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资修:科斯经济学的法学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1 次 更新时间:2014-11-17 2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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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资修  

  

   【摘要】无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并非科斯经济学的精义。科斯是说,以法律明确财产权,减低了交易成本,既可促使市场交易,又可直接一步到位分配资源。但确保市场交易可能的财产权明确,不能靠每一独立个案纷争解决来支持,而必须靠法律规范的系统性,此包括了判决先例或成文法,法学方法因此大有功用矣。而一步到位的法律,由于其是市场交易之取代,因此仍受“制度竞争”的约束,则法律内部控制机制,例如程序或预算监督等,必然存在。科斯的交易成本之提出,使得法律制度有了根基,但也往往为人误用,令庇古式外部性分析借尸还魂了,其症结在于忽略了法律的规范性(来自互蒙其利的减低交易成本),而只看到法律的诱因性(来自由上而下的行为强制)。

   【关键字】科斯;外部性;交易成本;界权成本;法学方法

  

   前言

   科斯对经济学拨乱反正,意外地也为法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1}一文中说:资源使用冲突的场合,一旦法律定了分,不管权利归属何人,经过市场交易,资源最后总是归向最高价值者,社会产值因此最大了。法律与经济因此有了连结。他又说:但由于现实世界的市场交易有其成本,阻碍了有些交易之达成,为了最大化社会产值,法律在定分时,可直接将权利归属于使用价值最高者。法律与经济如此又有了进一步的辩证关系。

   身为经济学家的科斯,其说法严重冲击了经济学。经济学一向认为若有未经补偿的损害存在,是市场失灵,若无政府介入,社会产值即非最大,而科斯却说,只要权利确定了,即使损害未受补偿,社会产值仍是最大的。法律经济分析往往被冠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但科斯此一说法,反而有些法律帝国主义的味道—因为法律权利之确定,决定了社会产值是否最大。不过,就法学而言,将经济后果纳入法律界定权利的考量,已非依法言法,则法律是否也丧失了其防止恣意之本质?

   甚多论者质疑所谓“科斯定理”的有效性,{2}但无成本交易之定理化并非科斯本人的发明,也非其理论之核心。科斯的说法是经验性的。权利的确定是有助于市场交易,而市场交易必然导致了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则从社会产值最大观点言,权利确定而非损害补偿才是其关键。反观,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并无现实经验的内容,因为人与生俱来有交易的倾向,市场交易是一定存在的,而且甚为活络,则外部性安在哉。

   从资源使用冲突角度看,科斯将损害相对化了,有法学论者因此质疑其非法律真实,但这是混淆了法律概念与法律价值(或目的)。在法律概念(准则)的操作上,损害、因果关系或财产权是有其一定的意义,但此无碍于衍生这些法律概念的价值有其独立性。社会产值最大化也许不是法律唯一的价值,但绝对是其中之一,则损害相对化即是法律价值的一部分。

   法学论者或许更担心的是,将经济后果纳入法律界定权利的考量,是否会造成法律的恣意,从而导致法律自我矛盾?长期上,非也。科斯此一主张,是延续其公司理论而来,则法律仍受市场及其他公司的竞争约束。科斯在《公司的本质》{3}一文中指出,由于市场交易有成本,公司以其较低的管理成本取代了市场,因此公司的规模不会无限制扩大,而是要受限于市场交易成本以及另外公司管理成本的制约。同样地,法律一如公司,也必须受到这个约束,但由于现实经验之不同,约束会有不同。但不管如何,现实法律视其所在法律系统为何,或多或少都呈现了此经济结果考量的特征。

