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试论宗教哲学的主题与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9 次 更新时间:2014-11-23 21: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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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沪  
西方神学的核心是上帝观,这是不待多言的。从教义神学到历史神学,从实践神学到道德神学,神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围绕上帝信仰而运转。从圣经神学到教会法,从自然神学到启示神学,各种部类的神学都以促进上帝信仰为鹄的。从早期教父到经院神学,从托马斯·阿奎那到现代神学,从古到今的神学均以论证上帝观念为其主干。因而,奥古斯丁把神学定义为“关于神的理论或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再看看上帝观在形而上学③或西方传统哲学当中的地位。从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开始,传统西方哲学就被定义为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存在”被称为事物的第一原则或首要原理。哲学家们一直以研究世界第一原理或曰探索宇宙终极本原为己任。他们或者采取柏拉图路线,认为它是精神性的,或者采取德谟克利特路线,认为它是物质性的;或者称之为至善,或者称之为实在,或者称之为理念,或者称之为实体,他们常常也称之为神或上帝。他们使用“神”或“上帝”这种神学概念,并不妨碍他们讨论世界本原问题并在这个问题上得出唯心倾向或唯物倾向的本体论结论,因为神学的上帝概念也同样含有“终极本原”和“第一原则”的意义,神学在信仰基础上也讨论了哲学本体论问题。同时我们知道,传统哲学家们对认识问题的探究,也往往是在“灵魂论”的总题下进行的,而且这也并不妨碍他们得出唯心倾向或唯物倾向的、可知的或不可知的认识论结论,因为神学里的“灵魂”概念也含有“认识主体”的意义,神学在信仰范围内也讨论了认识论问题。总之,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哲学中占有核心地位,而神灵概念则常常不过是其神学语言表达形式。正因为如此,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都不会漏掉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任何一本神学思想史都不会漏掉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也就绝非偶然,不无道理了。西方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同西方神学的相互交叉是如此明显①,相互渗透是如此普遍,以致于在西方思想家当中,不仅有许多人很难说是哲学家还是神学家,或者说既是哲学家又是神学家,而且有许多肯定属于哲学的思想受到了神学的巨大影响或反过来影响了神学,又有许多肯定属于神学的思想受到了哲学的巨大影响或反过来影响了哲学。这种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的部分,主要就是哲学的本体论和神学的上帝论,以及与本体和上帝相关的认识论。

   在西方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这种交叉使得上帝概念成了西方哲学史中一个内涵丰富而又重要的哲学范畴。这个哲学范畴始于古希腊宗教中的神被抽象为古希腊哲学中的神,并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经院哲学中发展得极其完备,以致包容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或基本的哲学问题。在近代哲学中,不论上帝被认为是虚幻的反映还是实在本身,不论对上帝观提出什么样的发生学的解释,它仍然是被作为最高范畴来加以讨论或批判的。在现代哲学中,当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取消了上帝这一范畴的时候,它也就同时取消了本体论本身,或者说退出了哲学本体论和与之相连的人生论的战场,因为它认为本体论和伦理学不过在同风车作战,都是应予抛弃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或“当代的传统哲学家”们却还活跃在战场上,或者说,本体论和道德论者们还在继续同“风车”作战,还在为解决本体和道德本源问题而思考和写作。而这些问题即使不能归结为罗素所谓“原子事实”,它们影响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却是人生经验中的事实。有关这些问题的命题即使不能证实或证伪,从而具有分析哲学所说的“意义”,但它们的确影响着人的生活态度,从而具有巨大的实践或实际的意义。因此,从逻辑实证的角度来看是虚幻的“风车”,从人生的角度来看却是真实的“妖魔”,这个“妖魔”就是上帝观问题,它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真正实际的问题。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存在和延续,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对传统思想的改造和更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二十世纪的各种继承批判传统本体论的西方哲学之继续讨论上帝问题(不论使用什么概念语言,也不论是从肯定还是否定的方面讨论)①并发展这个问题,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切近于人生实际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无愧于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这个称呼的。可以说,不讨论这个问题的哲学,不是真正的人本或人文哲学。在这里,人本或人文特征是以上帝观研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神学与哲学的交接点,是以同人生观相关联的本体论为内容的上帝观。因此,宗教哲学作为最集中地表现宗教与哲学密切关系的一个学科,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特别是作为在问题上(不是在方法和立场上)与神学有所重迭的一个哲学分支学科,作为富于人本或人文色彩(它研究的问题属于人文范围)的哲学门类,必然把上帝观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内容。

   由于宗教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同哲学的区别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由于神学也主要研究上帝问题,并常常用哲学语言和理智方式来论述这一问题,所以宗教哲学同神学的区别必须稍加说明。简单说来,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神学从信仰之内的立场出发来研究这类问题,宗教哲学则从信仰以外的立场出发来研究;神学站在庐山上,在庐山中看庐山,宗教哲学则退出庐山,在庐山外看庐山;神学表达的是宗教信徒的观点,而宗教哲学则既可表达信徒的,也可表达非信徒的或不可知论者的甚至无神论者的观点;神学是宗教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宗教哲学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哲学而不是宗教,正如探讨科学的最根本问题的科学哲学不是科学,探讨艺术的最根本问题的艺术哲学不是艺术一样。

