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论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1 次 更新时间:2014-10-19 20: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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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范忠信–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持人: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秦前红:各位师兄、各位学友、各位同学,我很荣幸地接受邀请,并和童之伟教授、范忠信教授同时登台来讨论司法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的有关问题。我今天感受到这里特别的氛围。师兄朱征夫说,广州校友会法学分会活动开展得很棒,今天到场一看,果然是诚哉斯言!

   叔本华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要么孤独,要么高尚。本来这个暑假我们三位都在休息,我们三位在不同的城市,童教授和范教授很大牌,我怕辜负了校友会交给我的重托,请不动他们两位。便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去做一点高尚的事情。我想我跟他们两位除了多年的一种情感上的交往,还有很多精神上共同关切。当下中国的法治发展,到了一个关键而又艰难的时刻,其实我们也可以很圆滑,也可以很世故,可以对某些问题熟视无睹。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面,我们勇敢地站出来了。今年武大法学院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作为教师代表致辞时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在当下法治发展的时刻,你面对危险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不要嘲笑那些勇敢的、有热情的人,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是不要扭曲如蛆虫,这样一个时代是需要法治呐喊的。

   言归正传,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其实都是一个法律共同体,没有严格的划分,所以我们不要分彼此。跟童教授、范教授在一起,我就不应抢夺话语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垫在下面凸显他们的高大。今天演讲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要讲法治,必须要穿越时光的隧道,要了解中国法治的前世今生,因此下午讲座首先要请范讲授开讲。对范教授除了刚刚的介绍,他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敬佩景仰的地方,比如说是他的博客名叫“信法为真”,在圈内大受欢迎。我个人以为'信法为真"一定是指向司法改革的归宿和司法改革的目标的,伯尔曼曾经讲过的,如果有法律而没有信仰,法律是僵持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迷信。今天我们先请范教授给我们奉献精辟的见解后,然后紧接着请童教授去阐发他的见解,后面的流程是我们要跟下面的这些校友们做一个相互的互动。我的工作是一定把这个龙套跑好,现在有请范教授。

   范忠信:各位朋友下午好!能够参加武大广州校友会的活动,很荣幸!八十年代考大学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我表哥说,学历史干什么,学法律才好。于是没经我同意就将我的志愿改西南政法大学去了。要不是这一改,我就是武大历史系的,就跟各位是校友了。后来,还有一次与武大失之交臂。我98年从人民大学博士毕业,想回湖北工作。我跟童之伟教授一起在法研所开会的时候,说到我正在李龙老师动员下往武大调动。童老师说,我正在从武大调中南政法学院,我们一起到中南吧。于是又一念之差错过了武大。尽管两次与武大失之交臂,但我今天在这里发现一个现象,发现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兼任武大校友的情况还比较普遍。比如我在西南本科时的同年级老同学蔡镇顺、王志军二位,当然他们今天看上去比我更显得青春焕发一点,他们都是武大研究生毕业。因为这个缘故,还因为我在武汉工作的十二年间,童教授经常把我拉到武大参加论文答辩,法学院陈晓枫教授也经常邀请我参加法律史论文答辩,郭齐勇教授也经常拉我到哲学院做讲座或参加学术活动。如此一来,我自我感觉也应算是半个武大校友了。

   今天能参加武大的校友会活动,感觉正如刚才朱会长所讲的,有种置身青春家园的感觉。我参加西政校友会活动最多,校友总会要我写几句话表达一下对母校的感觉。我说,我有三个母校,能不能把三个学校的身份分别比喻一下?表达一点区别?我说本科阶段的母校像亲妈,就是生身母亲。对她,可以说无条件地爱,爱得不讲道理;硕士阶段的母校像养母,尽管不是生身的,但是她实实在在养过你,有养育之恩,我们也会比较真心地爱;博士阶段的母校像继母,因为更多是一个名分上的关系,生身、养育的涵义都已经不大了,你已经有人生过了养大了,最后只是老爹喜欢她而附带地给你一个母子名分而已。按照这个三母标准,我跟武大之间这样一种心理上的渊源关系,应该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至少相当于准继母吧,只不过没有正式办理入继手续而已。

   回到今天秦教授、童教授给我们开列的司法改革这个话题。我原来曾有一点浅陋的思考,曾经在别的场合讨论过,跟这个话题有一点间接关系,现在再拿到这里来献丑,不好意思啊!

   司法改革这个话题,好像一般要么是诉讼法学的人讲,要么是宪法法理学者来讲,好像轮不到法律史学者来讲。就是讲司法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也应是法理学者来讲。不幸的是,近几年我们几位在各种公众场合又一不小心成了所谓“公知”,所以似乎又不得不参与一些宏大话题。大家知道,“公知”现在几乎是贬义词。现在一说谁是公知,人家会反唇相讥:“你妈是公知!你爹是公知!你全家都是公知!”我现在也很反感人家说我是公知。既然反感人家说你是公知,为何又愿意并且热心去谈论一些公共话题呢?原因很简单——就像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与深大的叶海波校友、中山大学的刘志强校友讲过的,也是出于无奈。其实我们现在讨论这些话题,之所以不惜自找一点麻烦,自冒一点风险,说一些官方不太喜欢的话,无非是为了尽一个士人特别是一个法律人的责任,无非是为了将来有更大的说话空间或思想空间。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一些尖锐一点大胆一点的话题,无非是想把言论边界或高压线往前推一点。本来官方把这个边界或红线设在五米远那个地方。但如果大家都在五米远那个地方都停下来,都主动离那个地方远一点,比如在四米五甚至三米的地方就停下来,一次换取安全。但是,要知道,这样一来,将来的红线或高压线就可能更逼近我们,就真的设到了四米五或三米那个地方,我们的自由空间就进一步缩小,你将来还不得不再往后退。所以我的想法是,既然官方设红线在五米,我就真的站到五米那条线,甚至还将脚尖向前伸一点,哪怕被电击一下。如果大家都往那条红线或高压线靠近些,哪怕偶尔受点电击,只要不出人命,也许会换来高压线向后退一厘米。

