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在清代闭关锁国的背景上解读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2 次 更新时间:2014-11-16 20:00:14

进入专题: 清代   闭关锁国   自由主义  

曲路浚  

  若以“文本”与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为准,清代走过了从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到被动的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过程。这里所说的“文本”,在前清有类似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于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贸易,如有“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指郑成功)”,“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以及1759年李侍尧奏准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如此等等;在后清有1840年“鸦片战争” 以后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到列强在华的侨民管理制度、经济特权制度、行政特权制度、文化特权制度、驻军制度,以及割占领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制度等许多方面。在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曾重印)中,列入该书目录的共有1182件条约、协定。其中除最初7件订于17、18世纪外,其余均为1840年“鸦片战争” 以后所订立的。

  同样以“文本”与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为准,顺治十二年之前,并没有海禁;顺治十二年海禁,顺治十八年颁布迁界令,直至康熙二十三年才开海;这段时间的海禁,主要是为了对抗郑氏的海军。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称为“四口通商”;康熙五十六年部分海禁(禁止与南洋贸易),雍正五年开禁放洋;这段时间的海禁,主要是由于康熙担心米谷的大量出境会造成不良后果;乾隆二十二年,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三口,只允许广州一地为通商口岸,称为“一口通商”,并对出海贸易控制十分严密(例如乾隆二十四年颁布的“防夷五事”, 限制外国商人的行为;例如禁止私人出海,限制中国商民的出海贸易;例如乾隆二十二年起,严禁粮食、五金、书籍的出口,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例如广州“十三行”, 推行牙行制度和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1842年,《南京条约》,“广厦福宁上”,五口通商。在这之后,清朝的门户就走上从主动的闭关锁国到被动的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过程了。

   由此可见,清朝全面的闭关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1644年到1757年这113年的时间里,有过几次海禁: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迁界令及海禁,康熙二十二年开关,历时23年;康熙五十六年海禁,雍正五年开关,历时10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禁海政策,只许外商在广州交易。也就是说,从1644年到1757年这113年的时间里,所谓“闭关锁国”只有区区33年!尽管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实行 “一口通商”政策以及出海贸易控制十分严密,也并没有将门户堵死。可否这样说,清代的主动的闭关锁国就是有限的门户开放政策!?

  以往,对于闭关锁国,人们已对它作了不少思考。诸如以下问题:如果清朝不闭关锁国,中国现在怎样?现在的中国会不会象美国一样发达?中国会称霸世界吗?中国会不会生活在朝代中啊?也就是说,以往人们对于闭关锁国思考,大都倾向于闭关锁国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

  近来,对于闭关锁国又有了新的说法。清初的“海禁”是针对台湾郑氏力量而采取的消极措施,即便如此,也谈不上对东南亚锁国,更谈不上对“西方”的“闭关”。 对于元明之际就已经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等“红毛夷”,从来也没有“闭”过“关”。它们一直来华经商与传教,除传教士因为“生事”而受到民间的强烈抵制外,清政府何尝真的“禁”过“教”?至多作为针对性措施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区曾禁止过洋人的传教活动,但从未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推行过。西人在华的“得势”,既可以用清代全盛时洋人的能够进入朝廷、宫庭参谋议政,甚至主持司天监这类王朝的敏感神经为例,也可以用五口通商后的洋人之遍地横行来作证:清代没有闭关,也无力闭关。一句话,清人搞海禁,从未禁洋人。关于“通商”,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清政府一直在下大力组织对外贸易,瓷器、茶叶、丝绸的远销英法与北欧,并在欧陆掀起持久的“中国潮”就是一个铁证。清康雍乾嘉时期,中西本来是正常往来的。英皇曾派大商团来华洽谈经贸,中国皇帝说中国地大物博,“无需尔等冲波历险万里东来作贡献”,这话从主观上说本是出于好心,事实确实如此,绝不是以此为借口来拒绝通商,更谈不上禁止通商,尤其谈不上就此禁止洋人来华、禁止西学东传;它与“闭关”说毫无牵连。 总之,闭关锁国是诬蔑清朝的谎言(转引自新浪博客,美丽中国,2010-08-21)。

  笔者以为,清代前期,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清代后期,被动的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本文的主题是:

   ——从比较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比较”清代那个时间、空间的主动的闭关锁国及“海禁”,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各种“禁制”的异同,并顺带对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梦想作一批判。

