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H·考克斯:美国宪法创制史观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7 次 更新时间:2014-11-14 23: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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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熠    

    

   摘要: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不同时代的美国历史学家经常对美国开国元勋创制宪法的意图产生意见分歧。本文考察美国宪法创制史学的主要线索和观点,包括业余史学派、帝国学派、进步学派、共识学派和思想意识学派;讨论每一学派主要代表学者如大卫?拉姆齐、约翰?菲斯克、查尔斯?比尔德、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和戈登?伍德等人的著述,并关注有关宪法的最新研究。每一个史学解释流派都有其长处和不足,不过,把它们综合起来看,这些学派为制宪先哲描绘了基本一致的形象:在面对自己所认为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时,制宪先哲用法律允许之外的手段创建了一个较强的中央政府。他们设计的政府,既能够维护其自身利益,又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愿景,同时还提供了宪法渐进变革的机制。美国宪法创制史观的演变,既是历史学者不断追求历史真相、史学家代际对话的结果,也是时代变迁、社会思潮在史学界折射的产物。

   关键词:  美国历史;美国宪法;史学史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开启中国经济和教育改革进程,中美两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对方国家的宪政和法律体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等学术机构为促进中美两国法学家之间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近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美国宪政主义的起源问题,为此,本文综述自18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宪法创制史观的演变。本文将考察不同时代的美国人是如何来解释宪法的,他们既把它看作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文件,同时也把它视为拓展政府权力、调节州际贸易、保护公民权利、发动战争并与犯罪和贫困作斗争的工具。两百多年来,虽然有关美国宪法的著作多达数百种,但按照史学编撰思想这一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业余学派、帝国学派、进步学派、共识学派、思想意识学派等不同的宪法解释流派。考察与宪法解释相关的每一流派,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同时代的美国学者如何基于当时的知识趋势和重大社会问题,来重新解释美国宪法创制的这一课题。尽管对美国宪法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然而,在种种不同的解释之中还是蕴涵有若干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持久地洞悉美国开国元勋的动机。(2)

    

   二、美国宪法的创制

   1783年,独立战争烽火渐熄,脱离大英帝国统治后的北美各邦为组建什么样的国家而展开的重大辩论却未停止。独立后各邦的宪法和《邦联条例》——美国人构建全国性政府的首次尝试——体现出美国革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比如说,这些勾画政府框架的方案普遍推崇弱而小的政府,通过频繁选举来防止腐败。然而,到18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各邦之间恶性经济竞争,没有兑付的战争债券,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谢斯起义——尽管它失败了——这一系列社会难题让美国领导阶层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防止“无节制的民主”。(3)

   虽然1786年安纳波利斯会议并不成功,但与会代表要求来年在费城讨论修改《邦联条例》之事宜。费城制宪会议55名代表中不乏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等杰出人物。制宪会议代表很快就制宪会议的任务和目标达成共识,即举行秘密会议,创建一个新的政府框架,将其直接提交各邦批准,完全绕过现有邦联国会。(4)尽管达成初步共识,但随着讨论日渐深入,制宪会议代表就政治代表性问题很快出现分化。以埃德蒙·伦道夫为首的弗吉尼亚邦代表提出一个组建政府的新方案(弗吉尼亚方案)。该方案主张政府由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分支组成;其中,立法分支实行两院制,各邦按照人口比例向下议院选派代表,从各邦在下议院的代表中选举产生上议院议员,再从上议院的议员中选举产生总统。对以威廉·帕特森为首来自小邦的代表来说,弗吉尼亚方案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利。为此,威廉·帕特森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泽西方案,该方案在保持现行邦联国会代表制——无论面积大小、人口多寡,各邦平等,一邦一票——不变的基础上,授予国会征税权、管理各邦事务的权力和宣战权。经过长达数周的辩论,双方达成妥协:联邦立法分支的下议院(众议院)议席按各邦人口比例分配,而联邦立法分支的上议院(参议院)则遵循平等原则,每邦拥有两个议席。

