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与合理的学术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14-11-25 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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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作为职业学者,我们取得学位,发表论著,争取课题,得到职位,获得头衔和荣誉,无不需要经过学术评价。我们都有被评价的时候,也有评价别人的机会。学术评价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构成我们学术生涯的重要内容。可是,据我所知,我们中有不少人并不喜欢学术评价,甚至怀疑它的实际意义。常听人说:“被别人评很痛苦,评别人更痛苦。”这话表明,我们离不开学术评价,可是又难以愉快地接受它。这里就引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学术评价何以会沦落到“鸡肋”的地步呢?

   我们知道,古人论学,有“藏之名山、俟诸后世”的说法;中国传统学术中长期没有形成系统的评价机制,一部论著的价值,一个学者的地位,大抵取决于同行的“口碑”。良好的“口碑”固然同一定的学术标准相关,但毕竟带有“模糊识别”的性质。而且,人缘、师承和利益,往往对“口碑”产生某种说不清楚的支配性影响。以“口碑”来评价学术,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经常会碰到两种反差鲜明的情况:某些学者,其论著数量不多,书评很少,引用率不高,也几乎没有得过奖,但是在同行中间“口碑”甚好,被公认为学界的重要人物;另一些学者著述丰赡,书评很多,经常得奖,各种头衔也有一长串,可是在学界却没有什么“口碑”,也谈不上什么地位。

   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从理念到制度,再到操作方式,都起源于欧美。欧美现代学术重视即时的发表,离开了发表学术成果的机制和载体,譬如学术会议、专业刊物和出版机构,就几乎无从谈及学术。公开发表的目的,是要让学术成果为同行所了解,供同行来评价,并给同行的新研究充当继承或超越的对象,从而形成一个知识和思想生产的良性循环。因此,学术评价的本来意义,在于评判学术的进展,鉴别学者的贡献,规范学术行为,激发学者的创造力,以达到推动学术发展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学术评价,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另外,对于学者个人来说,学术评价与职位升迁、工作报酬、专业声望和学术地位息息相关;对于一个以学术为主要事务的机构来说,学术评价则关乎它在本行业中的声誉和竞争力。

   学术评价的意义如此重要,在中国何以会蜕变到反面,成为众口一词加以诟病的对象呢? 这肯定是因为其中发生了偏向,产生了流弊。最近十多年来,相关的讨论文章不时见诸报刊和网络,其数量可以百计。论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现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方式,认为存在若干严重的弊端:一曰“行政主导”;二曰“过度量化”;三曰“以刊评文”。另外,还有文科学者抱怨说,管理部门普遍采用理工科的模式,片面强调引用率和影响因子,而不顾及文科的特性,违背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进而言之,由于学术评价的不合理,以致学术界流弊丛生,丑闻不断,浮躁成风,严重损害了学者的声誉,也阻碍了学术的进步。

   为什么学术评价在引进到中国后,其功能和意义会发生这样的“异化”呢?多数论者把责任推到了制度和方式上面。他们认为,学术评价本身是必要的,但是制度和方式不好,以致为祸不浅。基于这种判断,他们提出了技术主义路径的解决方案:推行“代表作制度”,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或者是“同行评议加适度量化”。还有人提出,要建立合理的期刊体系和标准,使“以刊评文”具备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问题真的是单纯出在制度和方式上面吗?仅仅是调整制度,改变方式,就能革除学术评价中的流弊,使之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推动因素吗?如果我们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来看问题,就可能发现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简单。任何本身良好的制度和方式,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由文化特性不同的人来操作,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目前我们在学术评价方面实行的机制和方法,其实都是从欧美引进或仿效而来的。这些起源于欧美、并且长期行之有效的东西,却在中国发生了变异,甚至是“异化”。其中“异化”最明显、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同行评议”( peer review) 。三百多年前,英国人发明了“同行评议”的办法,以评判科学文献的价值;后来经许多代人的发展和完善,逐渐运用于论著发表前的评审,论著发表后的评价,学位论文的评审,课题立项和结项的评审,以及学术奖励的评审,成了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中国在什么时候引入“同行评议”,我并不清楚;但对它近年来所产生的变异和危害,却也有些亲身的观察和体会。

   我觉得,促使“同行评议”发生变异的第一个因素,在于权力部门的过度介入。许多由政府机构控制的评审项目,无论立项还是奖励,举凡专家的遴选,评议对象的选定,评议程序的安排,评议结果的确定、公布和利用,全由管理部门一手操控。诚然,管理部门通常组建专家库,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评审专家。但是,这个专家库究竟如何产生,专家名单如何敲定,评议人是否回避,这类问题并不明确;对于评审的方式和程序,参评的专家并没有发言权;评审的计票,结果的产生,专家通常也不知晓。现在,越来越多的刊物也采取同行评议的办法,对论文做发表前的鉴定。但是,在专家的选择、评议的方式、评议结果的运用等环节,刊物的负责人和编辑人员掌握着决定权。有时,经几位评议人同时否决的某篇文章,最终仍能见刊。还有刊物自设学术以外的各种内部标准,或者采用“一票否决”,把同行专家的评议置于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位置。

