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中国: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76 次 更新时间:2005-08-07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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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象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5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3种行为大行其道:

一、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28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批“XXX”,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住持、道长们侃侃而谈,批判“XXX”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是封建迷信,你难道就是唯物主义的啦?不也是迷信吗?

二、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5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3日,我军歼灭敌7个整师,5万6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5万日本人,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89”时,北京军区63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死。6月4日清晨,北京市民把他的尸体点燃了。尸体烧焦了。下午,天热,肚子鼓得老大。这时候,一个青年人拿一块玻璃,走上去把肚子一划,肠子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他就用塑料绳把肠子根部扎起来,一大堆肠子就挂在肚子上。几千名北京市民在旁边围观,无一人阻止不说,俱大声叫好。这个青年人弄完后说:“看,多象一朵花啊。”我说,这朵花开得好惊心好动魄啊。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

三、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20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70年前,1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70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70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70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80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去年发生的“9.11”事件了。今天,正好是“9.11”事件一周年。“9.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11”之前去。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赵粤(作者朋友,现在总政联络部工作?)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1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

“9.11”第2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9.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XXX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90%的玩具是MadeInChina。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一、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贱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3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

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象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二、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

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

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

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毛泽东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

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9.11”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政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

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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