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从法律规范的可反驳性到法律知识的不确定性——法律论证中融贯论的必要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14-11-14 09: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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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摘要:所有的法律规范在其内容的可改变性意义上,具有可反驳性的特征。建立在可反驳性规范基础上的法律知识体现出三种特性:可衡量性、跳跃性和可转变性。三种特性表明法律知识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固、不确定基础上的,以这样的规范为前提所进行的三段论推理,只能获得逻辑上的有效性,无法保证内容上的正确性。为满足法律知识正确性要求,论证理由必然涵盖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甚至伦理规范,它们形成一个融贯的命题体系,为法律决定提供实质性理由支持。

   关键词:可反驳性 不确定性 法律论证 融贯论

  

   在法学领域经常会遇到"论题"或"论题学"这样的概念。论题一词的原义指"所在地"、"处所""位置",引申意义为"同类事物之所",在论题学中,其意义就是言谈者论辩的起点。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第五篇中曾提出"论题学"的概念,其字面意思是指研究论题或论题目录的学问。1953年德国法学家菲韦格(TheodorViehweg)在《论题学和法学》一书中将论题学概念引入法学领域,主张从论题学意义上来理解法学,认为在法学研究中"可多方运用广被接受的看法,它们被用以支持或反对特定意见,并且指示通往真实的路经"。教授法理学的老师也经常提到,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只有不同的观点,没有绝对正确的观点。当时让论者困惑的是,法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法律规范,而法律规范体现在实在法中就是法律规则,它们通常是"白纸黑字"式的被确定地表述出来的,为什么还引发那么多的争议呢?如果法学真的是"论题取向"的,它又如何体现在最基础的法律规范层面?这样一来,建立在规范基础之上的法律知识的确定性或正确性如何把握?

   一、法律规范的可反驳性

   按照传统概念法学的观点,法律规范是一个逻辑严谨、用语确切的融贯体系,面对待裁决的事实纠纷,法官的任务就是进行法律推论,即从大、小前提演绎推出结论的三段论,在这一过程中,只要前提为真,则结论也为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有了将司法判决视为"自动售货机"式的过程,认为法官只需在一端输入大、小前提,另一端即可输出结论。但事实却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美!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法律推论的小前提--即事实陈述的不确定性,单就法律推论能够得以展开的大前提--法律规范而言,它并非如传统的一阶逻辑所界定的只有"真"或"假"两种状态,而有着超出真假二值的其他可能。

   在一个逻辑有效的法律推论过程中,"前提为真而结论不真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一个有效的论述中,前提的真值性保证了结论的真值性。"但问题是,前提是否一如概念法学家所预想的那样始终为真?在法律推论中,"逻辑主要解决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大前提的正确性是由法律或道德等实质标准来衡量的。"在法学领域,我们无法像逻辑学家那样超越具体事件单纯对抽象的逻辑过程进行研究,法学研究必定要涉及道德或价值判断。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要考虑何种现象应该予以许可或禁止,法律中的许可性规范就是个人所应当自主决定之事件的综合表述、禁止性规范就是被认为应当予以禁止之事件的综合表述;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重述立法者寓于法律规范之中的价值取舍,并根据立法者所设定的"标准"进行裁判。但是,社会在发展、变迁,在立法时被立法者认为应当许可或禁止的事项,在司法裁判时也许已经时过境迁,不再被人们认为应当许可或禁止。十几年前如果一个男人留着长发会被认为是不正经,但现在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长发飘飘甚至是染得五颜六色的男性公民,女孩子同时也多由传统的长发变为时尚的板寸,这些现象阐释着一般社会规范在内容上的不确定性。法律规范也不例外,如在计划经济时期被严厉打击的"投机倒把"行为,现在已经是法律所鼓励的自主经营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规范在内容上具有了可改变的特性。

   佩策尼克(AleksanderPeczenik)1999年提出法律规范的可反驳性(defeasibility)概念,他认为,"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在其内容的可改变性意义上,具有可反驳性的特色"。某些真或正确的命题并不绝对或恒久性地为真,这些命题的真或正确性随时可能被更强的反面论证所否定。对于一个命题或结论而言,既有支持它的许多理由也可能有更多反对它的理由。并且,对于法律规范的理解是基于对法律规范的文本的理解,而文本本身在内容上存在流变性,再加上在文本理解过程中主体难以逃脱"只要有理解、理解就不同"的困境,事实上我们很难获得对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认识。作为法律推论的规范性前提,如果法律规范不能保证为真,则结论也不是必定为真,推论是可反驳的。

   荷兰法学家亨利·普拉肯(HenryPrakken)和乔瓦尼·撒特(GiovanniSartor)认为法律中的可反驳性包括三个方面:推论的可反驳性(inference-baseddefeasibility)、过程的可反驳性(process-basedde-feasibility)和理论的可反驳性(theory-baseddefeasibility)。所谓推论的可反驳性是指尽管某一法律结论有一定数量论据的正确支持,一旦在推论中增加新的前提,该结论就无法推出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推理的可靠性并不随着所提供信息的增加而必定增加。在常识性推理中这种现象比较常见,比如桌子上有一朵小红花,当我们看到它时,初步判断它是红色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考虑它是不是在红色灯光背景下而呈现红色的呢,这时,我们就会修正最初的判断--那朵小花本身不一定是红色的,结论随着前提条件的增加反而改变了,这一推论是可反驳的。推论的这一特性告诉我们,只有考虑所有相关条件和事实后,得出的结论才具有可靠性。在法律领域,正确的法律结论,只有在考虑所有相关规则和原则、以及所有相关事实之后才能够获得。事实上,一个人只能知道有限的法律知识和事实知识,尽管如此,法律人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内充分考虑未来无限数量的潜在相关情况,并做出合理的决定、形成确定的法律结论。"推论的可反驳性使法律人在他所拥有的知识基础以及他目前所能够进行的思维基础上形成判断,以及只要能够考虑到进一步的相关法律信息他就可以修正(也可能撤销)这些结论。"

