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的理想与现实

——四中全会文件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2 次 更新时间:2014-11-12 21:41:58

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法治   四中全会  

王锡锌等  

   【主持】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行政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

   【嘉宾】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王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

   刘桂明(《民主与法制》编辑)

   张青松(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

  

   背景信息

   从十八大换届以来,有关方面一直在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去年的三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做了初步的描述,今年的四中全会“全面地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相应的决定。

   “依法治国”这个话题在法学界很早就已经提出,正式进入执政党高层是在1997年的十五大。十五大报告中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全国人大紧接着在1999年修改了《宪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

   之后若干年,法学界、实务界包括中央高层一直在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到了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新一届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依法治国”或者力行法治是事关国家、民族兴衰的大事,法治也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式。所以,从三中全会开始,三中的《决定》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描绘了“法治中国”的蓝图。到四中全会,我们已经看到有了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决定。应该说,这在执政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如何解读四中全会相关的文件,如何展望中国法治的未来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王锡锌

   “法治中国的理想与现实——四中全会文件的解读”,我想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是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带来了什么。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我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纽约时报》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中国共产党所讲的法治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法治,四中全会所阐述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到底是指什么?我个人对它有一个理解。

   第二,这样一种法治,我们把它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在技术层面上,对未来法律、制度发展,以及在结构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的影响到底会有哪些。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假设按照现有的依法治国推进的战略发展下去,未来整个法治系统甚至包括政治系统变革的动力何在?

   首先,我们现在所讲的法治和依法治国,到底是指什么?西方或者很多人失望的一点是,中国的依法治国包括我们所讲的“法治国家”、“法治中国”,其实可能都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Rule of law。

   西方的法治过去研究比较多,甚至在中国法学课堂中很多法律教学都离不开比较法,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一个不仅跟自身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同时今天的中国法治系统,无论是理念还是席筒,跟西方法治理念、制度和实践都是关联的。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讲,今天中国的法治样态既有本土的时间发展脉络,也有横向的,在时间跨度中也有空间的跨度,就是今天中国很多的法治理念制度并不是两千两百年之前法家简单的工具论学说,制度上也并非简单的工具论。我们有时候讲法治,去考虑西方重要的理念、重要的制度,甚至对于法治系统至为关键的成功做法,我们有理由去关心。我认为法治系统中的共性必须得到承认,正因为如此,无论西方对中国感兴趣的观察者还是国内的法律专家,大家以某些西方的理念和实践作为参照,对现有的安排进行某些观察和评价,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中国特色”并不是跟西方很多东西吻合,这也不构成我们悲观地理由,你也没有必要讲,因为从逻辑上不能说中国的法治系统跟1215年大宪章整个传统并不是完全一致,今天英美法系中都在考虑明年是大宪章制定800周年,许多地方都在组织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他们也提炼出大宪章西式法治传统所延伸出来的一些基本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我觉得,也许中国有足够的理由、也有足够的自信来考虑所谓的中国特色。

   那我们看看中国的法治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特色来考虑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化约为另外的问题:为什么1997年十五大之后,事隔这么长时间要重提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我们提了很久。即便讲落实和建成,十七大、十六大都讲了。所以为什么要重提?这是理解中国特色法治的因素,四中全会讲了,中国特色最本质的是党的领导,这是作为政治现实存在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重新告诉我们要回到法治?回到依法治国?我可能既有政治上的考虑,通过宪法和法律的这样一套权威系统重新获得或者增强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虑。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有一个合法性资源增强的考虑。

   第二,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也就是治理意义上。在治理意义上强调法治,更多是关注法治的有效性,这无论是对经济的治理,还有依法行政和政府的治理,包括社会问题的解决、矛盾解决的化解,都涉及到过去用的很多措施,不仅仅成本很高,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可能会制造新的问题。在工具意义上,有些治理的工具要升级,法治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选项。所以在治理意义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第三,我个人认为执政党全面回到法治,还有一个从国家建构意义上来说,也有一个反映出内心存在的某种焦虑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共和国从1949年建立以来,我个人认为这个国家的建构一直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国家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完成,比如我们一直讲的“国家共同体”到底共同在哪里?原来想用意识形态共同起来,然后用所谓的“共同富裕”共同起来,但实践表明这些“共同”都不够理想。所以有学者如清华许章润教授提出现代国家应该是法治共同体。“法治共同体”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比如国民身分问题、边疆治理问题,还有整个政党、国家、社会、个人通过什么样的连接能够真正形成一个命运的共同体,这个,说实话,也是今天中国国家治理或者宏观政治中比较重要的。