   法律经济学虽然蓬勃发展,但以庇古为范式的经济分析—假设不切实际(尤其在市场与政府间之不一致)或案例报道不实—并非绝迹了。科斯援引现实法律,批判福利经济学,促成了法律与经济学的联系。科斯的本意是,经济分析若未将现实法律考量进来,其结果是空的,所谓黑板经济学是也。如今的法律与经济学之结合,恰好相反,是以经济方法分析法律。这原本也无不可,甚且应该是学术发展之必然,但庇古式经济学经此转折,反而在法律经济分析上大行其道,而科斯比较制度的经济学却被埋没了。或许当法律研究者不再惑于经济分析的技术而正视法律本质时,一如科斯正视公司的本质时,科斯经济学既是相关的,而且也才法学化了。

   本文分六节。第一节前言。第二节将说明为何为世人熟知的科斯定理并非科斯本意,并对照于现实法律。第三节将讨论法律人对于损害相互性观念的质疑,此可从法律概念与法律价值的区分来解决。第四节将探讨在科斯的公司架构下,作为市场替代的法律是无恣意性的。第五节将从科斯的比较制度观点下,检讨现行法律经济学发展的一些缺失。第六节是结论。

  

   一、市场交易与损害权利化

   科斯的经济学往往被人化约为无成本交易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但这违反了科斯本意。此定理是由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提出的,其说:“在完全竞争下,私人与社会成本等同了。”{4}换言之,在无交易成本下,资源的分配会是最有效率或社会产值会是最大,是为科斯定理。但史蒂格勒又说:“无交易成本的世界一如无摩擦力的物理世界,非常奇怪。在此,独占者经由补偿,其行为不会不同于众多竞争者,而且保险公司也不会存在。”{5}张五常甚至说,在无交易成本下,“即使不存在私有财产权的假设,科斯定理一样成立。”{6}科斯本人也说,“在交易不需花任何成本下,此意味了加速交易不会增加任何成本,则瞬间就是永恒了。”{7}科斯一再陈言,无交易成本的“科斯世界”不是他(科斯)的世界,世人多所分心在此,是浪费了。真实经验才是科斯关心所在!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是要证明福利经济学如下一命题是错的:造成他人损害,使得私人与社会成本分离,政府必须介入强制改正之。科斯证明了不管是在市场机制下还是在法律直接界定权利下,该命题不一定为真。首先,在市场机制下(此意味了法律界权了),损害,或者更精确地说,资源使用之冲突,对于冲突双方都是成本—只是一个是直接成本,另一个是机会成本—因此也无所谓私人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8}以该文第三、四节的农人与牧人之例,科斯证明了:如果是牧人须负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其会将赔偿支出视为成本,但即便牧人不负损害赔偿责任,由于农人可经收买牧人多养牛的权利以减少其农作损害,则此笔收买金额对于牧人而言,也是成本,机会成本是也;可见不管牧人负责任与否,其养牛的成本都是一样的,则所谓私人与社会成本之分离,即是无稽之谈。次之,在市场交易困难之时,科斯在该文第七节引用了判决及立法,显示了法律直接将权利界定给了最高价值者,损害根本未受赔偿,但其私人与社会成本也未分离。

   森穆荪(Paul Samuelson)说,由于市场交易盈余的分配在数学上是未定的,其质疑市场交易之存在。科斯回应道,经验上未达成交易的比例是低的。{9}科斯说:

   替代物品的竞争,一般而言的确大大缩小了交易双方就交易价格期待的差距,但买方或卖方无视于交易成功的获利而玉石俱焚,则是很少的。现实里,原料、机器、土地及房产,买卖频繁,甚至教授也找到了秘书……那些无法与人达成协议的人,将发现其既不买也不卖,从而也多无收入。这些特质不利于存活,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当然我是如此假定),正常人不是如此,而愿意“化异求同”( split the difference) 。{10}

