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传统思维中的狗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8 次 更新时间:2014-11-02 22: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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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  

  

   人与狗之间的主从原则,实际上就是人世间的主仆原则。这种原则很早就被人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司马迁《史记》载:“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上著名的“人狗论”。

   “人狗论”并非以狗之喻羞辱萧何以下的群臣,也没有抹杀他们的功劳,相反,“功狗”之喻乃是大大的赞词。刘邦的“人狗论”的本质是劳心劳力之别。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劳心”的萧何自然高于“劳力”的诸将。但对于“人主”刘邦而言,萧何也不过是他与项羽逐鹿中原、猎取天下的“鹰犬”。这在刘邦那里说得很清楚:“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既然“取天下”的是“我”,此三人甘为“吾用”,在我麾下擒获猎物,那么这三位“人杰”自然也是狗——“功狗”而已。

   在皇权制度中,所有人都是为皇帝所用的子民,从理论上讲,也就是无条件忠于皇帝的狗,其情形如同基督教伦理下,所有信徒都是教会以上帝之名放牧的羔羊。不过,皇帝名义下的狗也有高低贵贱之别,要想成为皇权体制内的狗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故敢于自称“皇犬”者,无不是有头有脸的重要人物。所谓“食君俸禄,为君分忧”,在本质上就是吃皇粮的狗为皇帝的“家天下”看家护院。元曲《陈州粜米》中包拯的唱词:“只说那权豪每是俺敌头。他便是那打家的强贼,俺便是那看家的恶狗。他待要些钱和物,怎当的这狗儿紧追逐。”包拯自称皇帝“看家的恶狗”透出的那份充满底气的自豪感,绝非剧作者的向壁虚构,而具有坚实的历史情感基础。成为“皇犬”绝非易事,乃是天下绝大多数人所向往的理想,故自称“皇犬”非但算不得自污,而且是一份可以夸耀的荣誉。在中国历史上,包拯以疾恶如仇的正义形象为人所熟知,故包拯的“狗”之喻树立了匡扶正义的“义犬”形象。

   如果说“猎狗”蒙受主人恩宠是靠了替主人追获猎物的功劳,那么哈巴狗受人宠爱却仅仅是天生的体态娇小、面目玲珑,动作伶俐、乖巧可爱,善于领会主人的意愿,模仿人的动作,讨主人欢心。哈巴狗不是中原的物产,其最初的出产地是地中海的马耳他。唐时由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经中亚传来以后,哈巴狗成为那些养尊处优的后宫嫔妃、贵妇小姐的宠物,也成为中国传统贵族文化的一个内容。宋代的宋白《宫词》诗句:“春宵宫女着春绡,铃索无风自动摇。昼下珠口帘猧睡,红蕉窠下对芭蕉。”李至《桃花犬歌呈修史钱侍郎》诗云:“宫中有犬桃花名,绛缯围颈悬金铃。先皇为爱驯且异,指顾之间知上意。珠帘未卷扇未开,桃花摇尾常先至。夜静不离香砌眠,朝饥只傍御床喂。”两首诗无不描写娇小而善解人意的哈巴狗的可人之态。

   哈巴狗靠妩媚乖巧赢得主人的喜爱,与皇帝的嫔妃、达官贵人的情妇靠姿色风骚赢得宠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于是,以哈巴狗与那些以色相矫情邀宠的怨妇,成为诗文讽喻的对象,如唐代女诗人薛涛《十离诗》之《犬离主》:“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从这个意义上,后人更做发挥,引申出哈巴狗对人献媚邀宠、点头哈腰、缺乏脊梁的含义。如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中写道:“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狗和猫不是仇敌吗?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

   狗之形象最突出也最为人诟病的负面形象是狗仗人势,为非作歹。太监是皇帝身边的奴才,在人们眼中,那是一群低贱的烂狗,但这样一群烂狗,一旦走出皇宫大院,却可以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对普通百姓颐指气使、吆三喝四。这种狗仗人势的情形,即使在此去不远的现代中国,也可以略见其大概。1980年12月3日,江青在法庭上受审时说过一些足以流传千古的名言,其中最著名的是:“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解释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江青的“自白”让我们这个崇圣习俗源远流长的民族明白了许多道理。首先,人们习惯上认为这个女人昔日为非作歹是自作主张,却原来是执行主人的意志。其次,“狗论”是推卸责任的最好的口实:没有独立意志的“狗”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狗论”乃最好的自我保护盾牌。打狗看主人,要打狗,就要掂量掂量这主子的分量!在一个“红太阳普照大地”的时代,胆敢非议红太阳,岂非十恶不赦?所以,这“狗逻辑”给狗带来的是莫大的自我保护作用。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无论如何奋斗,其结果无非两个,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同样,也可以说,在皇权制度下,中国人的理想无非有二:一是做“皇犬”而不得,一是暂时地做稳了“皇犬”。“皇犬”即“内犬”——体制内之犬。“皇犬”本身的威风,令多少英雄豪杰朝思暮想,愁肠百结;为皇帝“家天下”看家护院得到的丰厚油水,不知羡煞多少天下人。