  下面先述清代的对外贸易体系。

  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国际贸易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分为官办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朝贡贸易指朝廷允许海外藩属国前来朝贡,并负载货物在指定时间和地点与中国交易。藩属国奉上象征性的贡品,却能换得大量商品,朝廷不得不进行大量补贴。朝贡贸易被作为怀柔海外藩属国的重要手段,政治色彩浓厚而经济功能较弱。 它是一种羁縻周边国家的政策,是在封建帝国时代私人贸易不发达的情形下,大帝国利用官方贸易来怀柔笼络邻近国家的方法。中国的唐、宋、元等朝代都采用过该方法,明清只不过是承袭了前朝的对外贸易政策。 周边国家渴望与明清贸易,以得到明清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明清的条件就是它们首先要向中国称臣,做中国的藩属,来华朝贡,承认中国是它们的宗主国。朝贡时得到朝廷的赏赐,一般比进贡品更贵重。朝贡使者可以携带其他货物在京师及地方出售,获部分免税优惠,再转购中国产品带回本国售卖。此外,朝贡使者进入中国境内以后的一切开支均由朝廷负担。因此这是一宗获利甚丰的交易,难怪周边各国都争相入贡。 但是如果有藩属国胆敢违抗明清的意旨,明清政府就可以削减该国的朝贡次数,甚至终止彼此的朝贡关系,以中断贸易的威胁来强迫对方就范。官办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促进了东亚的经济联系,当时的亚洲可看作以中国为中心、藩属国为外围,靠纳贡和民间贸易连接的统一体系。该体系不但涵盖东亚、东南亚,也连接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等其它贸易区。清代的对外贸易体系就是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历史继续。

  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陶瓷、丝绸等纺织品及后来的茶叶。以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为例,江南棉布在明代主要出口日本、南洋,到清代输往欧美、俄国等地的规模增长迅速。1786-1833近50年中,欧美各国在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达4462.3万匹。1775-1781年,俄国每年进口中国棉布达106万卢布以上,占当时中俄贸易总额的63%。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计算,1760-64年间,平均每年中国对英贸易额145万两,出超50.9万两;1790-94年间,每年贸易额1085万两,出超83.68万两;1830-33年间,每年贸易额1728.53万两,出超261.5万两。也就是说,1760~1833年间,仅与英国的贸易,平均每年就净流入白银100万两以上。这还是在英国不断的运入鸦片抵消了大量出超的情况之下。有人估算,1770-183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共合5亿元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这里的“元”应该指的是银元)。在1785-1833年间,英国常占中国进口总值的80%-90%,出口总值的65%-80%;基本代表了中国的外贸情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实行 “一口通商”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因此,这里也就尽量列出乾隆时期及其后的数据。

  近来,从全球史的视角分析明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及其经济影响以及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约明正德到清嘉庆年间),中国执世界经济之牛耳,早期的工业化得到长足发展,海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加快走向衰败,与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明清巨额白银流入是外汇储备强大而不必然导致经济强盛的先例,如此等等的话题,已有不少人涉足,且新自由主义和其他一些理论观点的倾向过分夸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低估主权国家能否调动国内资源的不同自主性与能力。在这里不再重复此类话题,着重讲清代那个时间、空间的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不但同当时而且同当代的欧美等西方国家基本国策相通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引出一些思考。

  为便于此类话题的深入,首先要对清代那个时间、空间的大环境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从1741年1.43亿增加到1794年的3-4亿(年均增长320万以上),这是其一;其二是,在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中,加进了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既有内部的满族与汉族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又加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在前文中已讲到,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人口激增,这首先要归功于清朝统治的巩固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特另是17世纪80年代以来);其次是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有一张面对东亚和东南亚“开放”的对外贸易的网络,来自“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粮食供应的增加(从美洲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和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灌溉的高地和山坡地;这促成了18世纪的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加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连结,则贯空穿“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人口激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显然,人口激增,不但带来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乾隆末年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3.5亩,而当时的警戒线是4亩,因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就被众多的人口抵消,人民生活在饥饿贫穷之中),带来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还带来国家的战略与安全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帝国遇到了空前的压力。这些应该是解读“康乾盛世”乾隆时期的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大环境。也就是说,要把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同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等等联系起来考察。按照梁柏力先生在《被误解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一书中有详细的观点(在以下的论述中有多处采用了梁柏力先生的观点,不再一一说明出处),在清代那个时间、空间,主动的闭关锁国的有限的门户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超过了经济发展因素的考虑。

  沿着这个思路,就有了古今中外比较的基准平台。

  先来看清代对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历史继续的对外贸易体系中的朝贡贸易体系。有人从欧洲贸易扩张与中国朝贡体系建立之间的比较分析中西贸易政策的差异。他们认为,近代欧洲国家入侵亚洲,企图以条约贸易(在条约贸易中,贸易国之间是对等的,体现契约关系)取代朝贡贸易。他们还认为,两种贸易体系竞争的结果,是条约贸易战胜了朝贡贸易,中国进入近代贸易关系体系之中。我们承认中西方贸易体系最大的区别在朝贡贸易与条约贸易,我们也承认条约贸易战胜了朝贡贸易,中国进入近代贸易关系体系之中在历史逻辑上也说得通。但这种比较分析仍太过于用理想取代现实。现实是,欧洲国家建立的是一个依靠国家暴力维持商业垄断的贸易体系。在这个贸易体系中盛行的是弱肉强食、征服与被征服的原则。在中西初遇,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尚未大规模展开,西方国家也未在亚洲贸易中取得优势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清代   闭关锁国   自由主义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15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