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2 次 更新时间:2005-08-05 14: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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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礼伟  

  

  【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关系是修补升级、同步制衡、彻底颠覆兼而有之。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后现代主义以挑战者的姿态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出现,不仅表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观念存在重大缺陷,也是现实世界后现代特征逐渐增强的趋势在学术研究中的投射。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论述;后现代国际关系言说;后现代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后期的一个世界性文化思潮,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各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经历了这一思潮的洗礼,都增添了新的变革与发展的动力。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当今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向“以后”发展,后现代主义与时代发展趋势的种种暗合之处将会陆续鲜明地显露出来。就国际关系、世界政治而言,由于全球化所具有的高度时空压缩特征和强大的内在动力,我们不妨做一个“宏大叙事”式的预测: 21世纪将会是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全面向“后现代”转向的世纪。

  

  一 后结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

  

  探究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和启示,我们不妨从后现代主义之前的结构主义说起。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结构主义的观点亦具有重要的地位。结构主义者把结构—语言概念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当中,把结构定义为一个共同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者的研究带来了稳固而有效的平台。[1]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结构现实主义当然也是一个稳固而有效的分析框架。

  

  作为后现代主义源头的后结构主义却认为,结构主义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科学上的狂妄自大: (1)试图为文化研究创建一个“科学的”基础; (2)追求本质、真理、客观性、确定性和系统性等标准的现代目标[2]这大概就是“道可道者非常道也”,言说无法呈现世界。看来后结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西方禅术”,而非“精细科学”或“硬”科学。

  

  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继承了尼采、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在于其压迫性的机械论权力,它将特殊及个别在某一“虚构的统一”点上“结合为整体”。[3]个体被构筑为一个整体并被赋予统一的认同和立场———这大概是当代世界公开的秘密。

  

  关于后现代主义最广为人知的简短描述,可能就是利奥塔的“对元叙事的不信任”。[4]后现代主义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通过零散化、平面化、无深度、非中心、非稳定、非体系化、以不确定代替元叙事等等论述,对现代性的批判更为激进和全面。后现代主义的使命,简言之,就是反对一切宏大叙事(体系建构和普遍规律的寻求) ,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精致、巍峨的“柏拉图城堡”,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后现代的“后”,既是关于历史阶段的序列符号,也有“更加”的意思,是对现代性的升级版本———“后现代主义要否定的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5]同时也有“反”和“非”的意思———要彻底颠覆现代性。笔者认为后现代的“后”之于现代性的含义,修补升级、同步制衡、彻底颠覆兼而有之,视各种现代性论述的内涵及其与当代世界的关系而定,或修补,或制衡,或颠覆,总之不能一概而论。

  

  二 后殖民论述:后现代观念在世界事务中的延伸

  

  在一次访谈中,尽管爱德华•W. 萨义德说他是在写《东方学》之后才认识福柯,但他承认自己与福柯有相像之处,福柯的分析方法对他影响很大。萨义德还提到,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福柯对知识都具有一种战略的、地理上的敏感,而葛兰西则是他们两位的引导者。萨义德还认为,德里达使我们走进文本,福柯则使我们走进后又能走出来。[6]通过萨义德的上述表白,我们对他的后殖民论述的师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后殖民论述( Post2Colonial Discourse)是当今世界事务中弱势群体(如弱小国家、少数族群)的重要理论资源,是后结构—后现代主义在世界事务中的应用。福柯关于话语无法传达本质、知识只是权力的工具的论述,构成了后殖民论述的意识形态根基。此外,后结构主义的双重阅读策略在萨义德、霍米•巴巴(HomiK. Bhabha)等人那里被运用到了极致,文本分析与学术史解构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大特征。

  

  后殖民论述揭露了世界上的一个黑幕:任何知识都掺杂了主观成分并蕴含着霸权,而大批处于弱势、边缘的人只能任由强势者代替他们来表述其观念、建构其形象。事实上,主观建构在国际关系决策过程中(含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往往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更不用说故意歪曲、强词夺理、诱导和利用大众是国际关系理性基础上的一种“通用的智慧”。

  

  对他者的建构和想像在当代世界事务中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本身。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电影《小岛惊魂》( The Others)揭示了对他者的建构中的最大问题———建构者对自身缺乏真切的认识。而建构一个恶的或未进化的他者,就可以使国际关系中的暴力、征服成为必要的正义。因此,将个人视角的非中心化“越界”到他者那里,与他者寻求对话而非霸权式的独白,是构筑全球和谐关系的必要基础。

  

  后殖民论述反对本质的、绝对的言说以及僵硬的二元对立模式。萨义德就曾批评S. P. 亨廷顿把各种文明看做是一堵堵不透水的墙的本质主义立场。[7]事实上,在西方和伊斯兰之间长期存在着两个互相敌对、怨恨和排斥的知识体系。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知识是权力,但在伊斯兰国家,知识何尝不是一种权力? 结果,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主义对垒绝对主义,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内在紧张和难以避免的悲剧。[8]当今世界的最大危险就是重新冷战化。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一个怪异的事实却是:误解、隔阂、妖魔化也在加深。萨义德批评人类中间的种种“边界战争”———“非洲化”非洲,“东方化”东方,“西方化”西方,“美国化”美国,无休无止且别无选择。同时萨义德也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前景:边界内部的各种对抗性社会运动在这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上正在汇聚为普遍的理论或共同的意愿,或者从地理角度来看,它们正在成长为一张潜在的世界地图,这张世界地图上不存在神意裁定或教条式的空间、本质或特权。[9]

