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从刘丁宁事件看央港高校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3 次 更新时间:2014-10-27 16: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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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几年前,香港高校来内地吸“状元”引发两地高校比较热潮,更隐隐牵动内地高校“国际化”之阵痛与迫切。今年,辽宁复读生刘丁宁再次摘取本省文科状元桂冠,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一年前她刚从香港大学退学。“刘丁宁事件”代表了内地状元的“回流”态势,尽管并不普遍,但同样激起了内地舆论与教育学界的热议。也有部分文化学者认为香港只有商业文化,没有基础文明,香港高校亦然。也有人抬高香港高校的国际化程度。这些比较和认定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而“刘丁宁事件”也不具有真正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不宜过度解读。笔者自2014年3月起在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研究,拟就相关高校之特色展开分析,回应两地教育比较之惑。总体上,香港高校特殊的国际化历史和规范的“教授治校”体制,仍然是国内高校现代化的某种“样本”。

   两地学生都很优秀,但仍然有着重要差异。我在北航主要给高研院知行文科实验班讲授通识经典课程,他们是经过高考拼杀和进入北航后的二次选拔进入实验班的,应该是属于内地学生中的精英。在香港,我接触过港大、中文大学、城市大学的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是另外一类精英群体,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共同点的,即都有着适合自身的读书学习方法和相对优秀的学业学术基础,即使没有大的高教改革,按照他们既定的学习与成长模式,也会在各自环境中继续保持学业优势和前途。当然,好的高教改革可以给他们更好的培养和前景。

   关于两地学生的差异,我觉得还是客观存在的:第一,基础教育的差异导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差异。内地学生基础教育的特点是政治教育吸收道德教育和通识教育,在核心能力上以数理基础见长,对西方价值观存在精神上不适应和功利心理上趋向的矛盾性,而香港大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以教会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为中心,价值观与西方趋同,不存在严重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调适成本。第二,自我关注与团队合作的张力。内地学生由于在基础教育阶段面临过度激烈的竞争,在学习上的自我封闭性和自我关注较为突出,团队合作意识与能力较弱,很多“学霸”实际上就是自我封闭型的学习狂,但他们成绩会很好,会让其他学生羡慕嫉妒恨。香港学生在教会教育和西方合作文化下一般具有较高的团队意识与协作能力。第三,英语水平与国际化视野的差异。香港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香港学生的英语水平,特别是表达能力一般较内地学生为优,其国际化视野也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但内地学生的词汇量和阅读同样有优势,内地学生对历史和世界的理解要比香港学生更深,更全面,这是由内地的主体定位与宏大叙事传统造成的,尽管有些扭曲,但格局还是撑开了的,且其中包含着强烈的通过学习西方和国际化而实现民族复兴的集体抱负意识。 第四,对汉语的态度以及政治文化认知。内地学生尽管方言种类更多,但普通话已经成为共同而权威的语言,成为一种认同与沟通机制,在政治上尽管对体制有所疑问,但整体上相信可以通过改革加以完善,而香港学生则将汉语理解为狭义的粤语,标榜“粤语汉音”作为母体文化的正统,以粤语作为确认密切关系的语言标志,在政治上则激烈反对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在行动上逐渐表现出激进学生运动态势,对内地政治体制与文化缺乏深刻理解和认同,甚至缺乏必要的“同情的理解”与学习意愿。  

   通识教育也是香港高校的特色之一。香港高校的的通识教育尽管开始较晚,但比内地稍早,也颇具特色。开始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教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通识教育的功能;第二,通识教育内含“公民意识”和“文化意识”,在殖民地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容易激发政治觉醒和文化寻根,在统治上不利;第三,最早开始大学通识教育实践的香港中文大学有着强烈的传承中文文化、为中文正名以及为殖民地文化权利斗争的背景,是海外新儒家道德文化实践与殖民地文化权利斗争的结合。香港大学是从1995年才正式开始建立大学层面的通识教育委员会(决策机构)和通识教育部(执行机构)的。但从目前香港通识教育的发展来看,逐步形成了香港大学的“全才教育”模式、香港中文大学的“均衡教育”模式和岭南大学的“博雅教育”模式,侧重自然科学类现代知识和人文伦理类道德知识的传播及其人格养成。但香港通识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以课程板块为主,以“通选课”模式开展,而不是以“经典阅读”为主;第二,缺乏严格的“公民教育”,而是一种适应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普适价值的超国家的“人权教育”,这与香港社会在历史教育上的“近代史空白”以及在政治上对“国民教育科” 的抵制密切相关。前几年本属正常现代国家之正常教育成分的“国民教育科”被政治反对力量人为建构成“国教运动”。这些缺失对于拉升近来的央港政治与文化冲突有很大影响。

