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美国革命与麦基文的宪法心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14-10-23 0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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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只有“现代史”的美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源自欧洲宗教迫害背景下的“五月花号公约”,后历经独立革命和费城制宪,终于奠定现代美国的牢固根基。其中,独立革命是美国史的枢纽性议题,是美国宪法学界和史学界学术竞争的火爆点。

   围绕美国革命至少可以提出如下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同文同种”的北美白人殖民者会集体反叛英国议会和国王?从“五月花号”拓殖北美到1776年美国革命,是英国变了,还是北美变了?为什么“宪章”是建构英国本土与北美殖民地的主要宪制手段?为什么光荣革命确立的议会主权在北美殖民地不管用?为什么英国对北美长期的“轻徭薄赋”并没有换取政治忠诚?美国史学中对美国革命的民族主义解释为什么是“辉格式”的虚构?美国在革命之前经历了与英国议会怎样的宪法斗争?美国革命揭开了英国本土与殖民领地在大英帝国宪法理解上的何种分歧?在孟德斯鸠等人眼中无比完美的英国宪法为何没能阻止美国革命?北美叛离为大英帝国体系的宪法调整提供了怎样的教训和启发?

   这些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美国宪法学界和史学界,主流的辉格式“民族主义范式”显然无法深入历史与思想细节,无法提供完满有效的历史解释。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宪法思想史学家麦基文教授不避艰难,深入美国革命前的宪法斗争细节,探寻美国革命的思想动因和宪法先例,对美国革命作出了一种不同于虚构式的“民族主义范式”的“宪制主义解释”,破解了大英帝国形成早期的宪制密码及其缺陷。以美国革命为主轴的英美关系的历史变迁是“二元宪制模式”崩溃的经典范例,其教训和经验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多元一体治理体系的宪法整合仍具有积极的教诲和启发。作为麦基文教授《美国革命的宪法观》的中译者,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分享麦基文教授丰富的宪法心智,以便中文世界对其宪法思想与学术方法有更多的理解和借鉴。

  

  

   政治宪法学书单上的初识

  

   初识麦基文教授的作品是在2006年保送北大攻读公法学硕士的那个秋天。北大法学院的陈端洪教授开设的《宪政原理》课程指定了他的《宪政古今》(Constitutionalism:Ancient & Modern,原著1940年初版,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作为重点参考书。陈教授是我的宪法思想启蒙老师,他在北大法学院给研究生一共开设了两门课,另一门是《公法与政治理论》。在美国宪法学与德日系宪法学“交叉”收编发展中国家宪法理论与教学体系的趋势下,在中国宪法学界整体上“一路向西”式地选择“基本权利为体、司法审查为用”的学术范式与宪制模式的背景下,陈教授依然坚持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探讨宪法原理以及政治与法律关系并独辟蹊径推展出中国的“政治宪法学”路径,寻找西方宪制构成的政治思想密码和结构性原理,令人敬佩。麦基文的宪法学说处于二战前未严格“司法化”或“教义学化”的阶段,也大体属于“政治宪法学”的宽谱学术脉络。遗憾的是,其主要作品大部分尚未移译。学界的整体学术冷感也多少印证了时下宪法学风气的某种偏颇。

   老师推荐的这本书我是很认真地全文读完了的,当时的感受是:第一,麦基文教授治学极其严谨,宪法思想史考证铿锵有力,常揭示出繁冗历史中的观念发生细节与形成线索;第二,行文语言不甚好读,以长句和复杂表达语式为主,既不似施米特式的短促硬朗,也不似现代美国畅销书作家式的“畅销体”,似乎只是其内在学术思维轨迹的复制与重描。该书考察了宪政主义的古今思想流变,凸显了古典宪政的经验主义特征和现代宪政的规范主义特征,提出宪政的实质在于政府治理权和法院审判权的二权平衡,而美国的宪政渊源不限于英格兰,可进一步追溯至古罗马。这种解释取向实际上将美国宪政的古典性和欧洲文明属性进一步加深和前溯。

   麦基文在该书中引述过潘恩对“宪法”的一个经典界定:“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这是一种关于人民制宪权的现代思想,也是宪法古今分野的时代宣告。这也曾指引笔者去关注潘恩的政治思想,重译过潘恩的《人的权利》(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两相对照,更显麦基文教授对宪法思想史把握的精准。笔者承译的是麦基文更早期的作品《美国革命的宪法观》(1924),无论是在思想史方法还是在行文风格上,几乎与老师指定的这本参考书完全一致。翟小波博士曾在译者序中坦言“本书翻译,较为灵活,多注重原书大趣,少遵循语句结构”,这种感受在笔者翻译过程中不断重现,处理上同样是在保证原意的前提下对语句结构和表达方式进行微调,同时适当增加译者注。这些技术性处理的唯一目的,是使麦基文教授的精湛学术思想更好地为中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宪法激荡年代的麦基文

  

   麦基文教授生活于现代宪法剧烈转型的时代,经历着自由主义宪法的社会化调适和社会主义宪法的外在挑战。他还是“高寿”的学者之一,出生于1871年,卒于1968年,享年97岁。巧合的是,德国的施米特教授也是97岁高寿(1888—1985)。同样类似的是,他们的学术黄金期也都集中于20世纪上半期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麦基文教授是一名卓越的宪法思想史学家,政治科学家,还是一名美国律师。

