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病态的爱国主义在历史深处层累地生成——从宋人诗词反思中国古代病态的爱国情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51 次 更新时间:2014-10-20 12: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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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一般文化史家都公认,宋代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大关节,要深刻理解当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首先要重新解读宋代文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当代史也就是不离不弃的古代故事模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既是一曲永恒的“满江红”,更是余音袅袅阳关三叠的“昭君怨”,乃一阕永远绕不过去的中年心理阴影。这段失败痛彻的阴影之创伤期落在公元1127-1297南宋期间,从此成为民族命运的一道紧箍咒。假如这个民族不能够有效地反思和医治痊愈并清除这道心理阴影,则这曲满江红昭君怨之命运紧箍咒将永不磨灭缠绕国人的心头。可惜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制度更新和民族精神的重建方面,甚至在社会问题与文化病灶方面,我们都始终没有完全逾越宋人的樊篱。宋代文人的爱国情绪和心理在诗词中有很著名而淋漓尽致的表达,同时也直接间接反映出当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的思想水平。在近代以来中国学校历史和文学教育之中,我们依然运用宋人那些畸形的文学诗词,来继续传播一种病态的爱国主义教育。本文想有意破除一下宋人爱国诗词的文化障碍。

   宋人的爱国诗词从内涵上看,不算复杂含蓄,一般包含以下几个元素:怀念昔日辉煌赫赫的战功;抗战壮志被压抑梦断关河;叹如今蹉跎岁月年华老大;无可奈何悲切伤感;对敌国胡虏之强烈仇视憎恨蔑视情绪;对遗民的怜悯;世无英雄的感慨;依然梦想建功立业的英雄幻想。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是典型的代表作。其他无论是胡世将、赵鼎、陆游、张孝祥还是张元干、辛弃疾、陈亮、刘过等人的作品,无不出此模式。总概而言,这些爱国诗词,“悲声恨声无奈声声”,千阕难诉,怨怀无托,但是却不触及最敏感的深层次难题:没有对失败和阻碍、罪错和腐败追究反思的原因,没有最终出路的探底思考。虽然文学作品不是以理性思考为主要责任,但是假如一个时代的精英对最重大的问题没有理性思考的过程和结论,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则其文学声音里也自然而然不可能出现任何有深度的感性延伸。我的意见是:一方面是士大夫阶级的文化理智缺乏解决最大难题的能力,只好采取回避的、戛然而止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道德理学所束缚,在根本问题上成为怯懦世故的默者。宁愿沉郁顿挫悲抑自伤,也不敢大胆对中国文化的禁区提出任何的反思。

  

   一、怨妇式悲歌的爱国殇词:爱国权利的丧失

  

   从来唐宋诗并称,宋词更是一代文学的代表作,但是一般人却对宋诗并不甚了了,然后对宋词的婉约极品不无暧昧保留的意见。在学校的文学教育之中,宋诗词的主菜就是所谓爱国主义诗歌的拼盘。此类教育定论实则大谬。宋人诗词中的爱国主义主题其实是低端弱智情绪化的产物,爱国诗词只是悲恨交加怨妇式的泛滥哀歌,一剂悲悲切切的仇恨毒药。真正优质的宋代诗词却是那些表现斯文文化和贵族趣味意境、城市生活和都市世俗风致、自然生命风华与人性哲学的理智之作。正是在这类作品上,宋诗才舒徐雅致地超越了唐诗,而宋词才坐落在中国古典美文的头把交椅。本国御用文人常常习惯于拿劣币驱逐良币,用假药来医治病家营养不良的身子。

   文学史常爱说宋诗中的爱国主义作品是宋文学的精华,而婉约斯文之作品却是士大夫文人的不健康情调流露。这个结论很经不起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检验,那些爱国诗词其实才是病态之作。从文学艺术的镜子理论来看,作品中形势成风的,必然折射出现实生活存在的广泛真实的情形。中国爱国主义文学的特点就是,只有悲悲切切失意失败的情绪,极少甚至没有英雄主义胜利者的故事和意境,在中国你永远读不到像《伊利亚特》、《希尔德布兰特》、《贝奥武甫》、《罗兰之歌》和《尼伯龙根之歌》等等一类性质的欧洲英雄史诗,中国的爱国诗词就是“悲伤失意国殇”的代名词。那么,宋诗词中的爱国主义情绪所表现的历史当然就是令人沮丧的事实。没有中学生不读过陆游的这首绝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历史早就注定陆游的在天之灵是永远看不到中原北定的那一天的,因此这种“悲”应是绝望之悲。凡是读到这类作品的人都会发生疑问,像陆游那样,幼年时期就一直过着南迁逃难生活,参加进士考即遭遇秦桧罢黜,后数次作为参议官参与北伐策划与准备行动,却一而再再而三被黜退,晚年退居故乡20年,换句话说,他一生都没有机会为爱国出力,凡是爱国抗战派都是如此遭遇,可是他们都很执着,越在爱国事业上失意,越是不肯放弃,那么他们是否对这种爱国抗战事业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能性思考明白了呢?假如看得很清楚,则他们自己如何解释视为当然正义的复国抗战却无法得到合法的地位呢?通过什么实际行动消释这些悲哀绝望呢?读过陆、辛、陈、刘、张等等一干诗人的爱国悲歌,你一定会进一步思考,他们就像一群被遗弃的怨妇,不依不饶地哭诉,请求不属于他们的这个国家允许他们为这个家卖力,他们早都已经被逐出家门,没有为国献身的权利,也没有参政议政的资格。他们是“多余人”。然而他们还是不敢对皇帝心存腹诽,只是对一个空洞的朝廷不具名的埋怨,对一个抽象的国家无处无能地示爱,完全没有出路然而却绝不放弃的悲伤,匍匐在不敢也不愿、无能甚至不能想去颠覆的国家政权下,那么一面是自以为正义的复国抗战,一面是没有正当的身份,那么这个“国殇情结”将何以归宿呢?除了像一个怨妇一样的表演离骚再离骚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陆游《长歌行》)“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陆游《书愤》)“却将万字平戎书,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够了,不再引罢。