   我想基于这样一些动因上的考虑,我们所说的法治并非简单商的工具性质也非简单的价值性质,既不是把这个基于某些价值的认同和追求要引入另外一套新的价值系统、话语系统、治理系统,也不像我们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所谓法治就是变着法治理老百姓,纯粹列宁主义的国家和法律的理念、技术不能很好地解释今天中国法治的理论制度和实践。

   所以我个人认为,四中全会整个表述中更趋向于治理型的法治。在这点上,可能与三中全会所讲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一方面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一样。那怎么样推进这个变革?在手段上其实引入了治理型法治,治理型法治最大特点在我看来,既不同于简单的工具主义的法治,也不等同于以某些普世价值为指导的、为本位的西方性。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这个方面可以从报告的开篇和结尾以及报告其他部分,包括立法、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几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安排,我个人有这样的理解,即它实际选择了一种治理型的法治。

   第二个问题,这种治理型的法治对于国家来讲,对于我们所讲的未来法治发展和政治发展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分为不同层面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既不像有许多法学家说的,我们法学界的春天来了。有很多同学很多朋友说法学是最爱叫春的,老是叫春天来了,明天是立冬,我们也希望法学这次叫春真的叫来了春天。其实可能有积极的正面的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法治正能量。另一方面,它对政治也会产生某种影响,假设我们真的把这个《决定》中结构性的东西向前推进的话,所以我想分两个层面来讲。

   在法律制度和法律制度操作的技术层面上,四中全会所做的宣告、宣誓或者对某些具体措施的阐述,对于法治系统的完善和系统的有效运行,提供许多新的促进因素。比如对于立法这部分来讲,尽管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很多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决策中所谓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民主机制,但是真正地在中央文件中以这种必须的方式把这个阐述出来,假这个文建会落实的话,那么这方面会有一些促进。同样的道理,对于行政执法和政府职能转变也就是法治政府建设这一领域,也提出了大量的具体措施。当然也包括在司法方面。这些具体制度中,有些方面可能会为未来法律制度的发展留下比较大的空间。比如关于立法体制的完善中,尽管讲了很多“党的领导”,也将“党的领导”融入体制中,但同时也强调了宪法的权威性、强调了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并且明确地指出了完善宪法的解释、机制和程序。宪法的解释、机制在宪法中已经有了,主体来说是常委会,机制来说立法法和宪法做了规定,过去这些机制一直处在休眠状态,春天到了,它们能不能、会不会以某些方式被激活并且生长起来,这个对现在和未来都留出了很多想象空间。所以从这些技术方面来说,我觉得这一措施应该在法律的制度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会带来一些新的空间、新的契机,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法治技术创新和变革。

   在政治层面上,我认为四中全会的决定最重要的一定可能在原有的政治现实中不断强调“党的领导”这样一个一元权威之外,有可能提出一个“党的领导与法律至”上的二元权威的模式。许多人特别是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政治以及政治运行时,喜欢用权威主义或者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我想这里有很多的专家在这方面非常了解,所以我们不去谈这个。权威是有中心的,过去中国的权威是一元中心,如果是权威体制的模式。假设今天不断地强调中国特色的法治是以共产党为领导,同时又强调宪法法的至上性,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我们已经正在开启一个新的转折,由一元的政治权威转向一个二元并存的政治权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次四中全会所讲的依法治国、立足于法治这样一种改革,理解为同时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为实际上是在做增量改革。在现有体制保持不动、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延伸出一些新的因素。这个新的因素,有人统计《公报》中“党的领导”出现13次,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以来,中央全会《公报》出现“党的领导”最高的一次(在过去25年中)。不断地强化党的领导,同时宪法法律的权威核心也得到了很多强调,所以这种二元权威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的政治会有影响。这种影响是什么?这涉及到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从政治角度来说,未来中国的依法治国的推进,无论是推进的机遇还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都在于“法律至上”和“党的领导”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中。或者说这种二元中心的权威本身有紧张,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如果一方面一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宪法法律至上,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终极的问题,到底谁是更优的,有人指出这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说这个问题的是伪命题的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在理论上显而易见的,在实践中也是非常真实的问题。

  

   王人博

第一,到底怎么来解读这1万6千多字的《决定》?现在不是应该不应该,而是用描述的方式,不要用应然的视角去判断或者去解读。为什么?因为文本原本不是西方的,不能用我们学西方的法治理论、法治理念、法治的一些价值对这个国家的的文本进行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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