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反思中国社会的公共理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9 次 更新时间:2014-11-08 13:03:21

进入专题: 反思公共理性     社会治理  

吕嘉健 (进入专栏)  

  

  

   爱自由即爱他人;爱权力即爱自己。

   ——【英】威廉·哈兹利特,《政治评论》中的“论时报”

  

   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引起反思:我们如何建构一个具有公共理性的治理范式?知识分子怎样做一个公共理性逻辑的启蒙者?普通人怎样做一个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与一个渐进生成的新制度合作、并在自我的周围环境中自主形构一个好社会?

   反思中国问题,我的结论是:对中国进步而言,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诉求,而是社会改革的难题,是法治、制度规范和人的素质里的公共理性问题。制度安排必须尽可能具有公共性而去政治化,民主必须要在公共理性和法治制度的框架下,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的。有公共理性,才会营造一个讲道理的民族。

   在公共理性方面,政府和民众没有任何豁免权,大家都在平等的地位上。

  

   一

  

   只有逐步建构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法治终决权和社会行为规范,学会公共理性的讲道理与有逻辑,才可以造就一个好社会的中国

   。现在学界都关注到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理论(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反思中国问题,是政府过度强大,但是却缺乏公共性和绕开法治,社会没有民主问责的路径。有人提出中国改革三步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郑永年,东方出版社,2012),现在正是应该全力进行社会改革的阶段。社会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在制度安排和社会意识心理层面努力建构“公共理性”。讲究公共理性的逻辑,从思想方法,到制度细节,都有很多锱铢必較的发展空间。以中国特色而论,官员作用力十分巨大,首先是行政管理和公共空间的社会治理具有引导全社会走向公共理性的效能。所以我高度评价这一届政府通过法治和行政范式的途径反腐与监察官员的政治治理模式。但是法治与制度范式的建构是极其艰难的过程,尤其通过政治强人的威权主义方式实行,本身就有自我解构的危险。——

   对于具有示范效应的中央职能部门而言,如果本身的行政范式是非公共理性的,那么它的负面效应将会非常严重。

   由官方示范的倡导新的公共理性的思想范式已经开始出现,以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好例子:此前,中国大陆的“抗战胜利纪念日”是8月15日(即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终战”的那一天),而不是民国政府在1945年宣布的9月3日。今年,大陆正式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为9月3日,从而实现了与民国政府的“历史对接”。在9月3日,民政部公布了首个大陆官方版的“抗日英烈名录”。这一名录最醒目之处是其中民国国军将士也占到了名录的三分之一。而新一届领导人在9月3日的抗战胜利日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新一届领导人心目中是一个不再强调国共两党恩怨和斗争的、不再强调信仰或意识形态之争的新爱国主义。因而中国大陆可能真正开始拥有一个超越党派、阶级、信仰和族群的、基于公民身份的“新爱国主义”,它是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精神支柱。(唐世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爱思想,2014-10-23)——质言之,这便是有公共理性的爱国主义观。

   以此一种新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来看,现在开始有声音对继续表现上世纪国共斗争、战争的影视剧提出深刻质疑。“历史已经证明,内战,是一场零和游戏,没有什么胜利者,至少在道义上是如此。历史在这里不仅没有进步,还往往是倒退。用暴力夺取政权后,反而造成更多更大的人道灾难就是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哪里内战多,哪里就灾难多。宣传、歌颂内战,就是宣传、歌颂仇恨,炫耀一方的胜利,就是炫耀暴力和恐怖。每一部内战影视片,都是一场失败者不能出场的缺席审判。”(段协平:拒绝歌颂内战和暴力,共识网2014-8-25)——

   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对刻意表现民族内部的政党暴力表示拒绝。

   但是因循守旧的官方范式依然会不依不饶地按照党派意志惯性固行其道,而心中很难建构起公共理性的理念。搬动一张意识形态的桌子,是会导致流血的:10月9日下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向新京报记者介绍,针对近来暴露出来的高校教师师德突出问题,教育部首次划出了针对高校教师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其中第一、第二条分别是: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教育部文件表现的思想道德管治范式,与皇朝时代的思维水平,也就是床板与草席之间的距离。这个“红七条”遵循传统政治的思维路径,用文件管治的方式取代法治的范式,用陈腐的行政范式为教育学术文化管理设置了进一步的非公共理性的权力。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是解构法治的正能量,反复强调人治范畴内的权力尊严。——中国高校问题最多的,其实是权力泛滥所导致的病症,但是当局不想去行政化、不想对带有空洞意义的权力祛魅,却通过更多的权力设置,继续张扬非公共理性的专业治理模式,特别是无效的思想道德治理范式。