   内地通识教育的兴起与民族文化复兴和大国崛起中的主体意识形成有关,也与对苏联式专业教育的积极反思有关。内地通识教育在精神气质上是文明复兴论和人格再造,在技术操作上是对美国哈佛模式(课程板块论)和芝加哥模式(经典研读论)的不同借鉴与改造,中国传统的“书院”因素也有一定体现,其中甘阳的博雅学院实验班和北航的高研院实验班大体坚持了“经典研读”和“小班化”的路径。其他学校,比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则有着“课程板块论”的显著痕迹。至于何者为优,尚需时间与实践检验。比较而言,香港高校在通识教育的管理模式、课程设计、培养目标上有着一整套经验和方法,内地可以加以适当研究和借鉴。

   关于两地学生的精英化和功利化也值得比较。有一种说法称,香港高校比大陆高校更加“功利”。我觉得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国内前几年有一种“精致功利主义论”,是说北大的。而内地大学生的“功利心”不是从上大学第一天开始的,而是从小就开始的。内地教育的功利性不仅弥漫于大学校园,也弥漫于中小学校园。在这一点上,倒是香港的基础教育阶段相对不那么功利,学生对自然科学和教会伦理的学习与实践可以相对从容进行。当然,大学阶段的功利性,内地与香港其实差别不大,这与过度激烈的就业竞争以及大学生群体的“精英”意识都有关系。基于历史原因和学科优势,香港高校更适合培养商业精英,培养法律、金融、会计、医学等高度国际化和应用性的高端人才,而内地顶尖高校则更适合培养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培养国家新生代具有自身文明基底和国际视野的政治领导者阶层,培养具有文化生产和表达能力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当然,随着内地法治转型的加速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提升,面向国家立法和治理的“政治家型”法律人和面向国际高端法律业务的“技术型”法律人才也应成为内地顶尖高校的优先培养目标。这就要求学生在择校时不要盲目于国际化表象和大学排名,而是真正根据自身的专业兴趣以及目标高校的优长来做出理性抉择,避免“刘丁宁”那样的特殊事件——她是有勇气的,但首次选择同样反映了盲目性。

   我第一次来香港,对香港高校的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治校与学术个人主义的完美结合。一方面教授群体在学校和学院治理中具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行政领导是高度职业化的,行政不干预学术,也不参与学术组织,甚至“院长”之类的职位也没什么吸引力,教授们宁愿“无官一身轻”,从容于自身的学术与社会活动,我称之为“学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保障了学者人格的完整和学术过程的绝对自由。若国内高校去行政化得当,教授和学术在高校中获得主导地位,则其创造潜能不可限量。由此观之,国内高校在摆脱苏联式理工科优先、组织化学术优先、服务国家优先的教育管理传统方面尚不彻底,更不充分,国家在政治上尚无法有效理解学术自治与自由系统对于现代国家创造力与竞争力的更高层次意义。  

   比较香港高校,我觉得大陆顶尖高校最大的短板是教育管理体制,即教育行政化问题。这是老问题了,引起了一定注意,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高校不缺乏一流的学生和师资(大比例的海归师资),但缺乏真正符合高等教育属性和运行规律的管理体制。“钱学森之问”(创新人才培养困境)其实可以从这一层面进行部分解答。教育行政化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教授治校原则难以得到制度化落实,高校管理叠床架屋,政治、行政、学术诸要素混杂无序;第二,课题控制机制与职称评定行政化,导致教师群体处于政治上的“消极配合”状态和学术上的“短线功利”状态,无法展现完整人格和精湛学术,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术整体的创造力和国际影响力,而且严重影响了对学生的培养质量;第三,与高等教育无实质关联的组织性活动和公共课,造成教育资源极大浪费和学生时间极大挤占,这一空间应严格改造为真正的通识教育空间;第四,学会体制的行政化与学术评价的数字化,重学术数量和人际关系学,轻学术质量和正常学术传统,学风被官风污染。    

  

  

   (本文原载《新产经》2014年第9期,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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