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奇迹能否持续有待努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4 次 更新时间:2014-11-02 22: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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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今天非常高兴,十多位同仁对我们三人所写的《中国的奇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确实非常中肯,对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非常有帮助。在评论中,诸位提出了一些问题,我按照我的理解回应一下。

    

   以常无心态研究中国,不以现成理论看中国

   八骏讲了,这本书的分析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强调回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确实,不管分析中国的问题或者是外国的问题,过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或是未来的问题,我强调要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按亚当?斯密的方法,去研究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决定因素是什么,以那样的方法来做研究。

   但是我也并不完全只是接受西方的那套范式,我个人还写了另外一本书《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本体和常无是中国的哲学概念。本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状况下,表现的方式是不同的,也就是老子《道德经》的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道是本体,理论所描述的是作为本体的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所以是“非常道”,这种表现形式因时因地而不同,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不能以现有的理论出发来看世界,而是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作为本体的“道”这一中国的哲学概念。

   从中国的学术发展来讲,真正把佛教在中国普及化的是禅宗,禅宗实际上是把印度佛学跟中国的本土哲学、儒家“仁”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强调的是“大乘”,强调的是普度众生,印度佛学更多的是强调小乘,个人的解脱,这是有差异的。儒学,到了王阳明之后发展成了心学,实际上是本土的儒学吸收了印度佛学的内涵,来探讨人的心性。中国的学术要发展既要继承本土学术的道统,也要吸收外来学术思想的精华。

   不管从《中国的奇迹》,到后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确实对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是有借鉴的,都是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来研究的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在我们的分析当中,不管是政府领导人还是企业的决策者,或是工人、农民,当他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总是从可选择的范围里,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角度来分析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我认为,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本体,但是这样的一个本体,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什么是最优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常无”的心态来直接观察、思考这些决策的选择,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来先验地假设什么是他们的最优选择。《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完全以一种常无的心态,所构建起来的一个体系,而不是现成的理论出发来看中国的问题。

   我们是试图在认识了现代经济学的本体--理性人的假设以后,以中国传统哲学观察现实世界所强调的“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及转型问题。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

   八骏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一个不以任何国家、任何人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会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还是会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

   理论所阐述的,总是在理想状况下的最优,现实结果是否能达到理论所描述的最优,既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到国内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建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违背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建立起来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不好。

   改革开放后,推行双轨制的改革,放开的那一轨符合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就快。另外一轨的经济仍然违反比较优势,所以,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现象滋生等等问题。

   每个国家若都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仅有利于每一个国家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也有利于资源在国际间的最优配置,是互利双赢的,是相互搭便车的,偏离了这个轨道,每个国家都要付出代价。对问题的认识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之一,因此,要积极倡导传播正确的理论,以形成社会的共识。

    

   台湾省政府并未奉行自由主义

   张曙光老师是我敬重的老师,他的书评在国内是少有的,是真正把每本书都很仔细看了以后,才写的有建设性的评论。他对我们的几本书的书评让我们受益良多。《中国的奇迹》出来以后,他给了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后来的几本书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提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或进一步阐述。

   针对今天的讨论来讲,张老师认为我主张未来20年中国能够保持8%的增长,他对此有所质疑。华生已经帮我回复了,张老师讲的时候我也插了一句。其实在各种著作和场合里,我都是讲中国从2008年开始有20年8%的增长潜力,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做出很多努力,才能把潜力挖掘出来变成现实的增长,而不是说中国必然会有8%的增长。

   张老师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几个问题,但是,那几个问题似乎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国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

   例如,他提到,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遭遇到两次石油危机,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中国未来也可能遭遇到各种危机的冲击。但是我们判断中国的增长潜力,根据的是日本在1951年到1971年的实际增长的情况,那是在石油危机发生之前。而且,固然未来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遇到各种危机的冲击,但那些冲击影响的是实际达到的增长率有多高,而不影响增长的潜力。