   “损害国家利益”一条纯粹是以虚无抽象的概念应对具体问题,“虚无概念大都充满血腥。。。通过两条规则来促进这一过程。第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第二,不接受该思想的崇高性的人将被看作低人一等。换句话说,虚无概念鼓励极权主义式的思考方式。”(【英】凯瑟琳·泰勒:《洗脑心理学》,P23,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9)在教育文化领域何谓“国家利益”?何为损害国家利益?教师损害国家利益有何特殊性,应该由法律做出具体的明确界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有违法,法治到位即是有效,为什么在专业范畴作特殊警告?又如:“在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这一条蓄意置学术文化与意识形态为对立状态,高校的职责就是传播和探索学术文化思想,实施这一富有弹性的思想罪错令,任由人为定性治罪,人言人殊,任意上纲上线,意图即禁止自由思想。即使当前,所谓党和政府的声音也有正在讨论的、不一致的发展状况,作为教师如何选择哪一家哪一个人的声音作为护身符?在学术探索范畴,党和政府如何为无比纷繁的学术研究都做出明确的定性论调,这教一介教员如何适从是好?这种非公共理性的文件管制,可以为任意治罪提供权力依据,其实质是政治威慑。学术研究无禁区,以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的标准来衡量,那就不是公共理性的规则,学术研究就被取消了价值。——这是典型的思想犯非理性控制模式。

   公共理性涉及到制度安排的“公共性”,一个国家三大块:政治、社会、经济,第一块政治需要一个强政府,那么集权的政治本身一定要努力体现为全天下着想的公共理性,那么后两块社会和经济就应该完全放手给社会和经济自身发展,通过社会专业范畴的自身管理和法治实现自我完善,换言之是实行公共性,不能在政治垄断下异化。现在中国的学术、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经济等领域,就因为政党具有垄断的集权,而丧失了自身的纯洁性,换句话说,就是学术没有公共学术性,教育没有公民教育的公共性,经济领域因为权力入侵而出现官员疯狂腐败,垄断国企因为特权而出现某类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集体腐败。只要社会缺乏公共性,社会腐败就会泛滥滋生,普通人就会积聚深重的怨气,社会矛盾就会异化为阶级斗争。

   在中国现在很重要的是要开启一个“行政技术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新程序,就是说要彻底从意识形态的传统中走出来,政府的法治理性具有效力很大的示范价值,它可以使到整个社会和国民具有公共理性,而不会感情用事。技术官僚是纯粹运用公共理性来执法的公职人员,而不是为党派办事的宗派主义者。只有完全按照行政理性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才会懂得法治的普遍性价值和制度规则之公正性。

   在思想文化观念方面,现在倡导公共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建议,中央应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超脱一些,避免表态、站队,否则会陷入被动,不利于问题的深入讨论、明辨是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提出,十八大试图探寻中道,其所确立的政治纲领,可概括为“全面改革,文明复兴”。这一明智选择,也促使思想界的中间派逐渐浮现:在政治上主张改革,但循序渐进;在文化上认可重归传统,但并不封闭,追求的目标是中国式现代秩序。这个中间派还在形成过程中。若官学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个中间力量就会逐渐扩大,成为思想界主流。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也提到,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左右两端的激进主义开始向中间派靠近,中道理性的声音在社会上越来越成为主流。(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当前社会思想动态新特点新动向,共识网2014-10-23)

   继续强调某种力量的专政需要,堂而皇之强调特殊立场至高无上论,而拒绝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政治理性,说白了,是“权力理性”,以此潜在否定法治,因为法治是人人平等的。让观念都戴上有色眼镜,把限定词置于全称概念之前,例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革命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完全忽略国家和全社会的公共性,在这样的名义下,剥夺公共的天赋人权。——这样的惯性政治理念控制我们的思想已经深入人的灵魂,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民还是相信,自由属于资本主义,民主是西方的专有权利,法治就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专政,中国特色不需要这些普适性的价值观。

   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成为启蒙和实践公共理性的榜样,做一个“常识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虚荣的、表演性的犬儒公知。他们应当自觉站在公共社会和理性逻辑立场上探讨一切问题,超越个人、团体、党派、民族立场,为全社会做一个讲道理的示范者。“社会科学家不仅是一名‘普通人’,正是他的学术职责要使他超越自己生活其中的环境。他的公共角色有两个目标:他应当为个人所做的,就是将个人困扰和思虑转换为可直接诉诸理性的社会论题和问题;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这只有当他获得理性和自由时才能实现。他应当为社会所做的,就是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培养自我修养的公众,并提升他们的修养。”(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十章,P199-203,三联书店,2001-7)知识分子讲爱国,也应当在公民与国家相对、人权与国家平等、法治与国家互为的逻辑框架下解决问题。即使当我们认同国家和民族,认同政治正确,也要严格去歌德化、去国家主义化。

资中筠先生说:“‘慎独’这个道德观念是我从小就有的,就是从我的母亲、师长辈接受的教育。所谓‘慎独’就是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也不能做坏事。”——可惜今天的知识分子不但缺乏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和人格,而且缺乏“慎独”精神。“现在有很多和我同时代的同学,或者是一些差不多(年龄)的人,因为处境不一样,比如他们是外交官,或者是做其它的工作,他们就没有我想得这么彻底,没有我跟这个思想体系决裂得这么彻底,尽管我也曾经真心拥抱过。”(《回归常识——访资中筠先生》,共识网2014-10-28)——知识分子没有慎独和自由精神,是体制太强大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吕嘉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反思公共理性     社会治理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980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7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