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滨:革命、改革与中国崛起

——兼对安德森与吴玉山之争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1 次 更新时间:2014-11-02 23: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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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滨  

  

  

   一、中国崛起的根源何在:学界的解释与争论

  

   随着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成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引起学界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崛起的根源究竟何在?如果按照著名左派历史社会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2010年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发表的《两场革命》一文中的说法,围绕中国崛起之根源的探讨,学术界主要有三个互相竞争的思想学派或三种解释视角:第一个学派是历史分析的视角。它将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归因于中华帝国悠久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包括广阔的疆域、基于密集型农业的商业活力、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日益繁荣的城市网络和国内商贸的扩张、创纪录的人口增长等因素。在历史学视角下,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在遭受一百多年外国侵略和内部混乱的打击之后回归到她自己在世界上本来应有的位置而已。第二个学派主要持经济学视角。按照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解释,中国之崛起其实是中国姗姗来迟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随着中国向外资开放投资市场,并逐步加强产权保护,生产要素最终被解放出来,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活力;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与海外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形成的出口贸易极大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第三个学派虽不局限于但主要分布在社会学界,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解释视角。按照这一学派的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国革命所确立的前提性条件:正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些基础性的条件包括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一支受过一定教育、有纪律约束的劳动大军,以及在容忍一定程度的省级自主性制度框架下所建立的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如计划经济、公有经济等。①

   在佩里·安德森看来,上述三个学派的解释虽然都不是绝对的或相互排斥的,但是,社会学视角基于中国革命所进行的解释显得更到位或更加可信。因此,他立足于社会学的视角,通过比较两场革命——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试图在纵横交织的宏大论述中解释中国崛起的根源:横向上比较中国和俄国革命与改革的不同面向与后果,纵向上揭示中国革命和中国崛起之间的历史因果关联性。安德森之所以将两场革命进行比较,其理由不仅在于二者的差异以及完全不同的历史结局——俄国革命最终以苏联的解体告终,而中国在经过革命与改革之后正在迅速崛起,而且在于“中国革命直接发源于俄国革命,并且一直与后者紧密相连,从中获取启发或教训”。②

   安德森的观点当然不是孤立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论述与林春等左派学者的观点相类似。不过,在汉语知识界,与之争论的学者也不少。2010年,安德森在台湾学界发表同名演讲之后的讨论可以视为这种争论的集中体现。其中,台湾著名学者吴玉山针对安德森论述发表的《〈两场革命〉与中国模式》一文颇具代表性。吴玉山与安德森的争论集中在以下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上:

   一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有无直接的因果关联性或者说究竟是联系的还是断裂的?安德森通过比较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认为无论从革命的模式、革命获得民众支持的程度,还是革命结局的不同,中国革命相对于俄国革命都更具有优势:俄国革命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直接反抗国家暴力机器,在尚未取得正当性之前就将脆弱的沙皇政权迅速打垮,然而,革命之后国家陷入内战;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则在军阀割据条件下通过创立革命根据地、长期的武装斗争建立起对外抵御列强侵略、对内维持全国秩序的主权国家,带来了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在安德森看来,一个强大而自主的主权国家是中国革命为中国崛起所提供的非常重要、关键性的条件,因此,中国革命与中国崛起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前者为后者准备了关键性的前提条件。③吴玉山则批评安德森在两场革命的比较中“向中国革命一边倒”有失偏颇,过分夸大了中国革命相对于俄国革命的优势。在吴玉山的视野里,中国和俄国的革命不仅有众多结构性的类似之处,而且两者也有显著差异的地方,苏联的经验通常比中国为优。因此,苏联其实在革命上胜过中国,中国只是因为过去革命的惨痛教训而在告别革命、走向改革开放的路上走得更远而已:“中国胜于苏联和俄罗斯,其实是从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一点开始的。”④因此,安德森试图通过比较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来寻找中国崛起之根源是找错了方向。

   二是改革在什么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吴玉山与安德森都不否认改革对中国崛起的推动作用,但具体分析上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是先前革命的延续还是背弃?安德森不仅强调革命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性的条件,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在战略顺序、政治领导人的经验以及改革的策略等方面优于苏联。因此,中国的改革本身也是先前革命的继续:改革与革命不是断裂的。吴玉山则认为,中国革命之后所形成的毛式社会主义的缺陷有目共睹,即使大部分的统治菁英也是其受害者;这样,与苏联相比,中国反而可以义无反顾地转向改革。此外,这套体制的创建者也是后来体制改革的领导者,他们已经发现这种体制难以继续运行,故更具有能力将其改造与转化。因此,“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惨痛经验,不会有中国脱出社会主义的和平顺利”。⑤“中国经验超越苏联之处,是它脱离社会主义、脱离革命的方法。”⑥换言之,改革恰恰是对革命的脱出或背弃。另一方面,改革之后形成的新变体以什么样的制度组合结构驱动了中国的崛起?安德森认为,改革之后的中国形成了一个新变体,它结合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党国家。而吴玉山则认为,经过改革之后,支撑中国崛起的制度框架是由后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混合而成的一种组合结构,即“后极权的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正是这样的组合,“使得中国大陆的体制保持活力,持续创造经济奇迹,又能维持政治稳定”。⑦

