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新:和平保国与武力崛起的对决──甲午战争时期中日国家安全战略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0 次 更新时间:2005-08-06 21: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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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  

  

   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10年了,而我们还要继续祭奠献身的亡灵;有关甲午战争的反思、研究和争论也随之进行了110年,相关的各类著述,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而我们还要继续研究它。只要世界没有停止变化和发展,历史就将永远不会失去重新认识的价值。甲午战争过去的110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使同十年前的甲午百年祭的时候,世界和东亚的国际环境仍有显著变化。中国的崛起将最深刻的改变世界和东亚的格局,东亚再次面临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刻,朝鲜问题恰恰在此时再次成为焦点,这不能不使人回忆起110年前中国日本围绕朝鲜问题而引发的那场战争。

   国家因战争而导致割地、赔款甚至亡国并非仅仅战争的失败,而本质上是战争尚未发生之时国家执行的维护国家基本生存需要的安全战略是失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危机逐渐严重。1864年,新疆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事,沙俄乘机入侵。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事件侵犯台湾。清政府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日本立场上的“调停”,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中国赔偿50万两白银兵费,并且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这一事件对后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政府从中看到清政府避战保和的心态。1876年中英为处理“马嘉理”案而签订了《烟台条约》。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在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清政府显示出明显的政策取向是避免和列强发生冲突,保全和局。

   在这一历史时期,清政府在经历了几次与列强的战争之后,已经丧失了与列强正面对抗的决心和勇气,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希望通过保持和局,为“兴办洋务”、“徐图自强”赢得时间。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提出了“ 明是和局,而阴为战备”的指导思想。1他认为在中国的武备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2身为洋务领袖,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上述思想无疑也成为当时清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相比之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推行“武国”的方针,以海外扩张为目标,将军事发展置于优先地位,推行向大陆扩张的“武力崛起”的总方针。

   日本对于武力的偏爱有着悠久的传统,向大陆扩张的方针也有其历史渊源。丰臣秀吉(1536—1598)在初步统一日本后,就曾于1592、1597年两次发动侵朝战争。

   推动近代日本思想启蒙的重要思想家福泽谕吉很早就鼓吹“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与手段。”3他主张日本“专盛武备,扩张国权”,“采取积极远略”,“假如中国果不能自立,落入外人之手,那我日本人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也只有奋起逐鹿中原。”4

   1869年初,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木户孝允为转移国内不满情绪,大力主张“争韩”,以“确立皇国之大方向”,同时作为“他日大兴皇国”之机。5

   1878年11月,日本设置了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以主管对内对外的作战准备。参谋本部成立后,立即以中国为“假想敌”开展工作,1879年秋,即派将校10余名到中国调查军制,军备及地理情况,为日后发动战争做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在经过长期在华秘密调查后写出著名的《清国征讨方略》。此文件不仅“可视为表明当时陆军构思的重要史料,”而且表明早在甲午战争前的七八年,日本就已经就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进行了周密的策划。1887年新从欧洲考察国际政治回国的商农相谷干城在上奏天皇的奏章中这样阐述日本今后所应奉行的国家战略:“废绝过去之政策原则,摈却倚赖之心,修我内政,整我军旅,以策国家之安全,外树信义,正威严而勿玷辱国光,内振民心,立共守之志,以待欧洲变乱,欧洲之变乱实迟早所不免,虽则其事与我国并无直接干系,但不能不受其影响,因如此一件大事,势必动摇东洋各国,故就欧洲而论,我国虽不至卷入旋涡,然而方此之时,我国却大可一跃而为东方之盟主。”“倘于此时我国拥有坚强之战舰二十艘,精兵十万人,当可争衡东洋,示西方列国以一坚强阵容。于其时,英俄间如有战争,俄国可联我以制英,英国亦可与我结盟而败俄。倘中法间发生战事,我国对俄、英两国的关系亦如上述。……所以,我国显然可以乘此机会,取得东方举足轻重之地位,从而使列国不得不对我敬畏。我国可以同样方法与欧洲各国并立。”6事实证明,谷干城阐述的这项政策影响极为深远,“在二十世纪初期和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反应。”7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是日本这段时间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集中表述。

   综上所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由于面临强邻四逼的外部环境,腐朽衰弱的内部局势,抱着“大兴洋务”、“徐图自强”的梦想,在国家大战略上采取了和平保国的战略。而日本由于崇尚武道,富有侵略性的传统和明治维新对日本经济、军事发展的有力推动和刺激,明确制定了武力崛起的总方针。两国的大战略目标不可谓不明确,但战略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就很值得商讨了,为实现战略目标而推行的战略步骤是否清晰、明确和坚决更是大相径庭,可这恰恰是决定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所在。

   朝鲜半岛背靠大陆而伸向海洋,处在中日两国的中间,与两国都有着类似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东端唯一与大陆相连却又不属于任何大国领土的土地,而且靠近富庶的东北平原和直隶平原,可以说是大陆与海洋的桥梁。任何来自海上的力量都最可能将朝鲜半岛作为它觊觎这片大陆的首选之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陆权与海权的分水岭。中日之间的国家基本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冲突因此也就表现为在朝鲜问题中的冲突。如何对待朝鲜问题本质上反映着中日两国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取向。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英国和俄国在远东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峙。法国在中法战争后并没有力量向北深入扩张。鉴于在欧洲与德国的对峙法国在远东地区对英、俄两国的态度都较为谨慎。美国在远东尚无任何立足之地,因此美国较为积极支持日本与列强进行修约活动,希望通过日本打开通往远东的大门。1885年,英国占领朝鲜的巨文岛,扼住俄国南下的咽喉。