   做“皇犬”的种种好处,使人担心失去主人。主人的存在对于狗的意义是莫大的。失去主人意味着丧家,无所凭依,心无着落。一个体制内的人一旦失去体制的保护,失去主人的眷顾,自然产生丧家狗意识。对于“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孔子而言,丧家狗的情感是其一生难忘的经历。据说,孔子到郑国,与弟子们走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有郑国人看见了,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郑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一副狼狈不堪、没精打采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狗。子贡将原话告诉了孔子。孔子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他形容我的相貌,不一定对,但说我像条丧家狗,真是对极了!对极了!注1对于郑人奉送的“丧家狗”称谓,孔子不以为忤,反以为然,原因无他,乃是因为除了“丧家狗”这个称谓,没有其他字眼更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孔子此刻内心的漂泊无依感。

   这种“丧家狗意识”,与战乱中丧失家园的流浪者在情感上是相通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在经历安史之乱后,不能北返长安,唯有南适吴、楚,离开蜀都时,茫然不知所往,留下了《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诗,其中有云:“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既无游方恋,行止复何有。”宁做和平犬,勿做离乱人,“丧家狗”之喻,体现的是人与狗之间的情感相同。

   “丧家狗”所面临的种种不幸,决定了人们对“看家狗”角色的热衷。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先是谄媚“暴秦”,转投刘邦后,为平定天下的刘邦制定帝王礼仪,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其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此公虽朝秦暮楚,不断改换门庭,侍换主子,但依凭他的“看家”本领,从未沦落为丧家之狗,失去“看家狗”地位。只要不“丧家”,在主人的庇荫与保护下,就能从主子的饭碗中分得一杯羹——哪怕是残羹剩饭,也不会饿肚子,足以让那些吃上顿无下顿的丧家狗羡慕不已。苏东坡《咏狗诗》有云:“乌喙本海獒,幸我为之主。食余已瓠肥,终不忧鼎俎。”说的就是狗在主人庇护之下的幸福生活。

   但是,凡事利弊互依。处在“看家狗”位置上的臣属,必须恪守“狗道”,对主子绝对忠诚。否则,便无可避免地遭到主子无情处置。实际上,处在臣属位置上的人,即使恪守“狗道”,竭尽忠诚,也很难与天下已然到手的君主和平共处。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权力对任何人都有天然的诱惑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至上权力,决定了性欲、权欲、物欲的快意释放难以抗拒,其莫大的诱惑力使任何人——包括“功狗”在内——不可避免地对大位产生觊觎之心,处在“人狗”位置上的臣属也不可避免。这个人性法则,对于那些原为臣属,以暴力夺取天下,精于洞察人心的开国君主而言,可谓洞若观火,了然于心。赵匡胤夺取大位后,与拥戴他成事的石守信等部下饮酒,酒酣之际说:“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赍甚厚。“功狗”很好地理解了主子的心意,顺坡下驴,免遭杀身之祸。“杯酒释兵权”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君臣和平分手的典例,大概是因为外患(如契丹)未除,这些武将还有潜在的利用价值。

   然而,更多的情况下,“功狗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往往是以血腥悲剧而告终。一旦位置转换,从“人狗”变成“人主”的君主,对“功狗”的防范每每成为必然;“功狗”越是能力高超,则主子越不放心,于是,夺取天下后的君主残忍地“屠狗”——屠戮功臣——几乎成为通例。一部历史,此类实例可谓司空见惯、俯拾即是。越王勾践在卧薪尝胆、复仇成功之后,最先想到的是算计最初为其谋划复仇大计的两个功臣。杀文种之时,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结果,文种遭到毒手。倒是范蠡洞察人性,技高一筹,深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法则,洞悉君主“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道理,及早脱身,才免于文种同样的下场。相对于范蠡超凡脱俗的智慧,被刘邦誉为“三杰”之一的韩信未能免俗,只是在被刘邦以“人告公反”的口实下捕捉后,才恍然大悟:“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越是底层出身的皇帝,屠戮功臣越是果敢残暴,朱元璋可为典型。作为中国几千年的政治规则之一,“兔死狗烹”是中国传统“狗意识”中最重要的内容。

   中国人以“走狗”概念表达归属或党同情感,实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当人们以“走狗”自喻时,它透出自豪的认同感。郑板桥(1693—1760年)自负才华,诗、书、画堪称三绝,声名远扬,位列“扬州八怪”之一,但他对明代才子徐渭(1521—1593年)拜服无极。徐渭号清藤道士,绍兴人,以“青藤书屋”名其居处,诗、文、书、画、戏曲等方面成就卓越,鄙视权贵,名动京师,有“狂生”之名。郑板桥刻图章一枚,上书“青藤门下走狗”,以为书画作品签章。在郑板桥那里,“走狗”一词所表达的是无保留的景仰之意。近人齐白石崇拜徐渭、朱耷和吴昌硕,自作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都是甘愿做走狗的先例。

    东海西海,其理攸同。与此类似的例证,是为进化论的创立做出巨大贡献的赫胥黎。他也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走狗”一词的。1859年,赫胥黎收到达尔文刚出版的《物种起源》,很快认识到进化论的重要意义,预感到将遭遇保守势力攻击的风险,于是复信达尔文:“我正在磨牙利爪,以备保卫这一崇高的著作”,甚至说,必要时“准备接受火刑”。他在许多场合公开并郑重地宣布:“我是达尔文的斗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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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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