究一点英美文学。

李怀宇:夏志清原来是想研究英美文学,后来研究中国文学了。

巫宁坤:可是他有成就,把五十年代以后没有人提起像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重新发现了。要不然没有人知道,文学史上原来是没有沈从文的名字。

李怀宇:你自己去搞翻译,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巫宁坤: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根本谈不上翻译家,翻译家协会我一概不参加的。(笑)

李怀宇:重新到美国是什么样的机缘?

巫宁坤:1982年,加州大学邀请我的,他们说你离开那么多年了,对美国情况不熟悉了,先到美国游历一下。所以我提前来了,然后到加州大学。

李怀宇:三十来年没见,有什么变化?

巫宁坤:我这人是很不敏感的,看不出什么大的改变。当年没有把博士拿下来,现在想想有什么用呢?现在博士满国跑了。(笑)我们那一辈人当博士导师的,很多没有博士学位,像李赋宁就没有博士学位。钱钟书也没有,他是文学学士,然后毕业以后一年,交一笔钱,就可以封你一个硕士。

李怀宇:重新回到美国做学问,跟当年的传统有没有接上?

巫宁坤:无所谓接上接不上。要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可是没有一些东西让我放弃原来在芝加哥大学学的东西。尤其是解构主义什么的,实在不敢恭维,因为我也笨,也不敏感。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1951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著有英文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译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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