   市场既有如此之功能,但有其局限条件。科斯在先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即指出:权利确定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奏。{11}换言之,权利之确定减少了交易成本,因此促成了市场交易。甚多论者将科斯定理理解为:无交易成本下,不管权利界定给何人,其最终结果并无不同,而且社会产值都是最大。如此一来,仅见交易而不见交易基础,从而漠视了使权利得以确定的法律。柯华庆认为权利确定的法律是意识形态,指责阐释此最给力的张五常“借‘定理’吓唬外行”,并评以不客观、不科学,甚至底气不足。{12}他显然未读过《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不知此市场交易前奏说法是科斯自己说的,张五常将之发挥而已。{13}观察角度之翻转,使得法律变得重要了。只看到不管权利何属,其结果并无不同,令法律判断有如丢铜板射幸之轻易—因为自有市场会去交易调整。另一个角度,权利确定系市场交易之前奏的说法,则使得法律安定性成为核心,法学方法从而大有功用矣!

   法史学家辛普森(A. W. Brian Simpson)将市场交易往前推至纷争和解阶段,其以科斯援引的Sturges v. Bridgmen案为例,从历史档案发掘了纷争双方为何未能达成和解而诉讼。{14}但问题是,科斯所强调的,正是权利必须界定了才有市场交易,因此权利未界定前,纷争若无法和解,即不令人意外。{15}至于诉讼所造成的后遗症,此即在权利的界定判决后,双方情绪上仍无法平复,从而不去交易,的确是有可能,但其影响应不大。一者,此仅限于第一次同类纷争,因为往后纷争已有前例可循,无须再为权利何属而争执,则情绪也无了。{16}二者,诚如科斯说的,如果是营业厂商,其基于营利目的,这些情绪会降至最低。{17}

   科斯认为,经济学家将生产因素限于实体数量(physical unit),是其不见“损害”可以在市场交易的另一原因。{18}相对于此,律师的交易考量往往是非实体的权利束(a bundle ofrights) 。{19}的确,现实法律一直是将“损害”权利化了,使之可在市场交易。例如台湾《民法》第851条规定:“称不动产役权者,谓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汲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之权。”这些役权是定限物权,因此限制了供役地所有权的行使,但同时也增加了需役地(所有权)的价值,则在土地买卖时,买卖双方一定不会只考量到实体交易的数量,例如坐落地点及面积,而必然还要考量其上是否有定限物权,例如不动产役权,这是非实体的,是权利扩张或减缩构成的。对于供役地人而言,需役地权利人在其上通行、汲水、采光、眺望、电信或作其他便宜之用,的确是对其权利之减损,但这是在市场交易过的。火车经过引起农作物受损、邻人畜养之牛践踏农作物、邻人建楼遮蔽光线等损害,如果有不动产役权的设定,其私人与社会成本是不会分离的。外部损害(external harms)--这是我们可初步观测到的(来自受害者或政策者的主张)—并未导致外部性(externality),因为其已经是交易过了的结果。

有人质疑,法律界定权利会引起财富效果,因此即使经过市场交易,其最终的社会产值会是不同的。科斯以两个层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权利类型可得而知的情况下,例如养牛与农作冲突之例,农人与牧人可透过其给付地主的租金,来因应谁承担损害,而地主也可透过其取得土地的地价,来因应其地是否承担损害,因此权利界定不会造成不同的财富分配。此命题之成立,甚至适用于界定权利的法律之改变,因为牧人、农人以及地主可将此一法律变迁列人契约条款,调整租金与地价,则其财富分配仍是不变的。{20}在权利类型不可得而知的情况下,上述租金与地价的确无法以契约调整,但此财富分配之可能不同,会因此影响了“损害”的需求?科斯说,经验上,除了废奴此类重大法律变迁外,其影响应是不大的。{21}的确,农人或牧人谁承担了损害,影响了世人对于牛肉及农作的需求?医生或糕饼店谁承担了损害,影响了世人对于医疗及糕饼的需求?答案应是否定的。有人因此误解了科斯,认定其主张法律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无关。{22}此是无视于科斯指出,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础,而此非法治莫办,更何况科斯在此强调的是,个别权利界定的法律而非法律整体(例如从共产体制转至私产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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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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