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一多的这句名言贯穿并支配他的一生。

“诗言志”，是闻一多的这颗爱国心表现在他写的大量爱国诗中，他的爱国心和爱国诗交融在一起。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他的爱国主义意识也日益增强。幼时读书每次读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时，他都深受启发教育。进入清华后，在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他还废寝忘食地学习传统文化，深刻体会到祖国之伟大、可爱。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天，闻一多连夜满怀激情书写岳飞的《满江红》，贴在学校食堂里。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上海等地大量逮捕参加运动的工人和学生。在这危急关头，6月5日，闻一多和160多位清华同学一起，从清华园进入城内。他们带着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随时被抓坐牢的准备。他这样做并不是一时义愤，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1922年，他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并改学文学，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创作。他创作的《孤雁》，标题下引用杜甫的名句“天涯涕泪一身遥”点明了主题：“不幸的失群的孤客！/谁教你抛弃了旧侣，/拆散了阵字。/流落到这水国底绝塞，拼若寸磔的愁肠，/泣诉那无边的酸楚？/……流落的孤禽啊！/到底飞往哪里去呢？/那太平洋底彼岸，/可知道究竟有些什么？/啊！那里是苍鹰底领土——那鸷悍的霸王啊！／他的锐利的指爪，/已撕破了自然的面目，／建筑起财力底窝巢。／那里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底鲜血，／吐出些罪恶底黑烟，／……归来吧，流落的孤禽！／与其尽在这水国底绝塞，／泣诉那无边的酸楚，／不如棹翅回身归去吧！……”从诗中可以看到诗人对回归祖国的渴望。

他在《洗衣歌》的序言中说：“美国华侨十之八九以洗衣为生，……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爰假洗衣匠口吻以鸣不平。”歌中的诗句充满着对同胞的同情和怜爱。

《七子之歌》是把当时被列强霸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等地比作被迫离开母亲的七个儿子，哭诉了所受帝国主义强盗蹂躏的痛苦。他写道：“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出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之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尔云。”《七子之歌》情真意切，感人至深，1925年7月4日在《现代评论》发表以后，引起强烈的反响。读者吴嚷读后，在其来信中说：“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矣。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陈情》时，固未有如是之感动也。”《长虹月刊》第二期发表了署名文章评论说：“……闻一多君这三首诗（按：指《醒啊！》、《七子之歌》和《洗衣歌》）表现了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至于诗人呢，他是得天独厚，能首先感着痛苦，首先热起情绪，首先擒得诗意，……把它们高唱出来。”

朱自清在评述中国的新诗史时说：“抗战以前，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

闻一多提早两年结束在美国的留学，于1925年6月1日抵达上海，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此后，他的诗风也为之一变。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军阀政府开枪镇压为抗议日本侵略而请愿游行的群众，闻一多连续发表诗文，表达哀愤。在《唁词》中，他写道：“这一阵哀痛可磔碎了你们的心！／但是这哀痛的波动却没有完，／他要在四万万颗心上永远翻腾。／哀恸要永远咬住四万万颗心，／要么这哀痛便是忏悔，便是警惕。／还要把馨香缭绕，俎豆来供奉！／哀痛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光明。”他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把悲痛化为力量的决心。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一文中，他称赞“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回国以后，闻一多先后在国立艺专、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1931年发表长诗《奇迹》以后，闻一多就从诗坛上隐退，专心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而进一步研究甲骨文、钟鼎文，以及音韵学、民俗学、神话学等，他撰写了一大批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专著，积累了数百万字文稿，成一家之言。在为1948年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作序时，郭沫若写道：“他（闻一多）那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在闻一多的书斋里，挂着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不满足于自己朴素的爱国热情，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细致的观察、思考，他对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国家逐渐获得了比较正确的科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