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4 次 更新时间:2014-11-12 22: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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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铨  

   美国媒介研究的两个范式

   美国的传播研究深受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启发,英国的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批评,渊源大为不同。在美国,传播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范式,一个是芝加哥学派,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学派,它们的崛起、发展和消长各有时代的烙印,也反映了美国社会情境的递嬗。称之为“学派”,是因为它们所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对传播研究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内部纵有差异,但整体合起来看,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是截然异趣的。

   美国版图的拓展史是由东向西移动的,全国第一大城当然是纽约,而第二大城长期而言就是芝加哥。直到后来西部的洛杉矶崛起以后,芝加哥的关键地位才稍有削弱。芝加哥是中西部最大的枢纽和集散地,转运周围农业州的资源到东部,但无论是地位、资源或价值取向,芝加哥也与东部都市平分秋色,甚至分庭抗礼。美国象征人类史上横跨新大陆的第一个民主实验,这个新兴国家历经都市化、工业化和大量移民的洗礼,使得整个社会秩序和核心价值动荡不已,必须重新整合再出发,于是知识界领袖在上个世纪初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政治上,它鼓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好政府主义”,鼓励报刊揭发政客贪腐无能,主张以科学方法促进社会改革;经济上,它反对社会资源与财富寡头垄断,并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文化上,它提倡新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新式艺术和建筑品味以及都市计划。“进步运动”更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孕育了美国社会的“媒介专业主义”。

   芝加哥大学是“进步运动”的重镇。芝加哥大学首创全国第一个社会系,该系在一战到二战之间独领风骚。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受到杜威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影响,放弃欧洲式的抽象玄思,而注重学术在社会和政治改革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他们以芝加哥这个城市为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有计划地做了大量人类学式的开创性社区研究。他们研究的范围很广,其中一环是把报刊视为社会的有机环节和组成部分,探讨报刊如何促进社会秩序的整合、社区和谐以及种族融合。媒介不是被孤立看待的,而是与整个都市发展、移民过程和社会秩序有相伴相生的关系,研究旨趣充满了自由主义渐进改革的精神。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引起动荡,社会上的道德基础与政治共识失衡,学者探讨如何使用媒介维护社区的整合与共识,以促进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既是经验性的,又是诠释性的。它着重参与式观察,也使用历史和人类学田野方法,以社区研究为主。记得他们曾派出学生在商店门前“站岗”,实地记录交易的种族和阶级情形。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帕克(Robert Park)研究报刊的“自然史”以及移民报纸对融入美国社会的影响,他曾到燕京大学做访问教授,是费孝通的老师。布鲁墨(H. Blumer)是“象征性互动派”的代表,在集体行为和民意研究方面贡献卓著,影响很大。Janowitz研究社区报纸与社区权力结构,以及社区报纸如何促进社区和谐。Lang氏夫妇配合实地观察和电视内容的分析,提出媒介的“社会建构”。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力如日中天,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持盈保泰,学界所关注的是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平衡,研究旨趣日趋保守,他们提的问题比芝加哥学派窄化得多。这时,社会学的重心已从芝加哥大学移转到哈佛大学,但帕森斯(T. Parsons)的宏观结构功能论过于抽象艰涩,无法接受经验证据的考验。以传播学而言,其重心又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理论家莫顿提倡“中距”的结构功能论(middle-range theory),以接通抽象概念与具体经验,使理论能够接受经验证据的检查。理论家莫顿和以量化研究方法见长的拉扎斯菲尔德合作无间,相得益彰,训练了数代社会学(包括传播社会学)的领袖。哥大仰赖企业界(尤其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政府提供大量研究经费,他们使用相当精细的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研究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短期态度与行为,特别是选举与消费购物方面。大公司和政府资助学术界,自然不愿意学术界用这些研究来检验甚至批判它们,因此哥大的学者们几乎冻结了社会制度与结构性问题,把媒介与权力结构的关系视为当然,只以工具的眼光孤立地看媒介产生什么效果。他们原来期望媒介发挥“魔弹式”的强大效果,但各种实证研究却纷纷否定这个假设,反而发现媒介无力改变人们的态度或行为,只能巩固他们固有的预存立场。这个结论使得他们开始怀疑传播研究的价值,以前的乐观期待转变为悲观情绪,以至于哥大的重要成员之一贝勒森(Bernard Berelson)过早地为传播研究发出讣闻。

   拉扎斯菲尔德原是来自奥地利的应用数学家,移居美国以后发明了若干重要的量化研究和统计方法。他的panel study当初是为美国农业部设计的,正好碰上美国总统大选,他就把这套方法拿到俄亥俄州的Erie县使用,即在选举过程中每隔段时间就反复回去访问相同的样本,以追踪选民投票意向和行为受媒介影响的方向与程度。研究成果总结在《人们的选择》这本书中,这是开传播研究量化实证研究的先河。该书否定媒介有强大效果,提出“两级传播”的说法,也就是媒介无法直接影响受众的态度与行为,有一群意见领袖先吸收过滤媒介的信息,再传布给广大的受众。后来,他和学生卡茨合作,在《个人的影响》中对“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作了更详实的测试。

   现在回顾哥大对于“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的提法,和李普曼早年对于公共舆论所提出的见解,实在不无若合符节之处。前面说过,李普曼认为公共事务复杂万端,新闻媒介需要靠“刻板印象”了解外在世界,新闻报道本身有相当大的内在缺陷,而且为政府和大公司操纵心灵的公关企业又方兴未艾,为此他提倡由专家精英为公众阐释公共事务。李普曼的论敌杜威虽然也承认公共事务复杂,但杜威寄望于公众参与和社区沟通,以凝聚民间智慧,反对精英治国。杜威哲学是芝加哥学派的指南针,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它和哥大学派在政治立场上的基本差异。

