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发展计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 次 更新时间:2014-10-16 19: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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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  
并请领导和领域专家一同来评审模拟运算的结果,此外还可以运用情景分析、优化求解、计算机模拟等方法来评价各种方案,然后对各方案进行补充及完善、权衡利弊、做出取舍。在决定取舍时,不仅要考虑政治、技术、经济、法律、进度、操作等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到人们的行为、价值观及有关规范(包括思想、道德等规范)。由于这时各领域专家往往会过分强调本领域的重要性,为了处理好各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可以采用合作对策中的群体决策方法,尽力求得其帕累托(Pareto)解(或妥协值),使所做出的选择尽可能被有关各方接受,以尽量减少在执行过程中的阻力。对于争执不下、难以统一之处,应当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由计划人员协助领导做出决策。

   6.计划形成(P) 在此阶段中,计划人员应当根据所选定的方案,会同领域专家制定出实施的步骤和主要措施,然后提出计划建议稿(包括目标体系、指标体系及数值,应采取的主要措施等),并附上书面说明(包括资源分析及环境分析、主要的论点及论据,以及可行性分析等)。对于这一阶段中所产生的一些分歧意见,应当由计划人员与有关领域专家充分协商,按照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进行处理。

   (三)编制发展计划的关键技术

   1.定性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量化技术 在编制发展计划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定性变量,其特点是它们的状态不能直接用数值来表示,例如社会制度、运输方式、灾害的严重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等等。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因果关系、主从关系、消长关系等)也相当复杂。它们都需要经过量化处理才能够建立数学模型并进行计算机运算。传统的量化方法是通过分级、对比、排序等处理将各个定性变量的状态化为一维向量(通常是等间距的),再进行回归分析、判别分析或对应因子分析等处理,以得出其数量关系。这种方法一般仅适用于有序的定性变量。由于它对其各个状态所赋予的数值的大小仅仅表示它们之间的顺序,而不能表示其差异的程度,而且不少变量的状态需要用几种属性才能较全面地表征,因此这种方法往往不能较准确地反映各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会降低其分析结论的可信度。采用多维标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简称MDS法[8])可以将定性变量进行量化处理,其特点是将各个定性变量相互比较,从而得到各种相似的或非相似的度量,然后将各变量的状态定量地表示为欧氏空间中的点,以便于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种种关系,例如用关联系数来衡量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及非线性关系的强弱等。这一方法已较成功地应用于地质、社会学及心理学等领域中,在编制发展计划时可以考虑先用此法初步得出各定性变量之间的关系,再结合专家的经验进行调整及修正。

   2.价值体系的建立及表达技术 一般而言,价值是人的某种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的特定方面的界面,它是客观的,但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等密切相关。在决策过程中,价值体现为决策者对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与其所愿付出的代价之间的折衷准则,作为评价及选择方案的依据。对于多目标决策,就需要建立一个包括有关价值准则及其优先顺序的价值体系。没有一致公认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确定目标体系的优先顺序,更不可能对各种方案进行取舍。

   价值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通常决策者自身也不能较清晰地表达其价值观,这就需要计划人员采用阐明规范、深入交谈、不断调整、逐步逼近等方法来明确有关的价值准则及其优先顺序。

   在数学模型中,通常采用带有权重或优先级的目标集合来表达价值体系。在采用权重法时各目标变量的量纲应当一致,在采用优先级法时也应注意在同一级上的量纲一致,以免在计算机上运算时出错。

   3.群体决策中的协调技术[9] 在编制发展计划时,需要依靠决策者与领域专家群体来进行优先顺序确定、模型修改、方案选择等方面的决策。虽然一致公认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为群体决策中的达成创造了条件,但在进行群体决策时,还需要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协调。这时需要区分两类决策:一类是协同决策,这时参加决策者的目标一致,彼此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但因各人的知识和经验不同而有不同的意见,通过相互交流和启发可以逐步求得最优的决策。为此需要研究如何将分散的意见逐步集中起来,形成集体的最优决策。另一类是妥协决策,这时参加者的目标并不一致,彼此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但又希望能做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决策。为此需要研究如何运用合作对策理论来求出妥协点,例如夏普利值、纳希议价解、班兹拉夫力量指数等。妥协值的形成是群体中各成员之间反复交换意见的结果,而不是各成员意见的简单线性迭加。在群体决策中还应考虑到各个参与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应当使群体中的各成员充分了解该决策的价值体系及有关的各种信息。还要注意他们在决策群体中的行为,防止因权威效应或从众效应而造成最优决策点的漂移。此外,还应当努力依靠现代决策科学来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使其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决策体制。

   4.合理分配资源的技术 所谓合理分配资源是指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如何能够通过优化分配来尽可能实现计划的目标及达到各项指标的计划值,实质上是要在需要和可能之间求得合理的平衡。由于发展计划中包括成千上万个变量,而且这些变量之间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故必须建立模型并依靠计算机来求解。目前在编制计划时采用较多的是投入产出模型、经济计量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

