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与富豪
众所周知，权贵是指官高势大的人，富豪是指非常有钱的人。古往今来，权贵多如牛毛，富豪也多如牛毛。限于篇幅，这里说说一二件权贵与富豪的故事，从中略见一斑。
先说梁冀与士孙奋。梁冀，系东汉著名外戚，两个妹妹先后为顺帝、桓帝皇后，他在父亲梁商死后继任大将军，此后把持东汉朝政近二十年，不愧为一手遮天的权贵。士孙奋，东汉扶风平陵县人，年轻时做过郡五官掾，后来发家致富，拥有大量财富，畜奴800余人；他虽为富豪，却生性吝啬，舍不得花钱。这两个人原本不相识，正常情况下，他们都有各自的生活，可能一辈子不会发生瓜葛。
然而，权贵很少有安分守己的。梁冀这个被质帝称为“跋扈将军”的权贵，倒是非常跋扈。此人贪财好货，弄权纳贿，巧取豪夺。他常指派爪牙到各郡县明察暗访，专门“人肉”富豪，并以种种罪名将他们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再让他们出钱自赎；出钱少的，不是被打死在狱中，就是被流放到异乡。士孙奋这个富豪，因为以富有闻名，不免被锁定为目标。起初，梁冀送给他一辆豪华的马车，并向他借5000万钱。士孙奋看出，这辆车值不得这个数目，梁冀所谓的“借”，其实是“抢”，绝对有借无还。他虽然吝啬，慑于梁冀的权势，也只好忍痛借给3000万钱。
士孙奋竟然讨价还价，梁冀大为恼怒，决意对他进行修理。于是梁冀指使亲信布置陷阱，诬告士孙奋的母亲原为梁家管库房的婢女，曾盗取梁家白珠10斛、紫金10斤而潜逃。官府不敢忤逆梁冀，不分青红皂白，将士孙奋兄弟抓捕，刑讯逼供，将他们拷打致死；如此办成“铁案”，士孙奋价值1.7亿的家产全部没收，由官府判归梁冀所有。
再说钱能与两位富豪。钱能，系明成化年间御用监太监，善于讨好明宪宗最爱的万贵妃，因此获得镇守云南的差事。镇守太监是奉皇帝之命监控地方，权势超过封疆大吏，地方官员无不仰其鼻息。钱能镇守云南期间，骄横妄为，大肆敛财，不择手段。他敲诈两位富豪的事迹颇有戏剧性，当时就广泛流传，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做了记载。
当时云南有一位富翁，头上生了癞（皮肤病）。钱能听说，便召见富翁的儿子，声色俱厉地告诉他：你父亲头上的癞会传染的，要是传染给军士就麻烦了。鉴于他年岁老了，不如把他沉入滇池，以绝后患。富翁的儿子是一大孝子，得知钱能要将父亲处死，不禁惊慌失措。后来他费尽心思，掏出一大笔钱给钱能，再三求情，才保住父亲的性命。另有一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大财，当地人称之为“槟榔王”。钱能闻知其人，让手下把他抓了起来，当面责问：你一介平民，竟敢蛊惑民众，僭号称王？！这个人一听，浑身冒冷汗，僭号称王可是逆天大罪，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无奈之下，他只好“尽出其所有”，把全部家财交给钱能，才算逃脱死难。
上述事例，只是富豪遭遇权贵的缩影。其实，在专制时代，常有权贵PK权贵，也常有富豪PK富豪，但鲜有富豪敢于PK权贵，因为权贵PK权贵，或富豪PK富豪，可能各有胜负，也可能两败俱伤；但富豪PK权贵，终究只有一个结果，权贵总是赢家，富豪总是输家。赢家可以通吃，输家可能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所以，民间自觉遵循“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的古训。但是，如若权贵主动找上门，也只好破财消灾，即便受到天大委屈，也得忍气吞声。那个孝子和“槟榔王”算是识相，忍痛付出足够的钱财，得以免遭无妄之灾；士孙奋舍不得多出2000万钱，以致惹恼了梁冀，结果惨遭陷害，人财两空。
权贵之所以总是赢家，是因为他拥有权力。权力，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强制性力量。在专制社会，权力的获得并非人民的授予，权力的运行缺乏制约机制。更可怕的是，权力往往体现为一种“合法”的伤害权或镇压权，将它用以对付国内民众，绝对所向披靡。富豪虽然有钱，但在权贵面前仍处于弱势，一旦权贵主动出击，他们也只能被动应付，毫无还手之力。权贵如若随心所欲、无中生有地给富豪扣上莫须有罪名，富豪根本就无法抗争，出钱救赎是较好的选择，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当然，你也可以向官府申诉，遇到包公式清官，也会还你清白。问题在于，清官只是旧时官场上的异类，寥若晨星，可遇不可求。官官相护则是常态，官员慑于权贵的威势，不会为你据理力争。再说你胆敢对抗，他会对你滥用酷刑，让你屈打成招；没办法，富豪如若被权贵盯上，绝对在劫难逃。
《水浒传》中记述这样一段情节：宋江被发配到江州牢营，故意不给看牢的戴宗送常例银子，于是戴宗拿讯棍打宋江。宋江质问：“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戴宗大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头行货，轻咳嗽就是罪过。”宋江道：“你就是寻过失，也不到得该死。”戴宗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只苍蝇。”小说形象地展现囚徒与看守之间的关系。以此类比，权贵即为看守，民众（包括富豪）即为囚徒。富豪也是权贵手头行货，他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你要是被他打死，只似死了一只苍蝇。梁冀打死士孙奋，如同宰杀一只肥羊。
所以，生活在专制时代，民众期盼出现明君清官，以便过上平安日子。遗憾的是，明君清官可以有，但出现概率不高。从人性角度看，“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孟德斯鸠语）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指出：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最活跃的因素。”“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那么，民众或富豪可否免遭权贵无故侵害呢？可以，前提是民主与法治。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在专制政体之下，“官吏为君主之鹰犬，高居民上，可任意为恶，民无可如何”。在民主政体之下，“人民为一国之主，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当受人民监督制裁也”。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其权力为人民所赋予，并受到人民监督与制约。这种条件下，官员绝不会梁冀、钱能那样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欺凌民众，巧取豪夺。退一步说，即便权贵有意找富豪麻烦，富豪也能借助法律讨还公道。因为在法治社会，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生命财产受法律保护，谁也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也不是权贵的工具，谁也不能绕开法律的审判而随意给他人定罪。士孙奋的母亲未曾做过梁府婢女，更不曾偷过财富，事实明摆着，岂能颠倒黑白，胡乱栽赃？头上的癞是否传染，这问题医生可以判断，即便有传染性，让他远离军营就是了，凭什么要将人家沉水溺死？至于“槟榔王” 僭号之说，在法治社会根本就没有这个罪名。
——原载2014年第7期《清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