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失去苏联的世界体系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解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5 次 更新时间:2014-11-23 16: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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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  

   原标题:拜占庭的黄昏

   威廉·奥多姆的《苏联军队的瓦解》是一部“技术流”作品,很少有人敢于挑战作者的专业素养。如果实证主义的极致足以让理论从框架当中自然流露,本书就属于这种难能可贵的成就。布罗代尔大师在其巅峰时代,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苏联军队的瓦解可以理解为苏军的瓦解,也可以理解为苏联及其军队的共同瓦解,更可以理解为苏联作为一支军队的瓦解。因为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列宁主义就是一支永远不能休战的军队。   

   马克思已经将世界历史定义为通向末日审判的战场,列宁的先锋队进一步将地图划为红色地区和战争地区。在苏联的认知图上,国际法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经典区别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区别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学者软弱和浅薄的自然体现。用某些中国人喜欢的术语,列宁主义等同于超限战。和平共处的策略旨在赢得“喘息时间”,信守条约纯属庸人小市民多愁善感的废话。党负有输出革命的永恒使命,颠覆和战争相互补充、相互转化。因此,党、国家和军队在性质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差别。   

   苏联的野心和任务如此宏大,使得普鲁士军官团和昭和军人的野望变成了小孩子的游戏。二十世纪是苏联的时代。苏联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意愿改造国际秩序,各国只能亦步亦趋。无论她们像毕苏斯基一样反对苏联,还是像墨索里尼一样羡慕苏联,主动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用莫斯科的历史传统、俄罗斯的地缘形势、官僚组织的自我扩张本性解释苏军,不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常例原本就无需解释。苏联的特殊性是一种例外,离不开例外论的解释。   

   在不同的认知框架当中,同样的环境因素就会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环境可以解释结果的某些方面,但原因存在于列宁主义体制自身。八十年代的苏军不同于俄罗斯帝国军队,犹如虎鲸不同于鲨鱼。环境造就相似性,基因造就独特性。戈尔巴乔夫试图修改苏联军事理论时,就发现格列奇科的军队不是库图佐夫的军队。苏联的政治、经济和人事制度都建立在永久性超限战的基础上,不可能动摇部分而不影响整体。   

   苏联军人清楚自己的处境吗?显然,他们比大多数西方专家和苏联平民更清楚。在阿富汗战争的最后几年间,前线的中级军官心里有数:他们所在的体制负荷过重,正在从内部解体。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普遍存在的杀害、虐待和强奸平民现象,因为苏联军队一向没有把人命看得太值钱。二战时期,同样的剧情早已在柏林和哥尼斯堡、更不用说长春和沈阳上演过了。   

   从苏联的角度看,凶残如果是战斗力和威慑力的外溢,反倒是一件好事。坏名声能够减少许多潜在的敌人,摆脱许多代价昂贵的负担。不幸的是,八十年代的暴行却跟纪纲废弛、各自求存的绝望情绪联系在一起。阿富汗战争教会苏联军官,不要信任袍泽的团队精神。他必须学习国有企业的部门经理,把主要精力用于榨取、诈取和囤积物资,跟亚美尼亚小贩、穆斯林经纪人和后勤官员大做灰色交易,随时警惕上级拿他当替罪羊的企图。他总是能迫害,经常能胜利,却不太能作战。这场有气无力的战争预示了后来的车臣游击战,将无助感和失败感传遍全军。   

   体制并不是没有作用,至少还能阻止最后一代苏联军官变成十二月党人或青年土耳其党人。俄罗斯贵族或士官生有组织能力,苏联军官却是孤立的个人。前者有理念斗争,后者只有物质斗争。这是列宁主义和沙皇专制的一大区别。围绕私酿伏特加、退休金和东欧度假村的琐屑争执耗尽了军官的精力,将他们变成了废人。   

   然而与此同时,苏军的外在形象却史无前例地强大可畏。八十年代初的西方媒体更倾向于宣扬苏联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至少不会怀疑苏联军事体制的纪律和效率。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黑格真心诚意地相信,苏联在欧洲大陆至少拥有四比一的常规兵力优势。冷战结束后,人们才发现:这种优势并不比国家计委的其他统计数据更可靠。   

   在此期间,军队的创作和宣传部门比前线部队更加活跃而成功。他们营造的进攻性形象很少引起怀疑,对加重军队的负担、加速军队的崩溃居功甚伟。“大国、强国、共产主义”的大合唱主要来自军方。军队用鲜血赢得的东西,不会允许外交家在谈判桌上失去。军事战略调整的目标在于减轻负担,意识形态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跟后来流行的说法相反,戈尔巴乔夫骨子里仍然是党性坚强的干部。他只想清理腐败,节省资源,改进技术;不想节制好斗的军方笔杆子,或是损害军工企业的特殊地位。文艺界可以争鸣,历史学家可以大作翻案文章,军队的政治红线却是不容逾越的。他的希望其实跟后来的新威权主义理论相去不远:一手抓强力部门的纪律,一手抓社会层面的改革,将两种社会的优点集中起来。   

   领袖做好了两手准备,将一支封闭的军队保留下来,作为应付各种骚乱的最后一张王牌。在他的开放社会计划中,这些骚乱肯定是无法避免的。八十年代最后几年,王牌一再付诸实施。从军官的角度看,上级利用他们的手段未免过于露骨了。反腐运动暴露了军队的弱点,却没有改善它。治理整顿增加了替罪羊政治的风险,戏剧性地破坏了指挥链的可靠性。最重要的是,列宁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支军队。你不能选择性地解放其中一部分,却极不公正地强化另一部分的捆绑。   

   领袖如果不那么相信自己的权术,盲目地坚持体制的完整性和神秘性,让所有各方都看不清体制的虚实,坐待油尽灯枯的最后时刻自然来临,至少还能减慢溃败的速度。他的问题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全盘皆输以后再竭力塑造自我牺牲的改革者形象。作者非常了解列宁主义,深知这种人即使存在,也没有机会爬上顶峰。   

   依据作者的分析框架,我们只能认为:苏联除了全胜或全败,其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种体制有预支和挪用社会资源的强大能力,也因此杜绝了正确自我定位的可能性。领袖的判断错误主要不能归咎于个人因素,反倒是维持统治的必要因素。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成也萧何败萧何。相对于腐败或滥权造成的损害,认知结构的扭曲才是真正的灾难。不可避免的结局最终来临时,体制内人士表现出惊人的平静,仿佛一切都在他们意料之中。失去苏联的世界体系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解脱,对承担了最大压力的苏联军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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