   线性规划也是一种广为使用的优化技术,其实质是将目标及各个约束条件分别表达成一组决策变量的线性函数,再用组合数学方法求解。尽管有些学者曾采用线性规划方法研究过巴西、智利、印度、以色列、墨西哥和韩国的经济计划,但是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作为编制计划的工具还处在试验阶段。

   笔者认为,在编制发展计划时可以考虑采用目标规划模型[10]。目标规划是针对线性规划的局限性而研究出来的一种数学规划方法,其基本思想源于西蒙(Simon)[11]的目标满意概念。即每一个目标都有一个要达到的标靶或目标值,然后使距离这些目标的偏差最小化。其基本概念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每个约束条件中引入正负偏差变量,使硬约束变软。为了避免在线性规划中常会出现的"无可行解"情况,增加决策的灵活性,在目标规划的每个约束条件中都引入了相应的正负偏差变量,这就使得线性规划中的硬约束变成了"软"约束,大大增加了求得可行解的机会。

   (2)将距各个目标值的偏差总和最小作为目标函数,便于处理多目标问题。在用线性规划处理多目标问题时,通常要在目标函数中采用对各个目标加权的方法,再以使其总和最大或最小为目标。这样就使得各个决策变量通常都要在目标函数中出现,使其变得庞大而复杂,不便于求解。而目标规划则将线性规划中各个约束条件的右端约束项作为目标值,而将距各个目标值的偏差总和最小作为目标函数,这就使得在目标函数中只包含偏差变量,而由于每个目标最多只有两个偏差变量(其中不必要的一个偏差变量还可不进入目标函数中),且目标数要比决策变量数少得多,故非常便于处理多目标问题。

   (3)用划分优先级的方法来处理多个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能更好地适应决策者的判断。在用线性规划处理多目标问题时,通常根据决策者的判断来确定各个目标的权重,但决策者通常只能定性地判断各个目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难以定量地给出权重。而目标规划则用划分优先级的方法来处理多个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能更好地适应决策者的定性判断。此外,用划分优先级的方法还可以减少决策变量之间的量纲不一致性问题的发生。

   (4)通过给目标偏差变量定界的方法,可以减少多解问题。在目标规划中决策变量的数目往往大大超过目标的数目,也常大于约束条件的数目,这样在求解时就容易产生多解问题。目标规划可要求决策者对各个偏差变量定界,即定出允许其变动的范围,从而可以减少多解问题的产生。

   应当强调指出,定量的方法和技术虽然能够在发展计划的编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减少因计划人员主观的臆测和判断所造成的问题,对它们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但这些方法毕竟只是辅助的工具,绝不能代替人的分析和思考,有时还可能因为原始数据不准确或模型过于简化而导致算出的结果脱离实际。由此可见,为了提高发展计划的编制水平,关键还是要提高计划人员的思想和业务素质。

   (四)发展计划参考实例--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编制的发展计划中,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我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仅对其作一简略的介绍[12-14]。

   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界中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产生了一场争论,当时的日本开发银行经济研究所所长下村治提出了"历史勃兴期理论",认为设备投资通常在大约一年后带来大致同额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如果总需求得到充分释放,日本经济当时的年增长率可以达到10%,从国际收支和国内供求状况看来,日本经济都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日本政府应当转而采取积极的政策,调动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迅速发展国民经济。1960年12月,日本池田内阁正式通过了反映这一观点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计划可以说是引导日本经济向现代化起飞的纲领性文件,对后来日本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国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和充分就业,为此必须保证最大限度的经济稳定增长,具体目标是要在10年内使国民收入增长1倍。

   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就要求:(1)充实社会资本(对公共事业的投资);(2)引导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3)促进贸易和国际合作;(4)培训人才和振兴科学技术;(5)缓和较先进的大企业与较落后的中小企业并存的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还确定了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等主要经济指标和供给、需求、就业等结构的指标,以及国民的饮食、消费、住宅、生活环境设施、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生活发展规划。计划要求努力缩小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地域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以及收入上的等级差距,实现国民经济与国民生活的均衡发展。

   整个计划分为总论、政府公共部门计划、民间部门的预测与引导政策、国民生活前景四个部分。在此计划中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主要由国家持有直接实现手段的政府公共部门,其计划应当具体并可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1)充实社会资本;(2)用教育训练等措施提高人的能力,振兴科学技术;(3)充实社会保障与提高社会福利;(4)引导民间产业。对于民间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给出预测,创造使企业能顺利开展活动的环境,并通过财政金融等政策引导它们向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

   尽管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矛盾和问题,例如1962年的库存调整、1963年的再次景气调整、1965年的股市暴跌、通货膨胀加剧等等,但计划规定的各项主要指标都得以提前超额完成,在1961-1970年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6%,远远超过了计划要求的7.6%的指标。

   三、重大专项计划的特点及制定方法

专项计划有两类:一类是一般的专项计划,通常是包括在发展计划中的专项计划,例如我国在"十五"期间所制定的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高技术产业发展重点专项规划;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水利发展重点专项规划;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重点专项规划等,其中有不少实际上是部门计划或行业计划。另一类是重大的专项计划,主要是针对国防、教育、科技、交通运输、资源开发、文化建设等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领域而制定的计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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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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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软科学》(京)200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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