   今天我想谈论的中共依法执政与法治中国关系的话题,也许有一点风险,应该算是一种主动触线的努力。

   法治中国建设,现在的情形,就如置身十字街头,身陷沼泽地,手捧一团充满死结的乱绳。要真正走出迷途或泥沼,从哪儿开始?要真正解套,从哪儿下手?我最近曾在网上与一些法学界的朋友们讨论过,也在一些地方干部研讨班上与学员们讨论过,“依法执政”的法律化制度化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实质上依法执政的问题,就是一个真正紧迫的解套要害处。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从十七大以来中央领导人就反复在讲。我认为,要真讲司法改革,就必须从中共依法执政做起。中共依法执政是司法改革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司法改革落实到什么程度,关键就看中共依法执政的法治化,我认为这是第一解套之方。也就是说,中国的依法治国、司法改革,解套之方就系于中共依法执政的法律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建成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机制。这个“三不主义”,讲得多么好啊!但是,无论怎么说,“三不主义”机制必须落实在宪法和法律上。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说了几年,但仍然没有真正达到有具体做法、具体程序、具体规范去实现设想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党依法执政,让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那么能不能把它变成可以依法操作的东西?比如权力范围和大小,也就是党的权力清单、权力行使程序,以及违法责任及责任追究方式,等等,像这些东西彻底在法律上确定下来,进入实际运用,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的解套之方,是依法治国、法治中国的解套之方。

   前不久,张文显老师在长沙召开了一个“法治中国研讨会”。张老师叫我去做一个发言,我就写了一篇小文章拿过去,题目叫《中共依法执政是法治中国的起步》。这一篇小文章,张老师说,只有一段话可以拿出来在会上讲。后来也正是这一部分发表在《法制与社会发展》上,其他内容都没有发表出来。其实这个话题,在浙江,省里市里经常请我给党政干部做讲座,在那里我经常讲。跟他们讲完了之后,一些党员干部跟我说:“范老师,这讲的些话我们觉得没有错呀,我们觉得很正常呀,我们心里认为应该有人说这话。”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地方党政干部都认为没有问题的话题,在学术研讨会上反而不敢让人讲。我觉得,回顾历史,中国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历史怪圈,或者一个恶性循环或轮回。有人说,中国今天的情形有些像清朝末年的态势,也许有一定道理。今天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工程的难堪的处境,真的似乎回到了清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面临着清末同样的政改难题而一筹莫展。

   当今中国的政改第一难题就是最高权力纳入法律约束中的问题。当今中国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组织机构或公职集团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中国历史上君主制时代的的国家最高权力主体与法律的关系那样一种状况。我们可以这么说,宪法里讲的国体也好,政体也好,今日中国实际上的国体政体中,都难以回避一个最关键的属性,就是党领导一切。这既是我们国体的要害,也是我们政体的要害。不管有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还是其他官办人民团体,不管有多少别的组织机构,党毫无疑问是所有组织机构的大脑和灵魂。党领导一切,一切逻辑都从这里出来。在宪法上,国体讲的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政体讲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现在我有意把这两个东西捏在一块来讲,因为党领导一切导致国体政体分不开。

   党领导一切的国体和政体,就必然面临着一个“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的艰难问题。说到“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我记得有两个历史小故事。一个说的是1985年人民大会堂开“两会”的时候,有外国记者采访彭真委员长:“委员长,在中国,执政党和法律,到底哪一个大呀?”彭真委员长憨厚地笑笑说:“这个不好说。”全场哄堂大笑。另一个说的是1988年人民大会堂开“两会”时,又有记者问这个问题。这次问谁?问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周先生是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记者问,在中国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周副委员长回答说:“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比法大。但是,党章和宪法都明文规定,党应当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政党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比党大。我最后的看法是:党大,法也大。”这一次,中外记者笑翻了。

   所以大家看啊,五千年中国政制的尴尬处境,我们今天又重复遇到了。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的问题,其实就是最高权力主体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五千年中国一直“剪不断理还乱”的君主与法律哪一个更有权威的问题。五千年历史中国没有解决的,今天中国还是没有解决。中国历史上实行君主制,皇帝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都胡作非为,历史上也曾认真探讨过“君在法上”还是“君在法下”的矛盾冲突化解问题。

在古代中国,一般人都会承认“君在法上”。君王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君主意志就是法律。这样一来,君主当然高于法律。在这样的体制下,皇帝一个人在法律之上,全国所有臣民,上至宰相下至村夫野妇,都在法律之下。这种政治体制,就是一个主体在法律之上,其他所有主体都在法律之下的体制,而不是所有主体都在法律之下的体制。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古人只片面地讲君在法上,鼓励君主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不注意君王守法问题。那样想就错了。其实,在很多场合,一些思想家也强调过“君在法下”。比如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子就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强调君主也要守法。先秦时代还有一个思想家,叫文子,他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法度道术者,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他实际上是在说,国家法律制度就用来禁止君主胡作非为的,就是用来限制君王滥用权力的。你看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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