   正当哥大学派取代芝加哥学派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之时,美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酝酿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这本书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力言第三世界要现代化,必须利用媒介灌输人们的“移情能力”(empathy),潜移默化,使他们打破宿命论——如果人人具备这种“移情能力”的现代人格,整个社会必然告别传统,步入现代的门槛。这个理论到现在已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但它曾为国际传播研究定下数十年的基调。施拉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一度被第三世界领袖奉为“圣经”;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的“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也影响深远。两人都以勒纳的学说为范式,鼓吹第三世界以媒介为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触媒剂,以媒介促进民族整合、经济现代化和文化自主。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个知识社会学上的吊诡: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哥大学者总结“媒介有限效果论”,媒介只能强化人们固有的立场,无法改变他们“短期”的态度与行为;但另外一方面,在国际上,美国学者凭借有限的证据,却信心十足,以预言式的话语强调,媒介在第三世界社会变迁的“长期”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发展轨迹既合流,又分途,其间关系尚待细致分析。(政治情况和学术见解变化很大,倘以当今左派的观点重新作相反的解读,则哥大学者的发现不再证明媒介的效果“有限”,反而证明媒介具有“强大”的保守效果。假如媒介强固人们的预存立场,维持他们态度和行为的长期稳定,阻碍社会变革,岂不正是权力结构进行社会控制的思想利器?这样说来,反而符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芝大和哥大这两个社会系留下传播研究,早已各自往别的方向走,而传播研究则被各地后来兴起的新闻传播院系接收为版图。但无论从哲学思想、研究旨趣或方法技术来说,哥大因缘际会,逐渐凌驾于芝大之上,仍是影响当今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七十年代,欧洲激进派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先后输入美国,它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张本,不遗余力地攻击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但美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市场,成为不假外求的体系,欧洲的挑战未能动摇哥大范式在美国的支配地位。欧洲的批评理论原来是对美国提出“敌对的”世界观,但到了美国就被分插到整个学术光谱中成为一支,其批判性当然明显削弱。美国式传播研究的流风余韵更扩散到世界许多国家,中国学界似乎也多在这个影响圈内打转。“全球化”的声音响彻云霄,传播研究却未必更多元或更国际化。

   芝大的传播研究范式纵然退隐为暗流,但从未完全失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各种要求变革的势力——反越战运动、妇女运动、种族运动和学生运动等等——风起云涌,改革派学者回到芝大范式寻找血脉,重新发现先驱学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芝大的范式比哥大更能接通欧洲思潮,提供进一步切磋琢磨的空间:其一,芝大虽然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以后的左派观点立场大相径庭,但两者的主题意识都扣紧了媒介和权力的互动关系。其二,芝大先驱学者米德(G. H. Mead)发展的“象征互动论”,允称美国文化研究的佼佼代表,和欧洲传进来的现象学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处。许多美国传播学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几乎只知道哥伦比亚学派的工作,而最积极重新发现、诠释芝加哥学派的贡献者,莫过于雄辩滔滔的詹姆斯·凯里。

  

   理论贫乏与“内卷化”

   美国新闻院系和传播研究的接轨相当偶然,而新闻院系接收社会学系遗留的传播研究有何得失?新闻教育是美国的特殊产物,欧洲的精英贵族大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排斥新闻教育,轻视它缺乏知识骨干。一九○八年密苏里大学成立全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四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相继出现——普利策死后,希望捐赠遗产以成立新闻系,先为哈佛拒收,后来哥大才勉强接纳,乃有现在举世闻名的新闻学院与普利策奖。(按,上述“哥伦比亚学派”指的是社会学应用社会研究,与新闻学院没有什么关系。)但哥大是例外,美国主要的新闻院系都集中在中西部的农业州,因为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拨划联邦土地,成立州立大学,除了追求人文与科学知识,还以“服务社区”为主要使命,一些应用学科(尤其是农学、军技、商学、新闻)因而在高等学府获得正当性。当时一般记者多半桀骜不驯,不乏才华横溢之士,却很少有人念过大学,新闻职业的整体声望不高,所以各州的新闻同业团体纷纷趁机怂恿州立大学成立新闻系。这样凭内外两股力量合流,为美国大学的新闻系接生。

   大学有了新闻系是一回事,新闻系在大学里有没有地位是另一回事。美国大学的新闻系一般都是从英文系分支出来的,目的在于培养编采写作实务人才。二战期间,有些老记者征调参加军旅,战后回到大学校园读研究所。但新闻系没有博士班,在研究型的大学里是很难有地位的,幸亏威斯康星大学的William Bleyer独具远见,在政治系里增加新闻辅修,教授新闻和相关的政治学、法律和伦理学、公共舆论等课程。这些老记者获得政治学(或其他传统学科)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应聘到各重要大学新闻系任教,逐渐发展新闻学博士课程(早年以威斯康星、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斯坦福四所大学为重镇),以至于蔚为学府建制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渐吸收、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数十年来,全国新闻学院纷纷改名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表面上平安无事,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其实新闻与公关广告的学理关系从来没有处理好,内部的新闻实务和传播理论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回顾施拉姆时代,传播学紧密依附其他社会科学,跨学科引进理论、概念和视野。施拉姆和麻省理工的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合编《传播学手册》,厚达一千多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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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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