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文本”与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为准，清代走过了从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到被动的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过程。这里所说的“文本”，在前清有类似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于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贸易，如有“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指郑成功）”，“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以及1759年李侍尧奏准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如此等等；在后清有1840年“鸦片战争” 以后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到列强在华的侨民管理制度、经济特权制度、行政特权制度、文化特权制度、驻军制度，以及割占领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制度等许多方面。在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曾重印）中，列入该书目录的共有1182件条约、协定。其中除最初7件订于17、18世纪外，其余均为1840年“鸦片战争” 以后所订立的。

同样以“文本”与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为准，顺治十二年之前，并没有海禁；顺治十二年海禁，顺治十八年颁布迁界令，直至康熙二十三年才开海；这段时间的海禁，主要是为了对抗郑氏的海军。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称为“四口通商”；康熙五十六年部分海禁（禁止与南洋贸易），雍正五年开禁放洋；这段时间的海禁，主要是由于康熙担心米谷的大量出境会造成不良后果；乾隆二十二年，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三口，只允许广州一地为通商口岸，称为“一口通商”，并对出海贸易控制十分严密（例如乾隆二十四年颁布的“防夷五事”， 限制外国商人的行为；例如禁止私人出海，限制中国商民的出海贸易；例如乾隆二十二年起，严禁粮食、五金、书籍的出口，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例如广州“十三行”， 推行牙行制度和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1842年，《南京条约》，“广厦福宁上”，五口通商。在这之后，清朝的门户就走上从主动的闭关锁国到被动的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过程了。

由此可见，清朝全面的闭关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1644年到1757年这113年的时间里，有过几次海禁：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迁界令及海禁，康熙二十二年开关，历时23年；康熙五十六年海禁，雍正五年开关，历时10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禁海政策，只许外商在广州交易。也就是说，从1644年到1757年这113年的时间里，所谓“闭关锁国”只有区区33年！尽管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实行 “一口通商”政策以及出海贸易控制十分严密，也并没有将门户堵死。可否这样说，清代的主动的闭关锁国就是有限的门户开放政策！？

以往，对于闭关锁国，人们已对它作了不少思考。诸如以下问题：如果清朝不闭关锁国，中国现在怎样？现在的中国会不会象美国一样发达？中国会称霸世界吗？中国会不会生活在朝代中啊？也就是说，以往人们对于闭关锁国思考，大都倾向于闭关锁国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

近来，对于闭关锁国又有了新的说法。清初的“海禁”是针对台湾郑氏力量而采取的消极措施，即便如此，也谈不上对东南亚锁国，更谈不上对“西方”的“闭关”。 对于元明之际就已经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等“红毛夷”，从来也没有“闭”过“关”。它们一直来华经商与传教，除传教士因为“生事”而受到民间的强烈抵制外，清政府何尝真的“禁”过“教”？至多作为针对性措施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区曾禁止过洋人的传教活动，但从未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推行过。西人在华的“得势”，既可以用清代全盛时洋人的能够进入朝廷、宫庭参谋议政，甚至主持司天监这类王朝的敏感神经为例，也可以用五口通商后的洋人之遍地横行来作证：清代没有闭关，也无力闭关。一句话，清人搞海禁，从未禁洋人。关于“通商”，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清政府一直在下大力组织对外贸易，瓷器、茶叶、丝绸的远销英法与北欧，并在欧陆掀起持久的“中国潮”就是一个铁证。清康雍乾嘉时期，中西本来是正常往来的。英皇曾派大商团来华洽谈经贸，中国皇帝说中国地大物博，“无需尔等冲波历险万里东来作贡献”，这话从主观上说本是出于好心，事实确实如此，绝不是以此为借口来拒绝通商，更谈不上禁止通商，尤其谈不上就此禁止洋人来华、禁止西学东传；它与“闭关”说毫无牵连。 总之，闭关锁国是诬蔑清朝的谎言（转引自新浪博客，美丽中国，2010-08-21）。