   当涉及奴隶制问题的新争论出现时,本就棘手的代表权问题注定会偃旗息鼓。南卡莱罗纳和佐治亚的代表不惜以让宪法流产相威胁,要求在新宪法中专门保障其拥有黑人奴隶的权利。为竭力争取南方各邦支持宪法,北方各邦代表同意将逃亡北方的奴隶押解回南方,在宪法文本中使用“必须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来指称黑人奴隶,以免被指责过分支持奴隶制。宪法甚至还将黑人奴隶人口按五分之三折算(即一个黑人奴隶算作五分之三个自由人),借此给予蓄奴州更多的国会代表权。凡此种种抚慰之策换得南方腹地代表勉强同意新宪法。(5)1787年9月,宪法草案提交各邦批准。

   在各邦宪法批准大会辩论期间,一方面,联邦党人通过报纸、演讲、私人信件、大型公共集会,不遗余力地推介新的政府方案;另一方面,路得·马丁和乔治·梅森试图将反对宪法的人凝聚起来。这些反对宪法的人自称真正的联邦党人,但很快他们被支持宪法的人贴上了“反联邦党人”的标签。弗吉尼亚、纽约等关键的邦还在摇摆不定时,联邦党人中的三位重量级人物——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在纽约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这些“联邦党人文集”力图祛除公众对新宪法下政治权力集中产生的恐惧。与此同时,麦迪逊和他的盟友们通过承诺增加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来吸纳针对宪法的反对意见,这些宪法修正案将明确禁止联邦政府压制公民个人权利。1790年,反对宪法草案的最后两个州,北卡莱罗纳和罗得岛,批准宪法和《权利法案》,最终加入了联邦。(6)

    

   三、宪法创制史学中的不同流派

   1.业余史学派

   美国宪法引入了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它具有征税权、宣战权,以及为实行自己的意志而直接向美国民众发号施令的权力。当时,新政权还只是存在于纸面上,仅靠惧怕分裂的恐惧和新当选总统华盛顿的个人魅力维系。如果尚处于襁褓中的政府运作不当,很难保证它不会被淘汰。此外,许多联邦党人痛苦地意识到,宪法创设了一个比邦联政府更具有等级性的新政府,而且,起草和批准宪法所采用的某些方法也存在着法律上的疑问。

   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前早期,美国政治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在努力营造独特的美国文化。哈德逊画派画家托马斯·科尔和弗雷德里克·E·丘奇让普通的美国人去认识自然的壮美。类似地,华盛顿·欧文和芬尼莫尔·库柏等作家探寻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国文体。在类似的潮流中,一小群作家撰写的历史著作,将宪法创制视为一群高贵无私的爱国者的杰作,他们力挽狂澜,将初生的美利坚从自身的放纵中拯救回来。(7)

   大卫·拉姆齐是首位专门研究美国宪法创制的史学家。他是一名医生,革命时期曾做过南卡莱罗纳邦议员和军医。独立战争结束后,他成为大陆会议的代表。作为一名虔诚的联邦党人,拉姆齐积极推动创建强大的中央政府。他主张美国宪法是美国革命斗争的顶峰,为此,他甚至不惜将自己的《美国革命史》推迟到1789年出版。通过征引那些能够说明独立后美国公民道德衰弱的材料,拉姆齐注意到:“热爱自由和独立的人们开始不再钟情于来自革命的希望,开始担心他们建立的政府不切实际,基于对社会公德的错误认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原则”,联邦党人于1787年云集费城,旨在“构建政府,解决联盟危机”。(8)

   拉姆齐认为尽管宪法的“前世”并不高贵,但他预见宪法会有光辉的未来。他满怀信心地写道:“理论上,宪法看起来精巧地将自由与安全融于一身,为国家昌盛奠定了根基,与此同时,宪法并没有减损州和人民的任何权利。”(9)在拉姆齐笔下,一小群热爱国家的领导人采取非常行动,创建了一个能够平衡自由与秩序的政府架构,挽救日渐失序的国家。这一叙事成为后来纪念宪法“创世纪”的标准版本。

