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滨:理解公共领域:文本与导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95 次 更新时间:2005-08-09 00: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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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滨  

  (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社会定位:在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

  

  18.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das oeffentliche Ra-esonnement)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19.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可以用下面的社会结构图来加以表示,但这样描述并不排除有简单化的问题:

  20.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讲,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它同样也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了开来。公共领域只限于公共权力机关。我们把宫廷也算作公共权力机关。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所以,对于私人所有的天地,我们可以区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包括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

  (18~20:《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2、34、35页)

  

  (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

  

  21.公共领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地带获得明确的政治功能之前,源自家庭小天地的主体性可以说无论如何都建构起了其自己的独特空间。犹在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性引起私人政治批判的争议,最终完全被取消之前,在它的保护之下,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作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前身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ische Offentlichkeit)已经形成。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种公开批判基本上还集中在自己内部  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心理学是18世纪出现的另一门特殊的资产阶级科学。心理学旨趣同样也引导着发生在已经向公众敞开的文化产物,如阅览室和剧院、博物馆和音乐厅中的讨论。由于文化具有了商品形式,而且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化”,因此,就要求它作为成熟的讨论对象,对于这个对象,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主体性自身有着清楚的认识。

  22.但是,文学公共领域也不是什么地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和王室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asentuntive Offentlichkeit)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成熟市民阶级中的资产阶级先锋派通过与“上层社会”,与王公贵族社会交往掌握了公开批判的技巧;随着现代国家机器越来越独立于君主政体的个人领域,“上层世界”自身也在不断地摆脱宫廷,在城市里构成了一种平衡势力。“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心;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对立之中,城市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

  23.参与讨论的公众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这样一个过程表现为已经具备公众和论坛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转换。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私有化的交换经济领域中的利益代表问题可以借助从家庭私有天地里生长出来的观念获得澄清,真正属于人性活动场所的正是家庭私有天地,而非像其希腊蓝本所说的那样是公共领域本身。随着社会领域  围绕着它的治理问题,公众舆论和公共权力展开了争论  的产生,相对于古代公共领域而言,现代公共领域的主题由本来的市民的共同政治使命(对内是自我判断,对外则是自我维护)转变成了进行公开讨论的社会的市民使命(保障商品交换)。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使命在于调节市民社会(和国家事务不同);凭着关于内在私人领域的经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敢于反抗现有的君主权威。

  (21~23:《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4、55页。)

  

  (四)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运作机制:平等交往、关注世俗、公开讨论

  

  24.尽管宴会、沙龙以及咖啡馆在其公众的组成、交往的方式、批判的氛围以及主题的趋向上有着悬殊,但是,它们总是组织私人进行一定的讨论;因此,在机制上,它们拥有一系列共同的范畴:

  25.首先,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其中的趋势是一反等级礼仪,提倡举止得体。所谓平等,在当时人们的自我理解中即是指“单纯作为人”的平等,唯有在此基础上,论证权威才能要求和最终做到压倒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私人(les hommes,private gentlemen,die Privatleute)构成公众,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赖关系在原则上不容许继续存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法律一道被悬搁了起来。虽说不是有了咖啡馆、沙龙和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有了它们,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要求,虽然尚未真正出现,但已在酝酿之中。

  26.其次,公众的讨论应当限制在一般的问题上。当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为某些社会范畴提出越来越以信息为准绳的行为要求时,公众所批判的“一般问题”的解释权被教会和国家所垄断,讲坛上下如此,哲学、文学以及艺术当中更是如此。但是,如果说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艺术作品都是为市场制造的,并且以市场为中介,那么,这些文化财富和所有那种信息便是极为相似的:即作为商品,它们一般都是可以理解的。它们不再继续是教会或宫廷公共领域代表功能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它们失去了其神圣性,它们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变得世俗化了。私人把作品当作商品来理解,这样就使作品世俗化了,为此,他们必须独自沿着相互合理沟通的道路去寻找、讨论和表述作品的意义,这样于不言之中同样也可以产生无穷的力量。正如威谦斯(Raym-ond Williams)所指出的,“艺术”和“文化”只是在18世纪才完全摆脱社会生活的再生产领域,而具有现代意义。

  27.第三,使文化具有商品形式,进而使之彻底成为一种可供讨论的文化,这样一个相似的过程导致公众根本不会处于封闭状态。不管公众多么排外,他们永远都不会完全与世隔绝,自成一个牢固的小集团;因为,他们一直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处于一个由所有私人组成的更大的群体之中,而私人作为读者、听众和观众只要拥有一定的财产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能占领讨论对象的市场。值得讨论的是“一般”问题,这不仅是就其意义而言,而且也是指它们可以理解:也就是说,所有人必须都能加入到讨论行列。公众一旦建立起有讨论伙伴组成的稳定的团体,那么,它就不再是这个公众自身,而是要求充当其代言人,甚至充当其教育者,要以它的名义出现,要代表它  这是一种新的市民代表形式。