   他谈到中国台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蒋硕杰强调市场自由主义,而中国政府现在还有许多违背市场自由主义的干预,因此,台湾过去的增长经验不足以作为中国未来增长可能性的参照。

   蒋硕杰确实强调市场自由主义,但事实是台湾的政府一直发挥了有为的作用。包括台湾过去一直有“四年经建计划”,每个计划有主导产业,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台湾工研院”,当台湾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工研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大家津津乐道的。

   台湾有些学者比较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但是政府并没有完全按照学界的观点来行事。其实国内的情形也是一样,学界多数的观点强调的是市场自由主义,但是在现实中政府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政府作用的好坏,像张老师所提产权保护的问题等,可能影响的只是实际达到的增长率而不是增长的潜力。

    

   “不能把马当驴养”

   我同意华生的看法,判断清楚潜力有多大是非常重要。2012年在北大讨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举了一个例子,马和驴小的时候看起来大小差不多,如果不知道马的增长潜力比驴大,把马当做驴来养,那么,马可能就只长得跟驴一样大。

   怎么判断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依据是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则有赖于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差异?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在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靠自己发明。从过去100多年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平均每年是2%,加上人口增长大约1%,也就是实际达到的年均增长率是3%。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国际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内部来进行的,可以靠引进、消化、集成等来实现,具有后发优势,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

   我国改革开放后所以能够实现年均9.8%的增长靠的是后发优势,东亚的增长奇迹靠的也是后发优势。我对中国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依据的是后发优势,也就是在我国和发达国家同一产业、技术差距所代表的后发优势水平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际达到的增长率来推断我国的增长潜力。

   这个潜力要发挥出来,确实就像各位所讲的,要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各种条件,是否能实现当然会有很多见仁见智的地方,但是,了解潜力有多大,对未来前景的判断和努力程度的决定是重要的。

    

   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有差异

   汝银谈到中国的发展不能只用比较优势解释,我也同意,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有政府的积极有为的作用。这牵涉到后面几位所谈的,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之间的差异。比较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比较优势不见得就会自发地变成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要变成竞争优势需要有一系列的政府作用,包括要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

   我们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谈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就是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把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从潜在的变成现实的。如汝银所言,“仅仅只是依照要素本身的成本收益,没有政府的补贴加以支持,”很难发展起来。

   但是,政府的作用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想发展的产业违反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政府所需要给予的保护和补贴会很大。而且,就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靠政府的保护补贴即使能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也不会有竞争力,需要不断的保护和补贴才能存活,经济发展绩效也会很差。

   所以,在《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里我们既强调“有为政府”的作用,但同时强调“有效市场”的重要性,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克服市场失灵,使其变成这个经济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而非取代市场的作用。

   汝银所举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的 “三免两减半”和土地优惠等政策,可以视为是对先行者外部性的补偿,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的权利,又不能有财政赤字,在招商引资时所能给的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相对于投资的资金而言是相当有限的,而且,是一次性或短期的。

   既然补贴的资金数量和期限相当有限,招商引资来的产业企业若要赚钱并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应该是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这种优惠是对先行者外部性的补偿,有利于技术的引进和快速形成产业集群,有利于地方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

    

   值得吸纳进一步丰富新结构经济学

   张幼文所长认为我们提的“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提法不准确,他认为我国发展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口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廉价劳动力指的是要素而不是一个产业,同时,他认为“比较优势是自由贸易战略,不在于哪种要素密集型产业”。他认为用“开放性发展模式而不是比较泛化的比较优势原理去概括中国发展模式,可能更有启示”。我想他的这些提法和我们的提法并无本质的差异,只是如何表述和侧重点上的不同。

   正富在肯定了《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理论框架和贡献后,对用动态比较优势和结构升级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有保留,认为应该扩充,建议把地方政府的作用纳进来讨论,例如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补贴创造投资成本的洼地和投资机会的高地,以及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的补贴当做投资行为来看,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大家“干中学,学中干”不断提升决策水平等,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在《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分析确实主要是围绕着中央政府的行为展开的,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不多,他的这些建议确实值得接纳以进一步丰富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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