笔者以为，清代前期，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清代后期，被动的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本文的主题是：

——从比较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比较”清代那个时间、空间的主动的闭关锁国及“海禁”，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各种“禁制”的异同，并顺带对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梦想作一批判。

下面先述清代的对外贸易体系。

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国际贸易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分为官办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朝贡贸易指朝廷允许海外藩属国前来朝贡，并负载货物在指定时间和地点与中国交易。藩属国奉上象征性的贡品，却能换得大量商品，朝廷不得不进行大量补贴。朝贡贸易被作为怀柔海外藩属国的重要手段，政治色彩浓厚而经济功能较弱。 它是一种羁縻周边国家的政策，是在封建帝国时代私人贸易不发达的情形下，大帝国利用官方贸易来怀柔笼络邻近国家的方法。中国的唐、宋、元等朝代都采用过该方法，明清只不过是承袭了前朝的对外贸易政策。 周边国家渴望与明清贸易，以得到明清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明清的条件就是它们首先要向中国称臣，做中国的藩属，来华朝贡，承认中国是它们的宗主国。朝贡时得到朝廷的赏赐，一般比进贡品更贵重。朝贡使者可以携带其他货物在京师及地方出售，获部分免税优惠，再转购中国产品带回本国售卖。此外，朝贡使者进入中国境内以后的一切开支均由朝廷负担。因此这是一宗获利甚丰的交易，难怪周边各国都争相入贡。 但是如果有藩属国胆敢违抗明清的意旨，明清政府就可以削减该国的朝贡次数，甚至终止彼此的朝贡关系，以中断贸易的威胁来强迫对方就范。官办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促进了东亚的经济联系，当时的亚洲可看作以中国为中心、藩属国为外围，靠纳贡和民间贸易连接的统一体系。该体系不但涵盖东亚、东南亚，也连接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等其它贸易区。清代的对外贸易体系就是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历史继续。

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陶瓷、丝绸等纺织品及后来的茶叶。以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为例，江南棉布在明代主要出口日本、南洋，到清代输往欧美、俄国等地的规模增长迅速。1786－1833近50年中，欧美各国在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达4462.3万匹。1775－1781年，俄国每年进口中国棉布达106万卢布以上，占当时中俄贸易总额的63％。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计算，1760-64年间，平均每年中国对英贸易额145万两，出超50.9万两；1790-94年间，每年贸易额1085万两，出超83.68万两；1830-33年间，每年贸易额1728.53万两，出超261.5万两。也就是说，1760~1833年间，仅与英国的贸易，平均每年就净流入白银100万两以上。这还是在英国不断的运入鸦片抵消了大量出超的情况之下。有人估算，1770-183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共合5亿元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这里的“元”应该指的是银元）。在1785-1833年间，英国常占中国进口总值的80%-90%，出口总值的65%-80%；基本代表了中国的外贸情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实行 “一口通商”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因此，这里也就尽量列出乾隆时期及其后的数据。

近来，从全球史的视角分析明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及其经济影响以及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约明正德到清嘉庆年间），中国执世界经济之牛耳，早期的工业化得到长足发展，海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加快走向衰败，与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明清巨额白银流入是外汇储备强大而不必然导致经济强盛的先例，如此等等的话题，已有不少人涉足，且新自由主义和其他一些理论观点的倾向过分夸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低估主权国家能否调动国内资源的不同自主性与能力。在这里不再重复此类话题，着重讲清代那个时间、空间的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不但同当时而且同当代的欧美等西方国家基本国策相通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引出一些思考。