  

  据笔者看来,后殖民论述只是对西方霸权的一种劝解,是劝说西方在对外关系方面走得更稳妥一点,但绝不是要完全颠覆西方。萨义德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关系中走的就是摇晃着保持平衡的路数,并且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东方内部的种种霸权话语保持警惕。笔者认为,强者并不必然在道德上比别人矮一等,而弱者并不自动、天然正确,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视角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成分,弱者的话语同样也可以质疑。这是在接触充满“正义”和“愤怒”的后殖民论述时应当持有的一种戒备。

  

  三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言说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论述出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观念联盟,其代表人物包括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德里安(JamesDer Derian)、夏皮罗(Michael Shap iro)、沃尔克(R. B. J. Walker)等人。这些学者熟练地运用边缘、解构、流亡、话语、知识、霸权、双重阅读等后结构—后现代主义话语,对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

  

  正统国际关系理论植根于西方的现代性,而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二元对立,如人与人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在国际关系方面则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机械论的权力观念、国家中心论。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后现代观念有助于我们从殖民性知识形式下解放出来,这种知识形式同各种明显的和隐蔽的统治结构如国家主权主义( statism) 、核主义、父权制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0]简言之,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心就是要颠覆国家在这一理论中的“霸权”。

  

  德里安(又译“代元”)认为正统的国际关系学是一座牢房,国际社会则受到了国家的窒息式的压迫。[11]不约而同地,自认为表达风格不同于马基雅维利、怀特、布尔而接近于福柯、克里斯蒂娃( Kristeva)和德里达[12]的理查德•阿什利也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一个糅合了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学说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的混合体”。[13]如果要用“后现代”的语式来表述,或许可以这样来说:新现实主义理论肯定是完美的理论,正如它肯定不是一样,因为这是一个铁罐子里头的“完美”。换言之,最精致的理论也可能是最精致的牢笼。

  

  沃尔克也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固步自封和傲慢自大提出了批评:国际关系学沾沾自喜地生活在与世隔绝之中,对于具有哲学理性思维的旁观者来说,这一学科经常呈现出某种未开化的状态,它时常被沾染上新马基雅维利式政策分析的污点,或者干脆完全拜倒在原始经验主义的神坛面前;它所展示出的只是某种残缺不全的而且是停滞的想像和批评空间,从而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世界。[14]

  

  至于如何突破这种与世隔绝的停滞的状态,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必须清除世界权力结构的种种界限,打通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界限,乃至需要用一种政治学理论取代国际关系学。阿什利指出,国内和国际的界限是通过实践而建构的,这一界限是可以渗透和可移动的。对于沃尔兹和吉尔平坚持以国家作为他们进行理论化的“阿基米德支点”,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理论支点应当无所不包,特别要揭示国际关系中各种被压抑的诉求。此外,正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简约化风格也受到了批评。[15]

  

  对于现代性对国际关系的消极影响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主张,美国的后现代宗教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 Griffin)从4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1.“现代范式”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无情变成了一种现代伦理。从国家角度来说,追求自我利益是天经地义,就像“自然界”所发生的那样,并且我们还自我安慰地说,这样做其实也就促进了整体的利益。后现代主义将提及“神圣实在”这个概念,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梦想,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具有这种意识的伦理观将不再把暴力视做达到目的的理想方式。

  

  2.“现代范式”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过于物质化而缺乏“内在价值”,它催生了一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加剧了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同时也导致了殖民主义、大规模奴役和战争,还加剧了把他者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做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其他部分仅仅看做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和神圣性的客体。所以,后现代主义主张“世界的返魅”,重建人类内在的神圣价值。

  

  3.“现代范式”中的人性观片面强调性欲、物欲,强调人的接受性价值,而不是人的创造性价值。在处理同弱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大国也往往忽略了这些弱小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人类的创造性价值和彼此尊重。

  

  4.“现代范式”中的非生态论、非关系性的存在观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生态论的观点认为个人都彼此内在地联系和相互依存,为他者的利益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后现代伦理学鼓励人们遵守《圣经》的训喻: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后现代思想并不鼓励天真的幻想,但鼓励我们从我们以前的敌人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并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使这种优点得以表现出来。[16]

  

  在分析方法上,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怀疑文本的真实性。德里安认为,后结构主义不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家能通过他们的学术分析来如实反映世界政治,因为理论家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定义有所差异,而且又通过理论家和书本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延迟。[17]从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对国际关系中作为中介的人为建构的文本进行双重阅读。文本在这里是一个广泛的隐喻,包括学术著作、媒体观点、学术会议、领导人演说、小说和电影电视影像、官方文件、国家间协定和声明、国际公约等等。

  

  在对策研究上,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引入一种后现代政治:跨国新社会运动、人民主权、信任跨国非政府组织(NGO)而不是政府、在世界事务中民众有非暴力对抗的权力。当然,对于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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