   一方面,宗教哲学作为哲学,不能不涉及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常常也用上帝这类概念论述的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人生观等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宗教哲学作为宗教学,又不能不讨论宗教的核心问题即上帝问题。这两者的结合,造成了宗教哲学独特的论述形式,即宗教根本问题的论述与哲学根本问题的论述相结合,上帝观问题与认识论、本体论、世界观、人生观等问题相结合。由于结合的双方或多或少地采用了神或上帝这一概念或范畴,所以宗教哲学的语言和概念也不能不同宗教或神学语言有很多重迭。如果把宗教哲学蹩脚地比喻为一个孩子,那么,他的这种外部特征乃是由其双亲——宗教学和哲学所造成的。

   (三)

   宗教在各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处于价值根基的地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各种宗教观念中的神灵观或天道观或上帝观来实现的。

   在西方,基督教的绝对唯一至上的上帝观之取代罗马帝国的众神观念,所造成的后果之深刻和广泛,是无法尽述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都以此为转折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时代精神之升华的哲学,在思考方式和文化地位方面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无前提的对真理的理性探索,变成了有前提的对上帝的理性论证,从一切知识门类的普遍原理,变成了“神学的婢女”。此外,整个社会的自然观、历史观、道德观、政治法律观点、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美学、文化教育的活动和理论,无一不受到这个转变的巨大影响。在中世纪的西方,作为全部人生观根基的价值观念,无可置疑地以当时的上帝观念为其根基和支柱。所以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变革,也必须以这种根基的改造为前提。,宗教改革家们的神学理论,尤其是关于上帝与个人关系的理论,成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兴起的前奏,极大地影响了几百年来西方社会的精神面貌。①

   从宗教学角度被称为“世俗化”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斩断过去的文化价值传统即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过程。在西方人的心里扎根达二千年之久的上帝观念,不可能象查理一世或路易十六的脑袋那样被砍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的转化。世俗化的特征不是上帝观的消失,而是上帝观的转变。上帝观念不但是维持西方文化基本价值观的巨大力量,是连结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力纽带,而且它的转变也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环节,成为这种发展方向的浓缩和升华的反映。“西方自宗教革命与科学革命以来,上帝和理性这两个最高的价值观念都通过新的理解面发展出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人世的勤奋创业理解为上帝的召唤,曾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把学术工作理解为基督教的天职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这是近代许多大科学家所接受的一条基本信念,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爱因斯坦把上帝理解为理性在自然界的体现,因此他终生拒绝接受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原则。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面具有真实的意义。②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③因此,很多现代宗教学家认为,现代西方宗教的世俗化并不是宗教的消亡,而是宗教的新形式。也就是说,渐趋冷落的教堂并非如尼采所言是上帝的坟墓,而不过是上帝的一所行宫,现在上帝正走出这所行宫而返归人的意识深处。尼采之前的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之后的萨特说得很清楚: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些说法都表明了上帝观在西方文化价值系统中基石一般的地位,预言了它的崩溃将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西方在二十世纪的巨大动乱和灾难,使得许多人叹服尼采先知般的预见性,但是西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又证明了尼采的陈述是早产的、走极端的,因而是失真的。且不说大量材料证明现代西方思想或西方人并未“杀死”上帝,就是比尼采的断言晚八十年出现的“上帝之死”神学也并不具有一贯的“无神”性质,且已成了过眼烟云。即令是西方人最珍视的个人本位主义,也不曾以尼采的“超人”观念为支柱,而仍然以上帝观念为其源泉。恐怕正是因为巨大的社会震荡(从疯狂的战争到性自由对家庭的威胁)以及亦因亦果的传统价值观的混乱,杀死作为道德、正义、希望等的精神支柱的上帝可能造成的“一切都属可能”的无序局面,根基的动摇所带来的孤独、失衡、失落、焦虑、荒诞、绝望等等感觉,反而使西方人体验到传统价值观及其基础的可贵,从而使上帝观念不但得以维持而且得到发展,并在意识深处或最深的根基之处对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继续发挥深刻广泛的影响,仍然在其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对于社会历史的深切关注,它对于任何意识形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多么高高在上,离经济基础是多么遥远)的研究,都以人类社会的状态为其基础,也以阐明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作用为其旨归。这自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任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本特点。以宗教为研究对象的宗教学,以及以宗教根本命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宗教哲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高度重视其研究对象中对人类社会历史十分重要的因素,即神明观(天道观、佛性观、上帝观等等)的研究。

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研究宗教的本质和规律,目的乃在于说明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宗教同其他上层建筑和其他意识形式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在这些关系和作用中体现出来的宗教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和作用。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本质和规律,目的乃在于尽力提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说明它们彼此之间的以及它们同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并用以指导实际的社会生活,通过人、社会与自然的改造,来改造整个世界。与此相关,一方面,作为宗教学与哲学二者的分支学科的宗教哲学,应该以增进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为目的而研究神明观或上帝观,以增进对神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为目的而研究神明观或上帝观;另一方面,作为宗教学与哲学二者的交叉学科的宗教哲学,既然以说明宗教基本命题同其他意识形式的关系和作用,说明宗教基本命题的世界观人生观意义②,说明宗教基本命题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和作用为目的,就不能不首先研究这些基本命题中最基本的一类命题,对其他意识形式,对世界观人生观,对整个社会系统发挥着巨大影响的一类命题,即关于神明或上帝的命题。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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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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