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1 次 更新时间:2014-11-03 08: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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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谦  

  

   20年来,中国改革不仅以它骄人业绩使世人瞩目,更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休克疗法”以及把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常识提出了挑战。 发韧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革,在80至90年代苏联东欧等国家纷纷变质改制的时刻,却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向高潮,这其中的原委总使人费解。

   有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渐进式的改革方略。但是从1956年至80年代后半期,苏东等国家的改革大多也一直是渐进式的,只是因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而造成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据此认为,苏联模式与系统的改革是不相容的,成功的改革必须以彻底否定旧体制为前提。正是这样一种背景才使得 “休克疗法”一时大行其道。中国改革自1978年始,通过一系列渐进但却又是大推进的方式,推动经济在80年代超常规高速增长。在此基础上,开始于1992年明确市场取向,成功地实现了模式转换。所以,可以把问题归结为,同样是渐进式改革,为什么中国成功了?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对于这一成功的意义何在?

   一

   196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但是,在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中,社会主义各国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却发出了极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声音。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年,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等刊物在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社论中称苏联:“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同年,在近十年理论酝酿的基础上,欧洲共产主义重要领导人、社会党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维也纳举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讨论会上,强调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社会主义的形式不应千篇一律,应创立“多党制”的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等等。次年,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捷克出现了“布拉格之春”。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忧郁地说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这里,我们不去评论这句话的的正确与否,只是想说明,毛泽东的确看到了在扬弃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巨大分化。不管人们在感情上是否能接受,但他们必须承认,这种分化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从经典进入当代的一种形式,一个必经的阶段。

   实际上,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已经面临着从经典向当代发展的任务。从50年代起,社会主义又面临着扬弃传统模式、创立当代模式的重大转折。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及地缘政治等等条件的深刻差别,各国党、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任务的理解和实践渐渐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世纪上半叶不仅出现过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那样的对立,也出现类似列宁与卢森堡、斯大林与铁托、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思潮那样的种种分歧。在不同起点、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开始的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开始后没多久,各国、各党在方法、道路以至目标方面的区别便逐渐显现出来。到六十年代上半期,几种改革模式取向、方法的区别已经比较明显了。

   苏联最初的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在没有先例的改革尝试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他对集权政治的调整虽远谈不上彻底,却已使苏联国内、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他为解决中央过分集中、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等问题所进行的改革,虽然只不过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向另一种行政手段,并由于方法的粗率和急躁冒进、缺少章法等等,引起了“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些混乱,但他毕竟是做了那个时代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六十年代初对利别尔曼建议的支持,就足以使他侪身社会主义改革先驱的行列。

   1964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经济改革虽然收效不大,但却也从未停止过。以1965年通过的改革决议为标志正式推行“新经济体制”,成为 60年代中期后苏联所进行的各种改革的基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加强经济杠杆作用,逐步过渡到以经济方法为主管理经济,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等一类原则。这些原则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期改革的作法大致相同。这一类的改革程度不同地接触到传统体制的一些弊端,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都是以保留和完善过时的经济体制,同时辅以经济杠杆的必要补充为出发点的。“新经济政策”推行一段时间后,由于缺少理论上的突破以及保守力量的抵制,改革逐步后退,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赫鲁晓夫时期在思想理论方面一度出现的活跃气氛被再度回潮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思潮所取代,一些改革思想被当作“市场社会主义”受到接连不断地批判。改革的停滞和保守倾向的上升,使70年代苏联广大党政干部中形成一种被学者们称之为安于现状、盲目乐观、粉饰太平的“勃列日涅夫风气”,这一时期也被公认为“停滞时期”。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经济形势不断走低,社会科学严重滞后,领导干部严重老龄化,党内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一个高居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整个社会一潭死水,死气沉沉。

