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 温铁军:“作新民”的乡土遭遇

——以历史及当代平民教育实践为例[1][2]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0 次 更新时间:2014-11-14 16: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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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恩   温铁军 (进入专栏)  

  

   摘 要:本文以实践者的独特视角,通过历史与当代结合的平民教育的具体脉络分析,“跳出平民教育看平民教育”。作者借用“双向运动”的理论框架提出:假设平民教育实践者作为一种带着“启蒙—作新民”的“正向运动”目标出发的“正向运动”,在实践中不期然“遭遇”了来自“乡土”各种形式与表现的“自我保护”;却没有在这种角力中自我简化为“双向运动”的任何一方,而是不断融合并理解来自“反向运动”的资源与立场,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调整“正向运动”的目标及局限,通过复杂的互动探索出一种以“乡村建设”为脉络的“另类正向运动”。

   关键词:平民教育 双向运动 乡土

  

   历史上平民教育得以展开、并从最初的“除文盲”向乡村建设[3]转向[4]的出发点与基本动力,是传统文化中的“作新民”[5];其蕴含着的从基础开始的变革想象则成为一种有效的动员。但晏阳初在第一次大战身处欧洲战场“华工”之中而受平民启发、与鼓舞后提出的“开脑矿”之不同于传统文化,乃在于民国初年的平民教育实践者虽带着“启蒙—开发”的信念,但却在丰富的底层实践及与“被启蒙者”的互动中完成对主流启蒙的反思与拒绝。其中,“作新民”不再局限于“主客体”清晰二分和口号上的“呼吁”,而包含告别说教与浪漫化想象而反身进行自我改造的可能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是被后人归纳为“乡村建设派”的平民教育[6],它虽不是唯一和最早,但却持续时间最长并与当代同名实践呼应,同时兼顾理论实践与城市乡村。

   针对这场规模浩大并涉及不少那个时代重要知识创新的社会运动,最常见的是人物赞扬与道德肯定,或静态和去脉络化的、依据片面表达及局部行为特征进行批评。两者得出的结论迥异,但都有将复杂历史“简单化”和具体脉络“抽象化”的危险——今人褒贬不一但却都自圆其说的论据,似乎揭示了那个年代那批人的诸多“矛盾”,可能正需通过矛盾解析才能把握当时的复杂脉络,以进入实践本身的丰富空间。

   本文所用“遭遇”这样非学术词汇,希望可以较生动地讨论其中之“不期然”,因其不是个体的碰撞,而是整体上不同脉络的互动。例如,对于梁漱溟来说,那是短时间内急剧变化的年代——东西大交通所带来的东方“遭遇”西方,广大农村“遭遇”资本化和工业化扩张的城市,自成体系的农业文明“遭遇”枪炮和现代文明武装结合的工业化……

   作为从事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实践的当事人,笔者借助“双向运动”这样一个颇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在论证上直接引用晏阳初等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下的原文,相对动态地、完整地让读者把握其中的复杂性与张力。但不管引用多少文献,本文仍不可能精准地把握历史脉络,因此,文中呼应了笔者及当代乡建同仁的反思、感受与案例,尝试让历史与当代互动起来。

一、双向运动的视野

   在近年来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大转型》中,波兰尼提出了所谓“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通过对以百年为单位的历史分析,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卡尔·波兰尼 2007:66)”。虽然,以激进与乌托邦为特点但表现各异的“正向运动”狂飙突进,但其相应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同样宽广的存在着。如此相对的“双向运动”不仅限于在经济意义上让市场和经济“脱嵌-嵌回”于社会,同样有助于我们对全面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下乡村处境的全新理解。波兰尼也在书中以历史欧洲为例,认为正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成功地使欧洲乡村稳定下来,也成功的削弱了那个时代的灾祸朝城市蔓延(2007:158)。

   我们不应“浪漫”地看待这种“反向运动”,它既不会机械般自动发生而被想当然的以“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或“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进行对应解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甘心”;更不可顾名思义的理解“自我保护”为完全的正面或积极——其同样可能产生更大的破坏或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

   按照作者的分析,不是“反向运动”本身将取得胜利,而是“正向运动”建基其上的乌托邦假设本身的虚拟性。故,重点不是悲观或乐观的预言式期待,而是通过这种“双向运动”以避免我们的讨论简单化,并以此为寻找新空间的启发。

   借助这样的视野,近代中国同样存在着以“百年激进”为特点的“正向运动”——作为数代主流知识分子追求与梦想的现代化“大计”,及在这一想象下产生的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生产、评价体系在内的各种影响。无论是先后以日本、苏联、欧美“为师” 的时代潮流,还是“超英赶美”、“大国崛起”的新时代变奏,都一以贯之地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工业化、都市化、理性化为特征,将现代和传统分割并对立,尝试让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科技、卫生等方面全方位转型。

   具体到“三农”领域则表现为:城市化导致乡村“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大规模流出;产业化加剧农业资源的资本化,“非农化”价值取向促使乡土社会基础与价值体系根本颠覆——以西方的个体理性替代东方村社理性,内涵性地造成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与最无言的生态环境承担这种大转型的实际代价。

   然而,对于以原住民性质的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并以农业文明为主要载体的乡土中国来说,这种“去脉络化”(脱离基本国情与生态限制、无视各种形式反抗的既定存在)的激进“正向运动”——既产生出“三农”危机这样的极端表现形式,也遭遇来自“三农”的“自我保护”——这种“反向运动”因作为“保护/反应”的对应存在,虽形式多样,但自发、分散而无目标计划,并可被不同力量所影响和利用,既可能产生积极效果,也可能表现为盲目排外的狭隘——将“本土/乡土”本质化的浪漫和真正的保守。