   扭曲同行评议的第二个因素或许是人情。我们常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表面上的“温情脉脉”让人模糊是非,放弃标准,把学术问题“人情化”,使学术评价成为报答友情、维持脸面或打击对手的手段。在官方主导的评审中,往往强调政策倾斜,特别照顾某些类别的人群或地区,这实际是一种官方“人情”。在学者方面,基于师承、同学以及利益交换而形成的“人情”,在学术评价中更具有一边倒的影响力。同“人情”相联系是金钱。说项,请客,送礼,以达到影响评议结果的目的,这早已是学术界的积习。一旦有学术评审的事由,评议人总会接到许多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总会遇到来自各种渠道的请托。虽然也有匿名的机制,但是评议人从论题、风格和论证的内容,都不难猜出其作者。有时,评议人考虑到被评者的切身利益和处境,就以“放人一条生路”为托词,堂而皇之地枉顾学术标准。在会议评审时,参会者相互达成利益交换的默契,不考虑学术因素,心照不宣地瓜分利益,这也几乎成了惯例。即便是正直的人,也因为不愿得罪其他参会者而违心地从众投票。书评作为同行评议的主要形式,更是“人情”泛滥的重灾区。许多书评乃是请托的产物,有人甚至自己草拟对自己著作的评论,以别人的名义发表。不难想见,这些由“人情”所主宰的同行评议,怎么会看重学术标准、怎么能体现公正呢?“中国式人情”的强大力量,就这样把同行评议变成了学术舞弊的遮羞布。

   败坏同行评议的第三个因素,可以说是学术标准的缺失。具体的评议人在学术眼光和判断力方面参差不齐,这是常有的事;但是,有些学科在整体上缺乏学术标准,不能对一篇论文、一部书稿和一个课题的学术价值做出确切的评价,其评价方式带有“口碑”式的模糊性。在我参加过的一次学位论文审查会上,虽然好几位与会者不是同一领域的专家,但是都发现某篇论文在论题的界定、材料的运用和立论的方式上,根本不合史学的基本要求,也没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于是就投了反对票。可是,这篇论文在通讯评议中却得到了全优的评价,在答辩时也被认定为“优秀”。难道所有的评议人都是糊涂昏聩之辈?难道他们都让人收买了?肯定不是这样。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科自身不成熟,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学术标准。在我们的学术界,这样的学科也许不止一个。

   权力支配,人情主导,标准缺失,三者只要居其一,都会使学术评价的意义受到严重损害;可是,在我们当前的学术评价中,往往是三者一起发生作用,多路夹击,来自欧美的同行评议,怎么可能不水土不服以致彻底变质呢?

   细究起来,我们在学术评价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固然同制度有关,但并不单纯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它们还牵涉社会环境和文化取向。在欧美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中国就发生“橘过淮则枳”的变异,这不由得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的学术文化。现在各国交流的渠道通畅而便捷,制度的移植和模仿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要使制度合理地运作起来,若不从社会和文化着眼,就根本是难以想象的。纯粹的技术主义路径,不可能真正解决学术评价中的问题。

   针对当前学术评价的状况,有人提出,只要把学术评价交给学术共同体,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的确是有见地的主张。可是,我们现在真有学术共同体吗?就算有,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共同体呢?这个学术共同体能够很好地操持学术评价吗?上面说到的“人情”和标准问题,难道不就是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吗?如果这个学术共同体充满腐败,缺乏自律,学术评价的权力落到它的手中,还能指望产生良好的结果吗?

   以美国学术评价的经验来看,构建自律(自主)的学术共同体,既是学术评价存在的前提,也是它良性运作的依托。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界,也不是欧洲现代早期那种沙龙式“人文圈”,更不是某种以象征物来维系的“想象的共同体”。它是由学者以专业为基础自愿结成的众多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组合而成的。专业性和自律性是这种学术共同体最突出的特点。专业性消除了学术的泛化,便于形成通行的话语方式和专业标准,这一点不难理解。在这里我想突出强调“自律性”的意义。“自律性”( autonomy) 这个词在哲学、政治学和医学上各有讲究,但我要侧重谈的是另一方面的含义。

   在美国,所谓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性,首先体现为自主结社和自主运作。学者们自愿结成以专业为基础的学术团体,这种团体不是经权力机构的批准而成立,而只是在成立时履行注册等法律手续。学者们自主创办同人性质的专业刊物,这种刊物不为刊号所限,而是借刊号以取得连续出版物的身份。学者们自行召集学术会议,这种会议可以依托学术团体,也可以由学术刊物或学者自己发起。团体、刊物以及其他民间机构还举办学术评奖,以树立学术标杆,鼓励追求精深而高明的学问。可以说,这种由团体、刊物和会议所构成的组合性学术共同体,不啻是一个开放的学术讨论和批评的空间,是学术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监督者。有人说,大学也是某种学术共同体;但我觉得现代大学更像一种利益共同体,它一方面受行政权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采用资本的运作方式。要求它承担学术共同体的功能,可能是不现实的。

   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性,在美国还表现为“自主立法”。据说,“autonomy”的原意就是“自我立法”。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自主立法”包括制定学术规范,建立学术标准,形成学术伦理准则。这里的“立法”,当然只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学术界的“法”不是由立法机构来制定的,而是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各种惯例和共识,包括学术界共同遵守的研究方式、评价标准、伦理规范和奖惩机制。学术界的“法”既有成文法的精细和明确,也有习惯法的惯性和稳重。

   最后,这种自律性还落实为学术共同体的自主约束。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大都遵从学术规范和专业标准,进而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学术共同体则通过自主行动来执行学术规则,贯彻学术标准,维持学术秩序。一方面,共同体成员基于信誉、良知和羞耻感,要为自己的学术行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共同体则拥有某种“追责”的权力,可以对违规的学者进行处罚。无论是发表还是评议,共同体成员大多能自觉遵循相应的标准和伦理;违规行为必受到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谴责。那种为抄袭和剽窃的指控说情、请愿的事,大约是十分罕见的。

美国这种自律的学术共同体,其形成和维持同某些“心灵的习性”和“做事的方式”密切相关,而且也离不开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就我个人在美国的知见而言,各种学术共同体的组织、运作以及风气,都打上了美国社会和文化的鲜明烙印。在那里,人群中形成“自发秩序”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学术的民主和自由也给人深刻的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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