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1 次 更新时间:2014-11-07 09: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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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  

    

   核心提示

   ■ 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笛卡尔非常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听起来很玄,但却反映最深刻的时代精神。

   ■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

   今天我演讲的主旨可概括为两句话: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西方人叫做philosophy,即爱智慧。哲学与一般所谓知识或学问不同,被叫做“智慧之学”或“思想之事”。

   提起哲学,人们总觉得高深莫测,离我们很远。的确,哲学家大多擅长于沉思,甚至到极深奥怪癖的地方去沉思。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喜欢站在雪地里整夜沉思;近代的笛卡尔则喜欢呆在叫“火炉”的暖房里沉思。他们的沉思与时代有关系吗?

   有关系,而且是非常深刻的关系。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笛卡尔非常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听起来很玄,但却反映最深刻的时代精神。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原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教会权威的认可。笛卡儿提出了全新的原则,他说一切都可以怀疑,数学可以怀疑,逻辑学也可以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也可以怀疑。但我越是怀疑,有一件事情就越是确定,即我在怀疑;我在怀疑意味着我在思想,我思想意味着我存在,因此,“我思故我在”乃是哲学上的第一原理。这一原理说出了新时代的新精神:理性的思想是第一位的,从今往后所有事物都必须在理性的思想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利。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真正的英雄,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哲学有真正的时代内容,它并非少部分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在那里玄想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外部反思是思想的异化

   如何积极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障碍就叫做“外部反思”。哲学上,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本身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通俗而言,外部反思就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属于主观思想。

   比如中国革命中,有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归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斯大林的指示也烂熟于心,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他们知道一般原则:暴力革命以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他们只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结果中心城市一次次武装起义,但一次次失败。在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社会的独特内容,只有主观的外部反思。唯当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则来自于西方,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

   外部反思也是一种思,但这叫思想的异化。一般原则是思想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又反过来阻碍思想。外部反思可以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但却是无头脑和无思想的。所以黑格尔把只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叫做现代诡辩,只是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

    

   批判,是开启思想的钥匙

   要积极地开启思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批判的方法,这也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今天尤其重要。“批判”之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康德是批判哲学的开创者,他写过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叫做三大批判。黑格尔曾这样说过: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我想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批判方法的要点,对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是切中要害的。外部反思的要害在于:它是完全非批判的,它从来不去追问一件事情或一个原理的前提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黑格尔之后,批判方法被继承下来,并依然以某种方式作为哲学思想的主轴。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批判”的意义。伦理学中有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即无条件的公平。它可以这样来描述:要公平地分一个蛋糕,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蛋糕,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形式的公平。现在让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这种公平需要两个前提,即“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前者是把自己得到最多作为出发点,追求利益最大化;后者是指具有独立人格性的个人,即从血缘的、伦理的、宗法的、裙带的关系已经解体的地方产生的“个人”,但原子个人在中国未曾真正产生出来——西方的原子式个人是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而确立的,而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家里分蛋糕会依照什么“形式的公平”来分吗?不会的。也许胃口大的就吃多一点,胃口小的就吃少一点,甚至这种不平均却被看成是公平,而且是真正的公平。因为在家里活动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利己主义个人,尤其不是原子个人,而是为特定的血缘纽带、伦理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由此可见,我们一开始认为所谓形式的公平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通过批判的步骤却发现:实际上这种公平既需要一定的前提,又具有一定的界限。

   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假设有一个猎人和一个渔夫,猎人想吃鱼,而渔夫想吃野兔子,于是他们开始交换。经济学家发现,在一只野兔子和三条鱼之间包含着某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等量的抽象劳动。经济学家把这样的发现概括为一个规律,即等价交换。

   但马克思的批判说:经济学家搞错了,那两个人不是猎人和渔夫,而是两个现代资本家。因为等价交换只是当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发展到商品生产,才成为可能。猎人和渔夫,亦即在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他们也许相互馈赠食物,也许用丛林法则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但绝不等价交换。因此,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是澄清前提,即辨明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不是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生产及其特定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澄清前提,而且为现代经济生活划定了历史的界限。这意味着现代经济生活是具有前提和限度的历史现象,因此正像它曾经的历史生成一样,它也将在历史中归于灭亡。把现代经济生活作为真正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把握,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

   由批判方法来开启我们的思想,一方面要求我们深入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要求使我们学来的知识成为批判的目标。当前中国面临着许多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些课题的解答确实需要我们虚心而持久的对外学习,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殚精竭虑地对外学习,但是这样一些知识的占有,在今天必须要成为批判和思考的目标,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我们今天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仅仅采用外部反思,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

    

   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本文编辑整理自吴晓明2014年2月22日在上海东方讲坛上的演讲,有删节,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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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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