   关于“双向运动”的复杂理论分析非本文重点,笔者主要是借助这样的视野来尝试理解历史和当代的平民教育实践:前后互相呼应的两场运动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双向运动”脉络下,虽然其有“自我保护”的目标和功能——来自草根和乡土的“反向运动”也源源不断的为其提供动力、资源与启示,但因其仍有独特的目标与计划而不等同于“反向运动”[7],并自觉不自觉的受制于所出发的“正向运动”脉络。

   简而言之,平民教育作为“反启蒙”的启蒙者,本质上也是一种另类的“正向运动”,其尝试通过自我赋权提高底层民众在与主流博弈中相对有利并能有所制衡的位置,促进“自我保护运动”更加有效与积极。之所以是一种另类,还因为不同于主流“正向运动”的“激进”之不可能应和农民、乡土和生态等国情限制派生的具体脉络。因此,平民教育实践虽然同样也从“正向运动”出发并始终坚持清晰的目标与计划,但“作新民”的历史性脉络目标却在“乡土遭遇”中转换为“乡村建设”的脉络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十分缓慢和认真地通过互动完成反思与调整。最后,其另类性还表现为其“反身”对“正向运动”脉络进行的“改造”——如对“现代教育/知识/现代化想象”的质疑与反思。

   下文论述与案例讨论,解释这种另类的“正向运动”如何在实践中与来自乡土和平民的“自我保护”脉络互动,同时也在这种本土化经验研究“借用”外来概念的论述中,进一步思考波兰尼“双向运动”的复杂机制。

二、“ 新民”作为语境

   1919年5月,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做来华两年的首次演讲,题目即为“平民主义之教育”,但意味深长的是,该题实为Democracy education 在当时脉络下的特殊翻译(川尻文彦 2009:143)。可见平民教育本身的多义性[8],并与当时的整体社会思潮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

   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中,梁启超(1902:44-45)提出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政府,无新国家?”,这无疑对晏阳初将“新民”作为平民教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有着重要启示,他在97岁的回忆(1987a:491)中就表达了当时的“崇拜”心情,但也指出梁先生没有进一步具体化,而自己的毕生工作是对这个理论的实践与发展。通过对这一观念的崭新改造,让其不仅成为中国变革的重要资源,而且使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苦力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体与基础(晏阳初 1929b: 171;邱建生 2005:36)。

   张灏进一步指出(2000:52),“从‘新民’观念,到‘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观念恰恰反映当时时代感里的个人自觉意识。”可以说,“新民”不仅是平民教育实践得以出发的基本动力与想象来源,也是那个“变革”年代的主要语境。

   但也正是这种求“新”弃“旧”,因其对“新-旧”二分提供了合理化的指认,并为现代性标准“下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被人所诟病。本文不对此进行抽象评论,而是先讨论那个时代的整体脉络与氛围。

   1. 让启蒙“落地”的时代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器物说”到庚子事变的“制度说”,清末官方用了近半个世纪以不同形式学习并引进现成的“西方”,这样的“拿来主义”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一经过革命涅槃后的“制度决定论”,它逐步规定了我们与西方互动的基本方式,也因民族自尊与自救而产生了“启蒙”这一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有所作为的时代主题。

   虽然晚清以来各种变革思想不断,但丧权辱国与危机事实无疑强化以“国家”为救亡与复兴的对象,虽然《新民说》产生于1902年,但“救国”压倒“救民”,对大多数人来说,“新民”的丰富意涵被窄化为“新国家”的诸多实现手段之一。

   但到“一战”和“五四”之后,与巴黎和会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兴起相伴随,是中国现代化照搬西方摹本的幻灭,变革者们俞来俞发现,自己长期所想象和倡导的富强计划多少显得迂阔和一厢情愿。事实证明,自西方舶来的个人主义价值也难以在以儒学为文化背景的农业中国动员起广大民众变革社会的热情与力量(许纪霖,陈达凯 1995:352-353)。

   正是这种内外刺激让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转向社会改造,希望行胜于言地进行更深层和基础性的变革,以走出一条特别的路[9]。这也是罗岗(2009:5)在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时所指,以往对“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和讨论都集中在思想层面,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一个实践层面,而这是之前所有思想家根本做不到,甚至是无法想象的。正是这种实践空间的打开,让“五四”次年回国的晏阳初(1928:122)说道,“就我国的新文化运动来说,都是少数学者的笔墨运动,和多数平民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即使这样,经由“五四”出发的平民教育实践初期,其实践目标及自我定位依然是“启蒙运动”(宋恩荣 2008:7;顾昕 2006:522),但却因为乡土和实践的改造而让启蒙进一步“落地”,后文将有详述。

作为“落地生根”的遥远呼应,当代平民教育实践者邱建生[10]的观点值得比较——在指出当下教育因被各种超稳态利益“绑架”而异化为坚硬的“花岗岩”后,他形象的定位自己所长期从事的平民教育实践为——“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抡起铁锤?我们去爆破?或者,我们种上小花爬满花岗岩?……我们必须要独辟蹊径。如果我们在花岗岩的缝隙中植入一粒种子,一粒具有变革社会的远大理想的种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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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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