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 次 更新时间:2014-10-27 19: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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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进入专栏)  

   第一个问题:怎么理解“新常态”

   最近中国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里展开谈一下。

   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位置上。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举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是世界第一的,要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行。具体来说,英国大约在1770年左右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鸦片战争时进行了大约70年。经过这70年的发展,此时的英国GDP构成中,主要为蒸汽机、机器设备以及铁轨、铁路机车、车厢等工业品,纺织业中使用的也是机器。而当时中国的GDP完全是由农产品跟手工业品构成。同时,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轮船和火车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从出口来看,中国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则是蒸汽机和机器设备。所以,英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

   此外,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英国也超过中国。当时英国有一千多万人,而中国据说有四亿人。但是,英国已经进行工业革命70年了,小学已经普及,并开办了大量中学,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人才。而此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妇女也多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时期即将结束,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因为要重在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第二个问题:硬性的增长指标与弹性的预测值哪个更好

   这个问题我以前曾谈过。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

   为什么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三个问题:怎么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

   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报多了就吃亏了,因为要多缴税。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为了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审计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他们少报的要比国企虚报的要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变少了。

   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实际上,GDP的总量却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了,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

   第四个问题:如何看待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推动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第二个办法:搞农业。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个新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相应地提出这个概念。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的嘉兴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放鞭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的房子房产权发证。嘉兴市的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变为1.9∶1,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我们问农民,收入怎么一下子多出那么多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确权以后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打工去了,土地转包给别人,收地租,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账了。

   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五个问题:如何看待“钱荒”问题

   很多人对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感到很奇怪。因为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为什么会发生“钱荒”?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一个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两个转型过程中,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够获得贷款。贷不来款,民营企业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了,到哪里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感到困难。我们在广东调查发现,很多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说叫“现金为王”。几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自然货币流通量就不够了。

   第六个问题:当前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宏观目标,一个是微观目标,一个是结构性目标。从宏观来看,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微观来看,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从结构性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同时,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发展,可以成立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做,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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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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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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