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揭示并重建人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9 次 更新时间:2014-10-29 17: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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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大林  
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巴尔扎克同情贵族,却尖刻而辛辣地嘲笑、讽刺他们;痛恨共和党,却毫不掩饰地赞赏他们。这种矛盾心态反映出,巴尔扎克作为艺术家必须尊重艺术规律以及人性(情感、性格和命运)和生活本身的逻辑,排除任何附加的“政治观念”;在创作小说、刻画人物时,不能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坚持人性和审美的标准。这是巴尔扎克能够深刻展现时代,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根本原因。

  

   文学艺术作品的唯一价值,就是它塑造形象,揭示人性(情感、性格和命运)的审美价值。形象塑造得越真实、生动,人性内涵揭示得越深刻、透彻,情感、性格和命运的演变越符合生活情理,其审美价值就越高。对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生活中真与假、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的判断,这是因为艺术中的人和事都是虚拟的,不会产生现实中的实际作用和后果。例如,戏台上的曹操虽然被涂成白脸,是个奸臣,却不可能在现实中真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只存在形象是否生动,性格是否鲜明的审美性问题,而不存在政治、道德和是非问题。

  

   文学艺术的确存在“真实性”的问题,对艺术作品不仅要求它具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真实性,而且要求它具有“细节”的真实性。《红楼梦》对荣、宁二府以及贾、薛、王、史四大家族关系的详尽交代,对宝、黛、钗、王熙凤、贾探春、刘姥姥等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还有大量的家常生活细节入情入理的描写,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大有身临其境之感,完全达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但是科学认识的“真实性”与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是两种完全不同范畴的概念。前者要求认识必须符合自然和历史的真相,追求的是认识的实践力和“真理性”价值;后者要求艺术必须符合生活的情理,追求的是艺术的感染力和“审美性”价值。说到底,艺术的“真实性”是从属于审美价值的。

  

   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按照人的需要和要求改造自然,建立社会,自然和社会都打上了人的印记,是人性的外化、对象化和客体化。“美”(文学艺术)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价值,“真”(科学、经济)和“善”(道德、法律、政治)分别体现了自然和社会的客体性价值,都是“美”的外化、对象化和客体化。人高于并包含着自然和社会,人性高于并包含着自然性、民族性、阶级性、政治性和国家性,“美”高于并包含着“真”和“善”。审美价值是人性求真、向善的一种内在的调节和导向力量。例如,曹操的“奸诈”、孔乙己的“酸腐”在艺术的鉴赏观照中,会使人自动形成一种更高的批判和纠正的道德力量,推动人性自我调整、重建和完善。艺术的审美鉴赏和批判,使“恶”因结出了“善”果。

  

   因此,追求审美价值,就一定同时也追求了真和善的价值;揭示人性内涵就一定会触及生活(自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及其意义。坚持了一元的审美和人性的标准,艺术作品自然就有了“真”(科学、经济)和“善”(道德、法律、政治)的活生生的思想意义。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只能产生于艺术家对人性内涵的深刻揭示和对生活本身的观察感悟,而不能来自于某种先入为主的抽象空洞的政治观念和阶级偏见。

  

   用所谓“思想性(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二元标准评价要求文学艺术,就是要把某种狭隘的“政治观念”强行塞进艺术作品,其实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文以载道”原则的翻版。无论要求艺术作品附加怎样的“思想性和政治性”,都会导致作品的概念化、标签化、模式化和庸俗化,成为图解政治观念和条文的面目可憎的劣质宣传品,而文学艺术也就沦为了政治权力的工具和宠物。

  

   据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文学艺术家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以它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社会,搞好艺术创作。那么请问,李白、杜甫学过马克思主义吗?罗贯中、曹雪芹学过马克思主义吗?今天,有哪个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写诗能超过李杜,写小说能超过罗曹。曹禺未学马克思主义时,年仅二十多岁写出了震动文坛的《雷雨》,学了马克思主义后,却“曹郎才尽”,什么像样的作品也拿不出来了。这使我想起了一则寓言:一只蜈蚣在爬行,有人不怀好意地问它,当你第二条腿在向前迈出时,你的第七条腿和第十五条腿在干什么?蜈蚣开始想这个问题,却再也不能走路了。本来,艺术创作运用的是体验性的情感和形象思维,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经验性的抽象思维,用抽象的政治概念直接指导(实为干扰)形象思维,不但无助于形象思维的展开,反而搅乱了形象思维“一气贯通”的氛围和思路。正如宋代严羽指出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沧浪诗话》)。

  

   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赞成用阶级和政治的标准衡量。恩格斯曾说过,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评价文学作品,是“最高的标准”。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则认为巴尔扎克“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老祖宗说得可是“诗情画意的镜子”和“富有诗意的裁判”,你能从中找到一丝一毫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吗?也正是由于巴尔扎克坚持了一元的审美和人性的标准,才使他的《人间喜剧》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历史深度和思想意义,符合了“革命辩证法”。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一定会再一次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201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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