   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诗歌,主要都是弱势之歌,悲切之声纵贯历史长长的隧道,久久回荡不息,而疲软之势越来越弱,哀歌也越唱越无力。以此来教育现代的中国少年,却不敢以彻底真实和痛切骨髓的深刻精神来反省和批判造成这样情势的文化原因,遮遮掩掩,以“痛国”说“爱国”,反作用极大。那断非英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爱国精神,只能够证明中国人懦弱无能和自己人压迫自己人的“窝里斗”文化问题而已,只能证明专制主义文化是所谓无价值的爱国主义文学出现的原因而已。只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所有的爱国者都被禁止去为国献身效力?WHY?爱国非法?爱国有罪?这个国家不属于他们?

   文天祥《除夜》一首:“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霜雪。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读来使人毫无希望,比之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还要惨酷一层。其实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诗歌并没有多大价值,读之令人丧气,艺术气质随着这种没有前途的哀怜表达而降低,里面表现出来的文化气度和精神力量实际上是低下的,空洞的,民族的伟大精神不应该在这样的作品中寻找,它们也的确没有任何高远之处。除了哀叹、失意、怀念、梦想之类,对封建皇朝和民族文化却没有任何批判和反思的深度。试看刘辰翁的一首词《柳梢青》:“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元军铁马占领临安,作者于亡国后隐居山中,想到临安城里的“番腔”与蒙古人的“戏鼓”,始终不能认同那样的文化。只能寄望于流亡的皇帝和流落于广东、福建的宋军。结果如何呢?在另一首词《兰陵王》末尾说道:“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一切希望都失去后,只有叹息。末路与穷命,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别名词。

   所以,宋代爱国文人真正的心理悲剧是:爱国权利的丧失。——但是他们丧失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性:因为他们不敢也不能质疑丧失爱国权利的原因。他们不能解释一种根本性的矛盾: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还是皇帝的?

  

   二、沉郁顿挫的英雄气短:爱国能力的丧失

  

   我向来不大愿意热爱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所谓爱国主义作品,那是无法以实际行动爱国的文人的徒唤奈何之作,千年来千千万万人读了也白读。宋末诗人郑思肖在《德祐二年岁旦》有两句说道:“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读来使人头脑彻底空白。文人的共同感受,郑在这首诗的首联说尽了:“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英雄气短,爱国能力缺失。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爱国诗词都带着多多少少戾气怨恨沉郁顿挫的情绪病,给气出来的。那股强烈喷发的怨气得不到合理合法的释放和正当的表现,没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允许想建功立业的壮士一个机会为国效劳,那就只好压抑着、积聚着、沉重着、抑郁着,适当时候抒发一下,糟蹋一些劣酒之后,再度渐渐压抑积聚沉重抑郁,周而复始。“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曾居相位的名臣赵鼎《满江红》)“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满江红》)“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试看百二山河,奈君门万里,六师不发。。。拜将台攲,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栏杆拍遍,独对中天明月。”(胡世将《酹江月》)“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曾居相位的名臣李纲《苏武令》)“怅望关河空吊影。。。谁伴我,醉中舞。。。十年一梦扬州路。。。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风浩荡,欲飞举。”(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在这些诗词中,用的频率最多的词语就是空、怅、奈、谩、独、悲、恨、叹、泣、梦断、心折、挥泪、栏杆拍遍等等。可怜。

   凭藉一个“英雄气短”的民族精神如何去爱国?包括拯救为难中的祖国、保卫自己的家园和捍卫整个民族的尊严。于是,我们要思考在爱国诗词中的主角的“爱国能力”问题。爱国主义必然蕴涵着“爱国理性”和“爱国能力”。“爱国能力”,似乎没有看到谁会特别重视而总是空谈奢谈爱国的多,可是爱国能力却是爱国的前提条件。必首先具备“爱国理性”,才会懂得掌握“爱国能力”,爱国绝对不可以空谈!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论来看中国的“爱国”概念,我们才能开始获得最基础的爱国理性。英国保守主义的先知柏克说过:“我们愿意爱国,但国家必须可爱。”保守主义所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这个国家必须维护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转引自刘军宁:《保守主义》,P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爱必基于对象之可爱,然后与之结合,以最大的责任和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她的可爱;假如她有不可爱之处,必须帮助她变得可爱;倘若有障碍使她不可爱,必努力使这障碍去除。以一己最大的能力去保护一个自己觉得有价值的祖国,并使之变得更有价值,是爱国理性和爱国能力相结合的前提。至少一个即使不能作战的柔弱文人,假如他具有面对强敌无畏的胆气和凛然的视死如归的镇静,他可以发挥一己的力量去做最基本的事情,那么他也具有自足强大的爱国能力。可惜中国的文人都是躲在安逸处写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类豪言壮语罢了,一面自我陶醉幻想“铁马冰河入梦来”,一面“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为什么宋代的爱国文人只是一个“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呢?因为他们除了文字上的优势之外,在实际行为能力能量方面确实是最束手无策的边缘人懦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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