  (24~27:《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40-42页。)

  

  (五)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功能体现:公共舆论与意识形态

  

  28.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众舆论”范畴。

  29.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当中形成了一种政治意识,针对专制统治,它提出了普遍而抽象的法律概念和要求,最终还认识到应当将公众舆论当作这种法律的唯一合法源泉。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  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

  30.在进入19世纪之初,公众的政治批判已经有相当的组织,以至于作为一个重要的批评者,它已经彻底打破了议会的排他性,从而成为议员的一个正式委任的讨论伙伴。……“他们”,即公众舆论的主体不再被当作可以排除在外的“局外人”。议会专制主义不得不一步步地让出他们的特权。诸如“民意”,甚至“普通人”或“老百姓的意见”等用语也不再使用。此时所用的术语是“公众舆论”:它是在受过教育和知情的公众有能力形成某种意见之后在公众讨论中形成的。

  31.阶级利益是公众舆论的基础。但在当时,阶级利益必然在客观上与普遍利益重合,至少阶级观念会被认为是公众舆论,其中介是公众的批判,结果则是合理性。如果公众作为统治阶级自我封闭,如果放弃了公共性原则,那么公众舆论就可能变成强制,批判就会变成教条,缺乏公众舆论的认识就会变成命令。只要前面谈到的那些前提得到认可,只要公共性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并作为一种原则而发挥作用,那么公众的自我想像和个体行为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又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持续统治的基础上,统治阶级总会推动政治制度的发展,而这些政治制度作为其客观意义又的确接受了它们所消除的理念:建立法律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veritas non auctoritas facit legem),即把统治消解为轻松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只有在一种强制性的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才能盛行开来。

  32.如果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社会所需要的虚假意识的体现,如果说它们在某一方面能够握有真理,从而能超越现实,建立一种乌托邦形式,不管它们是不是仅仅为了替自己辩护,那么,从这个时期开始,也就有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根源应该是在角色和公众舆论中把“财产所有者”与“一般人”等同起来;所谓角色,就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政治公共领域中作为公众的私人,而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则是把政治公共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等同起来。公共舆论实际上是把统治和它演变而成的纯粹理性等同起来。而在公众舆论里,阶级利益通过公开批判具有了一种普遍利益的表象。

  (28~32:《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07、57、76、77、96、97页。)

  

  三、公共领域的内在紧张:在理想模式与现实转型之间

  

  [导读]作为历史形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其内在的紧张:就理想类型而言,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以私人自律领域与有限的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截然划分为前提,它是公共性的载体、公共理性精神的摇篮;但在现实的运作中,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型,不仅公私领域的二分结构趋于解体,而且公共领域本身已经被各种利益团体所侵占,特别是作为其运作工具的大众媒体受到公共权力和市场势力的双重宰制,公共领域实际已成为被利益集团操纵的空间,伪公共性替代了真正的社会共识。化解这种内在的紧张有赖于理想模式与现实格局之间的双向调整。

  

  (一)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自由主义模式

  

  33.在第一批现代宪法中,基本权利条款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的写照。它们保障社会作为私人自律领域。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功能有限的公共权力机关,而处于二者之间的似乎可说是一个由私人组成的公众领域。这些私人作为公民是基于市民社会的需求,按照通过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来使政治统治合理化的观念,而与国家发生关系。由于假定了市场机制和等价交换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公正性(因为它们意味着占有财产的平等机会,亦即私人独立和政治共同参与),因此似乎只要私人在市场和公共领域的交往摆脱了统治,在一个商品能够自由交换的社会里这点似乎就能得到保障。在一个小商品所有者社会里,由于某个领域摆脱了统治,所有的权力关系都会自动地失效。

  (33:《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55页。)

  

  (二)公共领域的双重转型:从结构到功能

  

  (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于融合

  34.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首先是指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分离开来,而在中世纪晚期的统治形式之中,它们原来是整合在一起的。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社会”领域出现了。它冲破了等级统治的桎梏,要求建立公共机关的管理方式。生产以交换为中介,于是,生产就从公共权威的职能范围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公共权力也从生产劳动中摆脱了出来。民族主权国家中高度集中的公共权力是从私有化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尽管在一开始,公共权力机关总是参与操纵社会交往。当私人领域从重商主义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时,它才发展成为私人自律领域。即便是相反趋势,亦即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来渐趋增强的国家干预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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