   吴玉山与安德森的争论与分歧不仅凸现了解释中国崛起根源的复杂性,而且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革命、改革与中国崛起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我们看来,回答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进行视角转换。一方面,以往解释中国崛起的三大视角(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不仅本身不能相互替代,而且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理论的盲点、解释的限度,它们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完备无缺的。举例来说,针对中国经济的飞速成长,仅仅秉持市场主义的经济学解释显然远远不够,它无法提供一个深刻有力的解释框架。因为这些单一的经济学解释完全忽略了中国改革的主体——政府的体制和行为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能动作用,而这恰恰是理解中国改革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在这三大视角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分析视角,尤其是政治学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补充视角。在我们看来,政治学的视角更具体地展现为现代国家视角。事实上,早就有学者意识到,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不能离开“国家”维度。黄宗智就曾经特别强调,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虽然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所在,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这种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不仅体现为中央政府的表达和实践之间的背离,而且更是一种集行政分权和中央集权为一体的混合体制。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存在于这一独特的国家体制之中。⑧正是基于分析视角的转换,本文将透过政治学的视角,以现代国家成长为观察点,分析革命、改革与中国崛起的关系,不仅回应吴玉山与安德森的争论,而且试图扩展学界对中国崛起之根源的解释框架。

  

   二、中国革命与中国崛起:作为双刃剑的历史遗产

  

   如上所言,围绕中国革命与中国崛起的关系问题,吴玉山与安德森争论的核心焦点是,中国革命为中国崛起是否留下了积极的、作为前提性条件的历史遗产?安德森对此给予肯定性的回答,断言中国革命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吴玉山则持否定性的看法,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宣告失败,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与革命遗产无关。显然,对二者的观点进行对或错的价值判断都失之简单,相反,恰当的选择是回到中国革命本身来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20世纪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革命是一种双重性质的革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以其独特的革命话语揭示了这一革命的领导主体和双重性质:“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⑨如果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术语,毛泽东所说的前一种性质的革命主要是民族主义革命。⑩后者则是共产主义革命。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后果是非常不同的。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对象对外剑指帝国主义列强,对内则是扫除军阀割据:前者旨在实现国家主权独立,确保国家的领土完整;后者则指向国家主权统一,建立强大有力的国家政权,确立国家内部的最高权威。就此而言,民族主义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面向,其历史遗产乃是主权国家的建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一历史成果的标志性事件。然而,作为共产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却呈现出比民族主义革命更为复杂的历史面向,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首先,共产革命是全面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一般限于政治领域,革命的核心目标是以新政权替代旧政权,而社会革命则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革命。按照邹谠先生的分析,共产革命作为全面的社会革命乃是克服20世纪中国全面危机的产物:“中国的全面危机不仅导致了一场民族和政治革命,而且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一场寻求根本改变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大多数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命。”11

   其次,共产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革命不仅波及的范围极为广泛,而且推进的程度相当深入。就理论逻辑而言,共产革命的内在理路是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入手,然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础上开展消灭私有制的经济革命,进而最终把革命的战火燃烧至思想文化领域,以实现无产阶级与私有观念的彻底决裂。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过程来看,共产革命作为不断革命,其依次深入推进的革命三部曲清晰地印证了其不断革命的理论逻辑:第一步是政治革命,即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全面掌控国家的政治资源,政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共打败了国民党,于1949年建立了全国性的红色政权;第二步是经济革命,即中共在完全掌控政治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这一革命的具体举措就是从1952年至1956年在全国推行的“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公有制完全替代的单一所有制格局,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彻底消失,经济资源被国家完全垄断;第三步则是文化革命,这是继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继续革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彻底瓦解作为私有制思想文化基础的私有观念,始于1966年、横行中华大地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革命的典型范例。总之,从政治革命到经济革命再到文化革命,共产革命的步伐环环相扣、层层推进。

    最后,共产革命的结果是一个由垄断逻辑支配的彻底的政党—国家体系。简单地说,所谓政党—国家体系是一个政党一元统领、全面管控的统治体系。从结构来看,政党—国家体系是一个内外双层结构:内核结构由政党、军队和国家三者构成,政党通过一套连接政党和军队及国家的制度安排确保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和对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12外部结构则涉及政党—国家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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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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