   联邦党人作家所描述的美国宪法价值观并不仅仅适用于美国人。在纪念乔治·华盛顿去世的著作——《华盛顿生平》(1800)中,圣公会牧师梅森·洛克·威姆斯写道:“长期饱受压迫的人们把目光投向您,把您视为最后的希望;全世界都焦急地等待着您的判断;您在这次危机中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您的个人行为,还关系到未来数百万美国人的命运。”威姆斯把美国宪法等同于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他写道:“现在,如果您明智地使用所有重要的机遇;如果您自由的宪法得到神圣维护;如果荣誉、爱国主义、联合和兄弟般的爱心等这些令我们国家品格崇高的美德盛行,那么,您将无往而不胜。眼前困难带来的压力将强化而非弱化联邦政府,这一切可能会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享自由的福荫。”(1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论述美国人有神圣的责任向世界上饱受压迫的人民传播自由与权利的宪政价值,威姆斯成为利用历史来美化美国未来干涉政策的第一人。

   威姆斯采用狂热布道的方式推介美国宪法,而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则在其五卷本著作——《华盛顿生平》(1805-1807)中为联邦党人运动作律师式的辩护。借助于华盛顿的书信和演讲,马歇尔认为,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邦联显然已奄奄一息、危若累卵。邦联拥护者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阻止美国帝国各主体部分的瓦解已迫在眉睫。”尽管注意到费城制宪会议上与会代表之间存有分歧,马歇尔还是坚持认为,“最终,联盟结合的重要性压倒了地方利益;9月17日这一天,毁誉参半的宪法草案呈现在美国民众面前。”(11)

   在马歇尔看来,华盛顿个人威望保证了宪法的成功创制和批准通过。对华盛顿而言,当选联邦政府首任总统,不仅是可求的,而且还是必需:“只有华盛顿能够凝聚起人民的无限信任:在他的庇护下,政府的拥护者希望新政府无比坚强,能够抵御其众多对手的明枪暗箭。”(12)把宪法的权威与华盛顿个人的威望联系起来,马歇尔不但强化了其曾经任过要职的行政分支的威信,还强化了他将要执掌的最高法院的权威。

   虽然美国早期大多数史学家都支持宪法,但还是有反对宪法的声音存在。莫茜·奥蒂斯·沃伦(13),她对美国革命的支持表现在参加通信委员会和撰写支持独立的戏剧。独立战争后,在一本名为《审视新宪法》(1788)的小册子中,她反对批准美国宪法。在影响广泛的三卷本《美国革命沉浮录》(1805)中,沃伦接受了美国宪法,但不甚情愿。尽管承认《邦联条例》问题多多,但她还是谴责费城制宪会议代表“关门闭户,与世隔绝,甚至有人建议把会议日志付之一炬,唯恐自由民族的人民详细审查他们的磋商和辩论记录”(14)。

   在沃伦笔下,联邦党人野心勃勃,穷兵黩武,反对公众自由。她注意到,1787年9月提出的那份宪法草案,既没有得到制宪会议与会代表一致支持,亦没有在批准过程中获得多数州无条件支持。最后,沃伦还通过褒扬反联邦党人来贬损联邦党人,她称赞反联邦党人“对宪法的增订与改进,团结了各方人士,给予宪法有力的支持。”除此之外,沃伦认为正是由于华盛顿“功勋卓著,广受欢迎,深受爱戴,无出其右”(15),令新生的联邦政府坚持了下来。

在独立后的头30年,美国依旧是一个弱小的、分裂的国家,在利用政治与文化传统凝聚民众方面乏善可陈。对初生联邦政府的任何政治反对,都被怀疑为有组织的政治党派或者有待形成的亲英保皇派的阴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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