   关于法律推论的可反驳性在法律理论中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与法律"这一研究领域内进行。相关研究表明,支持可反驳推理的法律知识有多种结构。一种结构就是规则和例外的结合,民事法律中关于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的规定就是这种结构的典型。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他人损害,行为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该行为是在必要条件下致使损害的发生,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这一结合型规则支持可反驳性推论:如果该规则的先行条件得到满足,我们应当支持结论--行为人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出现例外规定也得到满足的情形时,我们应当拒绝这一结论--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支持可反驳推理的另一种法律知识结构是,当有若干种相抵触的规则同时适用于某一案件时,法律结论是对相抵触的规则进行深思熟虑地衡量和平衡的结果。在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的研究中,真理在于命题与外在客观世界的符合,而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任何关于观点之不同的命题都是可能的,真理依赖于两组相冲突理由的平衡而存在"。在实践推理、特别是法律推理中,考虑相冲突原因的需要相当重要。如佩策尼克说,"为了证立一个考虑所有情形的实践陈述,我们必须衡量和平衡支持它的直观的实践陈述以及支持反面结论的那些陈述。"衡量与平衡,这一比喻意味着这样的观点,存在着一系列反对结论的理由,法律结论就是建立在这些理由之强度的对比基础之上的,这样自然地就会导向可反驳性。我们假定一个推理者相信结论p得到一组理由A的支持,结论非p有另一组理由B支持,同时他也相信A组理由强于B组理由。如果只考虑理由A和B,推理者应当得出结论p。但是,我们假定推理人发现一个附加理由r支持结论非p,而且B组理由加上r强于A组理由。如果也考虑r,推理人应当拒绝结论p,接受非p。如果进一步考虑支持p的理由,还有可能再改变衡量的结果。为解决两个推论之间的冲突,我们需要确定哪一推论是更强的,而这一判断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推论才能得出,后一推论是前一推论的基础或保证。通过这些推论的结合,我们得到一个复杂的推论组合,它包括一个基本的推论、为这一推论提供支持的对比推论、以及为对比推论提供进一步支持的其他推论等等,这样形成一个由若干推论组合而成的推论链。在这里,法律规则和原则不再是获得法律结论的绝对确定理由,而成了法律结论的一种"推理担保"。

   在推论的可反驳性中,我们可以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在近似的意义上说,任何在强度上超不过它的竞争对手的推论将被否定,这一结论将被撤销,而建立在较强推论基础上的结论能够被确认。然而,被否定的结论的地位恢复情形会更加复杂:如果它们的否定推论被更强的推论所否定,被否定的推论能够重新恢复它们的有效性。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建立在竞争推论相互论辩行为基础上的法律推理模式:竞争的结果将决定什么结论会在有效法律知识框架内得到合法性证立。

   推论的可反驳性主要考虑支持某一结论的各种信息的多寡以及它们的强度大小,这一观点关注的是法律推理的静态方面,而过程的可反驳性则关注法律推理的动态方面。由于法律推理是依照程序法规则进行的,程序法给与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且在何种情况下终止法庭论辩这一标准的选择由法官决定,并无既定规范的约束,由此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标准终止法庭论辩是可反驳的。在过程的可反驳性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在这一种可反驳性中必须考虑到下列因素:第一,举证责任的分配;第二,争议的影响;第三,何时承认或忽视一个主张;第四,该采纳哪些证据和反证;第五,各种证据的效力。

   法律中可反驳性的第三种形式是理论的可反驳性。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理论争议是一个前提性或者说是背景性的问题,推论和过程的可反驳性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形成的,因此,选择不同的理论框架则会导致不同的审判结果。解释和体系化各种有用信息的过程中将涉及对不同理论的选择和评价,这一过程导致理论的可反驳性:当一个较好的理论有用时,较差的理论将被放弃。如在德沃金笔下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就是理论可反驳性的典型例子,正是由于格雷法官和厄尔法官分别采取了法律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价值取向,他们才一个主张应当依据纽约州遗嘱法中的法律规则判案--被告人可以继承遗产、而另一个主张依据法律原则判案--被告人不可以继承遗产,所以他们的争论是"理论"的争论,理论分歧导致对结果的不同认识。

   三种形式的可反驳性中,推论可反驳性的可反驳对象是法律规则和法律事实等各种信息;过程可反驳性的可反驳对象是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程序规则的设置等;而理论可反驳性则关注前两种可反驳性所赖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在法律推理中,我们应当综合考虑三种可反驳性,"推论的可反驳性是在一个法律理论中进行理性推理的根本特征,它是某一特定法律理论应用到一个特定案件时发生的推理。理论的可反驳性不能够还原为推论的可反驳性和过程的可反驳性,因为它关注的是理论之间的整体性选择,而不是一个理论的应用。"而过程的可反驳性,"当其目标指向一个理性决定的作出时,必定要涉及另外两种类型的可反驳性。"

   二、法律知识的不确定性

普拉肯和撒特提出来的三种可反驳性,推论的可反驳性是法律中理性推理的根本特征,构成其他两种可反驳性的基础。而推论的可反驳性之所以存在,如前所述,在于法律规则内容的不确定。也就是说,同一条规则,在立法者那里本来赋予它的意义是这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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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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