   中国的改革以中共八大为良好的开端。在此前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已经提出了一些与苏联模式明显不同的思想,有的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此后便几经坎坷。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后,在六十年代初的调整中,一方面是对传统体制的修复,一方面也萌生了一些具有改革意义的幼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党内在有关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的不足与分歧,调整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发展到对传统模式的系统改革。长期阶级斗争的巨大惯性和种种传统观念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使党内分歧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色彩,以至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除了这两种模式外,在东欧一些以社会民主党为前身、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渊远流长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自1956年前后开始反思斯大林模式时起,就越来越明显地受到了欧洲共产主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异化论”、“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之类“新思维”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实践。1957年至1967年间,欧共党人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理论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就是在欧共党人影响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长期酝酿的“多党制”思潮的最初尝试。捷克事件虽因苏联出兵镇压归于失败,但它所提出的扎根西方传统的、具有“人道面貌”的“布拉格之春”模式,却得到了欧共党人的高度评价,成为他们进一步设计“多元化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动力和基石。

   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到60中期已经出现了几种基本类型在改革模式取向上的分化。此后至7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与此相接近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的“文化革命”),苏联则正处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东欧一些国家虽在苏联的重压之下,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却在滋长和蔓延。

   这种状况从70年代末起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976年后,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危机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并在八十年代以大推进的形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为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奠定了决定性基础。而直至80年代初,苏联仍一直苦于改革的停滞而不能自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虽然也从经济体制入手,并强调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希望以此挽回苏联经济颓势,但大体上仍然还是在旧的计划体制框架内修修补补,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而且,一遇阻力便畏缩不前或左右摇摆。在改革问题上长期无所作为的保守主义思潮反过来又加强了苏联社会内部要求否定现制度、迅速改变现状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加强了体制内外反对派的力量。当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根底的戈氏越来越感到难以依靠传统体制去改造传统模式时,便转而乞灵于“民主社会主义”创造挽救危机的奇迹。1987年底,戈氏提出他的“新思维”,次年6月,苏共宣布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接踵而来的便是私有化法案的出台,苏联的解体和“休克疗法”的实施。对苏联改革的失望,更增添了“第三条道路”的吸引力。东欧一些国家在改革实践中,进一步吸取了社会党和欧共党人设计的的“混合模式”。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一些大胆尝试的同时,“多元化社会主义”一类主张也在滋长。

   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妄自尊大,自我感觉良好,苏共对欧共、社会党及某些东欧国家的改革理论还不屑一顾或坚决反对甚至刀兵相向的话,那么,在戈氏时期,由于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相继恶化,人们普遍感到以往的思路不能解决问题时,其改革取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欧共、社会党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的印记和影响。当年不可一世的模式“输出国”,现在却屈尊纡贵,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顶礼膜拜,直至满怀虔诚和感激地全盘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萨克斯计划。

   同样是从50年代出发,同样经历了60~70年代的危机或停滞,为什么中国与苏东等国在80年代的改革业绩却如此迥异,以至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这个问题长期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过历史对现实的影响。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所阐明的路径依赖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发展中每一步选择都与过去的选择相联系。经济的发展,改革路径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它们也限制了当前改革路径方式的选择。

   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各国改革迥然不同的结局,以及同期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转轨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各国改革的实绩与其各自特殊的、历史形成的初始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并扬长避短,在此基础上创造改革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命运。

   在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时,人们都注意到了它十分独特的初始条件。例如,中国是个按照苏联体制模式建立起来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传统农业异常庞大,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建国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本来就很薄弱的商品经济受到压抑;传统体制的弊端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等等,这些都与苏联、东欧等国家有所不同。然而,更为不同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政策首先是在7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后形成的,而“文化大革命”又是对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改革萌芽和世界范围里改革潮流的错误回应。从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又因“文革”的失败而走向改革,这是我国走上改革之路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启动改革时对改革方式、过程的选择空间,使之表现出一系列不同于苏联、东欧改革的重要特征。昨天的历史已成为今天的国情,这是研究中国改革初始条件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1978年以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的政治智慧突出地表现在把这一十分特殊的初始条件转化为改革的必要条件。他曾多次强调过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未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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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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