   巨文岛事件反映了列强在远东的尖锐矛盾。帝国主义在没有准备好瓜分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大家宁肯维持现状。朝鲜半岛在此时成为列强对峙下的真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列强反而愿意承认中朝的藩属关系,希望通过控制中国来控制朝鲜。英国甚至鼓动中国吞并朝鲜。而且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宗藩关系是受到承认的,其合法性远大于殖民关系。在西方国家与朝鲜的最初交涉中,他们希望通过中国来打开朝鲜的国门。在与朝鲜发生冲突以后,朝鲜与列强都希望与中国承担起宗主国的责任,但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仍只限于发挥传统宗藩关系所形成的那种状态,并且担心会因为朝鲜问题而卷入与列强的冲突。这种状况导致了朝鲜彻底的真空状态,也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在探明必会置身事外的态度后,大胆向朝鲜扩展势力,分离中朝宗藩关系,企图通过怂恿朝鲜独立来达到控制并最终吞并朝鲜的目的。

   1866年有9名法国神甫(在朝鲜)被斩首,法国代办以兼并之意通知了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但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8

   在随后的几次列强对朝鲜的远征中,清政府“没有一次曾经提到中国的宗主权,中国那时还没取得台湾的教训。中国的大臣们不敢负任何责任。”91871年5月美国上将鲁籍寿率领舰队,带着美国驻北京公使镂裴迪及其属僚,抵达江华岛海面,其测量船遭到了朝鲜炮击,在双方的一次函电往来中,“附有一件朝鲜王致北京礼部咨文的副本,在那本咨文中,朝鲜请宗主国为他排忧解难”。10

   1875年日舰云扬号不经朝鲜允许闯入汉江河口,遭到朝鲜方面理所当然的还击。日本方面认为这是推行其征韩计划的绝好计划。但为了避免中国干涉,决定先派森有礼为特命全权公使,前往中国交涉,目的在于摸清中国的态度。奕訢告诉森有礼:“朝鲜虽属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自行专立,中国从不与闻。”11“在确知中国必会置身事外一如1873年的情形之后,日本就以2月26日在江华岛签字的那件友好通商条约强加于无可奈何的朝鲜王了。在条约中,朝鲜被公然说成是一个“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12

   日本历史学家有贺长雄说:“1876年的条约是日本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第一次明白公布。”马士评价这个条约实质上是“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第一步。”13

   此时,李鸿章已经察觉了日本对朝鲜的叵测之心,但是他对此采取的方针却是“以夷制夷”。1879年李鸿章给朝鲜的一位高级官员的忠告是:“为今之计,似宜以毒攻毒……之策,抵制日本诡计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西方各国立约。”14

   其实直到1882年以前,中国在朝鲜的内部和外部都占有相当的优势。国际上,英俄之间尖锐的矛盾使双方都愿意中国加强与朝鲜的联系。朝鲜国内不仅统治者一直依赖中国给予其政权的支持,国内民众的反日情绪更加激烈。日本对朝鲜贪得无厌的掠夺推动了反日的“壬午兵变”的发生。

   然而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实际操作中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1882年初,美国人薛斐尔希望通过李鸿章来达成一项与朝鲜的条约。李鸿章也希望通过这个朝美之间的条约来牵制日本在朝势力。李鸿章要求在条约中加上一条“朝鲜系中国属邦”,但遭到美国拒绝。双方约定在另外的信函中提及此款。这样以来朝美条约不仅没有起到牵制日本的作用,反而在实质上肯定了《江华岛条约》的合法性,也就“等于中国承认六年前日本首次提出的朝鲜保有象日本一样的平等主张。”马士认为“薛斐尔条约是走向瓦解中华帝国的一个步骤。”15

   朝美条约签订后,朝鲜陆续在随后的几年分别订立了对英、德、意、俄、法的条约。1882年壬午兵变后,日本取得了在汉城的驻兵权。1882年是中日在朝鲜争夺势力的分水岭。朝鲜逐渐脱离了中国,“被置于阴谋诡计的惊涛骇浪中”处于一种无助的“孤立”而非“独立”的状态。

   从1882年开始,中国决定比较积极的过问朝鲜事务了。9月,李鸿章颁布了几项中国与朝鲜的贸易章程,在这些章程里,朝鲜被看作是中国的朝贡国。1884年李鸿章派心腹袁世凯赴汉城,企图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但已经为时过晚。此时,在朝鲜的舞台只剩下中日两国了,日本已经决心置朝鲜于单独控制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从此义无返顾的走向了对决的道路。

   日本向来将朝鲜视为其对外扩张的必由之路。明治维新以后,征韩论在日本日渐高涨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之一木户孝允便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韩地之事乃皇国建立国体之处,推广今日宇内条理故也。愚意如为东海生辉,应从此始。”16征韩的观点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争论。反对征韩的一方认为,“国家尚处于过渡阶段,财政力量薄弱,国际地位不稳,实无力进行战争。”“在列强之中,俄国最不可侮,俄国的南进运动是世所共知的;因此,日韩相争,则俄国正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英国也是一个强国,日本已经向它举债不少,倘我国因战争之故不能照付利息,则英国必将以此为口实,干涉我国内政,这样就会使我国成为印度第二。”这一问题争议长达十日之久,最终交付天皇裁定。“天皇赞成和平,最终战争推迟了二十年。”17

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开国的《江华岛条约》后,加剧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渗透。经济上,日本加大对朝鲜的剥削和掠夺。从朝鲜进口大量进口农产品,出口工业品。条约签订前的1875年朝日全年贸易额为128717墨西哥元,1881年这一数额增加到3627394墨西哥元,逆差达62080墨西哥元。在短短6年内,贸易额增加了近30倍。18大量粮食运往日本,造成朝鲜国内粮食短缺。几年后,伊藤博文在谈到这一阶段的日朝贸易时曾说:“日本对朝鲜的主张是经济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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