为便于此类话题的深入，首先要对清代那个时间、空间的大环境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从1741年1.43亿增加到1794年的3-4亿（年均增长320万以上），这是其一；其二是，在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中，加进了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既有内部的满族与汉族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又加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在前文中已讲到，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人口激增，这首先要归功于清朝统治的巩固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特另是17世纪80年代以来）；其次是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有一张面对东亚和东南亚“开放”的对外贸易的网络，来自“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粮食供应的增加（从美洲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和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灌溉的高地和山坡地；这促成了18世纪的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加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连结，则贯空穿“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人口激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显然，人口激增，不但带来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乾隆末年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3.5亩，而当时的警戒线是4亩，因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就被众多的人口抵消，人民生活在饥饿贫穷之中），带来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还带来国家的战略与安全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帝国遇到了空前的压力。这些应该是解读“康乾盛世”乾隆时期的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大环境。也就是说，要把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同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等等联系起来考察。按照梁柏力先生在《被误解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一书中有详细的观点（在以下的论述中有多处采用了梁柏力先生的观点，不再一一说明出处），在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超过了经济发展因素的考虑。

沿着这个思路，就有了古今中外比较的基准平台。

先来看清代对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历史继续的对外贸易体系中的朝贡贸易体系。有人从欧洲贸易扩张与中国朝贡体系建立之间的比较分析中西贸易政策的差异。他们认为，近代欧洲国家入侵亚洲，企图以条约贸易（在条约贸易中，贸易国之间是对等的，体现契约关系）取代朝贡贸易。他们还认为，两种贸易体系竞争的结果，是条约贸易战胜了朝贡贸易，中国进入近代贸易关系体系之中。我们承认中西方贸易体系最大的区别在朝贡贸易与条约贸易，我们也承认条约贸易战胜了朝贡贸易，中国进入近代贸易关系体系之中在历史逻辑上也说得通。但这种比较分析仍太过于用理想取代现实。现实是，欧洲国家建立的是一个依靠国家暴力维持商业垄断的贸易体系。在这个贸易体系中盛行的是弱肉强食、征服与被征服的原则。在中西初遇,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尚未大规模展开，西方国家也未在亚洲贸易中取得优势时，虽然西方商人拥有国家武装力量的支持，但他们在经济上对中国商人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一时形成了中外商人竞争与依赖并存的局面。后来，在西方国家的武装侵略下，东南亚一些国家逐渐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亚洲贸易网络逐渐被西方商人控制，逐渐完成了在亚洲国际市场的贸易垄断布局，各国对东南亚海上势力范围已经划分完毕，大部分东南亚朝贡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重要的贸易港口和商路受到西方商人的控制，这为下一步西方国家打败中国商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先用武力击破了当时的亚洲以中国为中心、藩属国为外围，靠纳贡和民间贸易连接的统一体系，对清政府视野中的秩序造成了挑战。关键一点是，按照两种贸易体系竞争的思路，仍然不能解释 当代美国的外贸政策和清帝国朝贡贸易有相似的地方。在当代，很多国家都渴望和美国通商，但美国却有许多选择的余地，从而可以提出很多通商的条件。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就是它利用开放国内市场来达到地缘政治目的的例子。“最惠国待遇”只不过是和美国通商的许可证，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发给所有国家。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和今天的古巴、伊朗等国，便没有这个许可证。1979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中国满足某些条件，才再授予它“最惠国待遇”，直至2000年才取消这项规定。这里，还可以再举两个例子说明 当代美国的外贸政策和清帝国朝贡贸易有异曲同工之处。之一，“二战”结束后，美国开放庞大的国内市场给日本，同时设法阴止日本和中国通商，以确保日本属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政治经济阵营，而不会成为苏联和中国阵营的一分子。之二，当代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协议就是美国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战略的一部分，如，1990年代签署的《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又如，2003年签署的《安全繁荣合作协定》。