   他的成名宪法著作主要有3部:第一,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and Its Supremacy(1910),可译为《英国议会的司法权与议会至上》,他因该书获得了英国学界的学术承认,同时也进入了英国宪法的核心学术领地;第二,《美国革命的宪法观》(1924),也就是本书,这是一本未脱离麦基文学术风格但却即时“畅销”的著作,获得了1924年度的普利策奖,对美国革命的宪法动因及其先例基础进行了深远的考辨;第三,Constitutionalism:Ancient & Modern(1940),如上所述,对古今宪制内涵进行了思想史考察与界定。除此之外,麦基文教授还对自由大宪章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细致考察,适逢《自由大宪章》颁布700周年,文章被收入学界的纪念文集之中,在本译著中有部分引证(详见Magna Carta Commemoration Essays, edited for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by Henry Elliot Malden, 1917, pp.122-179.)。他在1932年还出版过《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

   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麦基文教授相继执教过多所著名大学,曾担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和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5—1936)。1936年,麦基文教授曾在美国历史学会做主席演讲,题目为“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家角色”。以笔者的阅读经历,麦基文教授的宪法思想史作品对于深入理解美国宪法和西方宪制极富教益,可惜其学术作品的翻译相对滞后,本书之翻译出版应可视为对其学术思想译介的一大推进。他属于二战之前仍然关注“政治”和“思想”的一批宪法学者,坚持着一种“政治宪法”式的宪法学术风格,不同于二战后日益定型化的以基本权利和宪法司法裁判为核心的“法院宪法学”。

   从宪法学史来看,宪法学的科学形态取决于政治处境和主要宪法任务,不存在从来就有或一成不变的宪法学风格,而何种宪法心智占优亦体现了该民族的政治成熟度。“政治宪法学”对应的主题是“国家建构”,美国宪法学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此主题有极致发挥,这一主题的当代承继者是阿克曼,麦基文属于重要的历史接力者。而1803年由马歇尔大法官经由“马伯里案”开启的“司法审查”推动了美国宪法的司法化与美国宪法学的司法中心主义,但该种机制长期的核心功能并非“基本权利保护”,而是借助“州际贸易条款”的灵活解释“隐秘”地继承和推进联邦党人事业,进一步扩张联邦国家权力,限制州权,完成美国宪法必要的国家化进程和国家建构任务。当然,司法审查的权利保护功能在美国国家建构基本完成之后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一种理性而自然的变迁。中国的政治宪法学对“国家建构”的学术聚焦基于类似的理论旨趣。麦基文的宪法心智对此颇有助力。

  

  

   美国革命的非民族主义解释

  

   《美国革命的宪法观》成书于一战之后,针对的是美国历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的一个定论:美国革命是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北美在宪法斗争中缺乏合法依据。这一论断推定美利坚民族在独立革命之前已然形成,而美国革命不过是一场以“民族自决”为基本内涵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解释甚至弥漫于中国的世界史教材之中,足见其影响深远。这一解释路径颇有美国式的“辉格史观”样貌。但麦基文教授对此深怀疑虑,认为这是一种武断和激进的历史解释,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什么是历史的实际?麦基文教授认为美国独立革命是很晚才发生的事情,之前的斗争不具有革命性质,而是在英国宪法框架内的一种宪法斗争。麦基文界定的美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英帝国的真实宪法结构问题,而正是英国议会和北美殖民地对英帝国宪法的不同理解与解释造成了宪法妥协的失败,引发了最终的革命。麦基文教授的另辟蹊径还可以印证我们对美国民族的另一个印象:美国不是一个自然民族,而是一个“宪法民族”。麦基文教授试图对美国革命进行一种非民族主义的历史解释,即美国革命和制宪创造了美利坚民族与美国共和政体,而不是相反。麦基文教授的历史学会主席演讲题目是“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家角色”,他在本书中的匡正与澄清不正是在完美诠释一名美国历史学家的角色与职分吗?

   那么,英国议会与北美殖民地对英帝国宪法解释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呢?这里涉及到光荣革命的宪法效力问题。光荣革命在英国固然完成了君主主权向议会主权的转型,但这种转型之宪法效力是否越出王国本土(realm)而直接对殖民领地(dominions)产生效力呢?英国议会的主张是,革命效力波及整个帝国体系,作为革命成果的英国议会主权涵盖全部领土(本土和领地),因此,议会可以为殖民地进行任何事项的立法。北美殖民地则认为光荣革命效力仅限于王国本土,不及于殖民地,而各殖民地是通过国王宪章(charter)获得宪制合法性的,且殖民地在宪章之下享有“高度自治权”,拥有自己的本地议会。尽管基于整个帝国利益,殖民地接受国王委任的总督以及议会在帝国外贸事务上的立法权,但议会立法权绝对不及于殖民地自治范围内的“内政事务”。这里出现了“帝国事务”和“内政事务” 的二元区分,这被北美殖民地人民用于界定“本土”与“领地”之间的权力分界。对这一区分做出卓越贡献的是美国革命思想家约翰·亚当斯。在1770年代初,约翰·亚当斯以“诺凡格鲁斯”为笔名发表了大量关于北美自治宪法理由的文章,有力驳斥了论敌“马萨诸塞人”的相关宪法主张,成为美国革命前最重要的宪法文献之一。

尽管英国议会断然拒绝了这一区分,但这一区分却是对英帝国宪法的一种非常有力的解释,在19世纪曾被英属加拿大的殖民官员用于处理加拿大自治事务。不过,这一区分也有着促进英帝国解体的实际效果,即随着各殖民地的政治自觉和自治能力的实际提升,“帝国事务”范围日益萎缩,“内政事务”范围日益扩大,英国的“普通法宪制主义”以及在帝国范围内倾力建构的”普通法共同体”不足以完全消磨和压制殖民地的自治甚至独立倾向,帝国日益名存实亡,“自治领”乃至于独立国家成为帝国解体的通道,而今日的英联邦已不具有严格的国家法(宪法)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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