如果能够理解 当代美国的外贸政策和清帝国朝贡贸易有相似的地方，那么，也就易于理解清代短暂的“海禁”及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了。清初，针对台湾——郑成功的“海禁”连同“迁界”一起，其严厉的程度自明以降空前绝后。有不少人认为，这种政策正好反映出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心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海禁”连同“迁界”一起，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收复台湾、扩张领土，这与“闭关锁国”的心态是两码事。这里，再对清帝国对台湾的政策和当代美国对古巴的政策作一比较。清帝国和当代美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霸权国家，但东南隅都存在一个与它对抗的小岛。清帝国采取“海禁”连同“迁界”一起的极端经济封锁措施对付台湾，令东南沿海居民付出了沉重代价，终于收复了台湾。美国也采取经济封锁措施对付古巴，但是，过了半个世纪，不未能达到迫使古巴就范的目的。另外，当代美国的《与敌人通商法》也是对清代短暂的“海禁”及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与敌人通商法》授权美国总统禁止国民与敌人通商。它与禁海令一样，目的都是借助经济手段来打击敌人和迫使敌人就范。不同的是清代短暂的“海禁”的覆盖范围要比《与敌人通商法》广泛；但另一方面，《与敌人通商法》的执行又要比清代短暂的“海禁”彻底。

如果要追究清帝国“闭关锁国”的真实心态，只要对比一下清帝国和当代美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霸权国家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及闭关锁国政策，也就足够了。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与当代美国的“闭关锁国”的真实心态是一个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差距！？

如果再将清代的经由陆路传统的“丝绸之路”与西北和俄罗斯的贸易整合进来，同时考虑清代版图比明代扩大一倍的事实，那么，将“闭关锁国”的心态来形容清代显然是不恰当的。笔者在《从清朝反腐说到国家能力问题》一文中写到，在中国，自秦以下的2000多年的王朝历史中，建立过200年以上的大一统王朝，只有西汉、唐、明、清。看来，腐败亡国论这顶帽子戴在大清朝头上，并不是按头做帽子——恰如其分的，因为腐败几乎伴随着中国王朝历史的始终。在这里还要加上一条，将“闭关锁国”的心态这顶帽子戴在大清朝头上，也不是按头做帽子——恰如其分的。笔者以为，沿着新自由主义和其他一些理论观点的倾向过分夸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低估主权国家能否调动国内资源的不同自主性与能力的思路，“总结”不了清代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那么，究竟用什么样的思路来“总结”清代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呢！？

先不急于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对清代的“海禁”与“闭关锁国”再作进一步的中外“比较”吧。

从明末至前清在全球通史中被界定为全球一体化的缘起阶段，从16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到“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其后的人类历史中所谓的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财政之战、军事之战的历史。2000多年前，发生了中国的战国时代。全球一体化的潜台词是：最近的500年是全球的战国时代。这里，先对最近的500年的全球的战国时代西方国家对外贸易的各种“禁制”作一概述。

早在14世纪，英国就已对羊毛出口征收沉重的出口税。15世纪后期，在同竞争对手荷兰的竞争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羊毛出口税。到16世纪终于成功打败荷兰的羊毛纺织业。17世纪末期，英国又禁止它的殖民地输出羊毛和未能完工的羊毛织物，因而摧毁了爱尔兰的羊毛纺织业，并扼杀了萌芽中的北美洲的羊毛纺织业。18世纪初，英国颁布《棉布律法》，禁止英国人使用印度生产的棉纺织品，以保护本国纺织业。这条法律在1774年被撤销后，英国又大幅度提高了向印度商品征收的海关税。但是，英国保护政策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1651年的《航海律法》。这是一系列保护英国航运事业的律法，它授予英国船商垄断进出口的权力。在1600-1813年的200多年里，东印度公司享有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这个权力在1813年被取消后，东印度公司仍然继续拥有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垄断权，直到1834年被取消。因此，东印度公司和广州行商之间的贸易，其实就是两个垄断集团之间的贸易。为了确保国内的煤炭供应充足、保护造铁业，英国在17、18世纪不断提高煤炭出口税，并大幅提高铁条进口税。在工业革命后，为了避免先进技术外流，英国立法严惩在外国居留六个月的技术工人；在1785年又制定法律，禁止多种机器和工具的出口。到了19世纪，打遍天下无敌手后，上述禁令才被陆续撤销，转而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虽然如此，英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受到不少限制。关税在19世纪上半叶仍处于高水平，平均达38%；相比之下，同期法国只有20%。英国要到1865年之后才把关税降至10%以下。另外，英国一方面强迫后清开放市场，准许鸦片等商品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禁止鸦片输入英国。

在16、17世纪，西班牙对外贸易的也有各种“禁制”。1589年规定，经中国海商运往菲律宾的货物必须先经由西班牙政府官员估价，然后再分配给西班牙商人，不许私人买卖，更禁止当地居民穿着中国布匹制造的衣服，借以控制中国商品输入的数量和价格；1602年，规定菲律宾华侨人数不得超过2000名、日侨人数不得超过3000名；此外，还规定西班牙商人不能到中国。除了关税以外，菲律宾华人还需交纳其他税款和费用，并多次被屠杀。为了保护国内产品在美洲殖民地的市场及控制白银的输出，西班牙禁止中国生丝和丝织品进入美洲。1591年，禁止美洲殖民地与中国及菲律宾通商。1593年，限制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额——菲律宾每年只许派出两艘船只到墨西哥，每艘的重量不能超过300吨，所载货物的价值也受到限制。同期的荷兰，在17世纪初，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和安汶岛后，随即禁止中国商船靠岸，并强迫在岛上居住的中国人弃商从农，在邻近的岛屿也实行同样的政策。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样，也是一个垄断集团。

美国首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限制工业产品进口、限制原材料出口，以及采用保护性关税来扶植美国的新兴工业。林肯总统也是保护主义的信奉者，他上任后随即将工业产品进口税提高至40-50%的水平，是当时全球最高的关税。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期间，正在工业化的北方大力支持高关税的政策，而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却支持自由贸易。北方的胜利确保了保护主义政策得以延续。在其后的大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关税一直维持在高水平直至“二战”为止。

以上资料及数字均来自梁柏力先生《被误解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一书。在互联网开放的今天，人们已不难查到除上述国家以外的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奥地利、俄国、芬兰、挪威、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各种“禁制”资料了。也可以查到日本闭关锁国的资料（日本闭关锁国是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吴俊学外交政策。在1635年开始实行，直到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为止。德川幕府明确禁止日本人出国、禁止在外的日本人回国，并规定于外国的贸易关系仅允许在长崎进行，而且对象仅限于中国和荷兰。此外，某些地方藩主会与特定国家进行贸易，包括对马藩的宗氏与朝鲜、萨摩藩岛津氏与琉球国的贸易）。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都受不同程度的管制。

根据中国航海学会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资料，清朝历时286年，其中“除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间，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海禁及迁海以外，其余200多年间，基本上是实行开海政策的，因而在船舶建造、船队规模、运载能力、航行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历史的水平，远比郑和时期的航海实力为大，不过在衰老的封建制度束缚系，中国航海事业与当时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相比，距离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清代航海事业的发展，意味着对外贸易又提升了一个台阶。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实行 “一口通商”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就是一个对历史无知以及新自由主义和其他一些理论观点的倾向过分夸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低估主权国家能否调动国内资源的不同自主性与能力的糊涂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包括着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对清代的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其本国策的误解（马克思曾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以解除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需要明确的是，西方的“海禁”的动机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新兴工业、削弱外国的竞争力，以及保护国内农业，而清代的“海禁”的动机是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考虑。

看来，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是不能从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本身去寻找的。最近的500年是全球的战国时代。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是，在全球的战国时代，国家能力以及国家能力的力量来源出了问题。数千年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中国的国家是一个大一統的强大而又弱小的矛盾自我同一体！具体地说，就是大清帝国已经走到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历史任务相契合了——衰落了。显然，在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既有内部的满族与汉族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又有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的大环境下，这不仅仅是一个王朝行将走向末期的衰落，更是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没落！？这是笔者在清史系列拙文中反反复复说着的话题，在本文中用不着多说了。

而行文至此。突然觉得，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绝妙地注释了自由主义的祖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本文的标题同本文的主题也是“完美”合壁的。 斯密大谈“看不见的手”和自由贸易的好处，其实形容的是在《航海律法》等保护法律的帮助之下，英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以后的情形——当一个国家的产品没有竞争对手，开放对外贸易自然是这个国家的最佳政策。 斯密赞成限制外国制造品的进口，借以保护国内的新兴工业。他认为这些限制需要被慢慢废除，以免国内工业因遭遇外来竞争而倒闭。他支持报复性的关税，还支持为增加政府收入而设的关税。他认为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一个梦想，在现实中是不会出现的。 斯密还认为国防最为重要。如果某类工业和国防有很大关系，这类工业必须在本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而不可以依赖外国进口。在国防方面，经济效益只是次要的考虑因素。亚当-斯密竟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祖宗！？

2009年4月26日，卢麒元先生写了《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一文。卢麒元先生在该文中开头一段是：

——自由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衍生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的副产品，那就是殖民主义。自由主义为了替急剧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寻找出路，进行了发达国家经济扩张的理论解说。自由主义一旦打上国家的烙印，立刻变成了意识形态工具。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在民族国家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时期，只能是主体性的自由。那是一种先自由者的自由，那也意味着对后自由者的奴役。先行自由者的自我解放的武器，最终演变成为对后来自由者奴役的工具。这虽然是历史的讽刺，但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德国人是欧洲的后自由者，为了争取对先自由者的自由，德国历史学派进行了百年论战。百年论战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不惜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在现实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是英美的同盟国；然而，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本应该是德国的同盟国。历史的阴差阳错，让中国处于哲学的迷茫当中。也因此，中国人的愚蠢仍然在继续着。

笔者在此将研究清代真实的从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到被动的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过程的体会用于补充卢麒元先生的《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一文。从明末至前清在全球通史中被界定为全球一体化的缘起阶段，从16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到“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如果将这段缘起阶段到当今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过程，放进布罗代尔的“大历史观”（在时间方面具有长中短三个层次的历史时段，在空间方面有国内规模、国际规模的经济世界概念，还有一个具有统摄整合功能的总体史概念也就是说，事件、趋势变动、长时段、经济世界、总体史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学观）的框架中，同样采取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诺斯及麦克尼尔等西方的不同的学术进路（马克思主要偏重于从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诺斯则反过来从私有产权的确立和建构来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布罗代尔则从历史上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再现了资本主义的秩序，而韦伯则从不同的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来探寻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资源；麦克尼尔在以文明为单元，互动状态下的“再现”历史中，寻找到的人类足迹），那么，仍然可以推出一个历史的逻辑结论：

——人类的足迹，通过殖民主义这座桥梁，从全球一体化的缘起阶段走到当今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阶段！？殖民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18、19世纪的英国既抱怨对清朝的庞大的贸易赤字，但又禁止国民向中国输出工业革命期间发明的新机器，同今天的美国一方面抱怨对中国的庞大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又禁止美国公司出售高科技产品给中国，如同一出。

清代前期是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后期是被动的全方位开放。1894 、1913、 1920 、1936 年中国和外国产业资本合计（万元） 分别是8,952.6、 154,095.6 、236,825.0 、821,000.0 其中本国资本 （万元）分别是3,519.1 、30,386.2 、70,079.2、 177,600.0、中国产业资本的比重（ % ）分别是39.3 、19.7、 29.6 、21.6 外国产业资本（万元）分别是5,433.5 、123,709.4、 166,745.8、 643,400.0 外国资本的比重（ %）分别是60.7、 80.3 、70.4 、78.4 。20世纪下半叶以至于今天的数字不用罗列了。就门户开放而言，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早已全方位开放了百余年！？当代中国的未来将通过贸易和金融实现全球战略，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又加进了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因素。历史前进到今天，清代的遗留的历史格局仍然没有被打破——当代中国的未来通过贸易和金融实现全球战略的步子仍然只能左右于，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与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丧失国家财政、金融主权就等于被动）全方位开放之间。那么，在全球的战国时代，举国之力的阿基米德支点——是否在国家能力以及国家能力的力量来源这一点上呢！？

2014-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