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亚细亚孤儿的迷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3 次 更新时间:2014-10-14 15: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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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罗大佑的这首《亚细亚的孤儿》,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风雨飘摇,四面楚歌,台湾人整个感觉被世界抛弃了。“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罗大佑唱出了一代人的悲凉和迷茫。

   孤儿最痛苦的,莫过于自我的迷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归属谁?从十六世纪台湾进入世界历史,到今日台湾新一代的“太阳花革命”,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一直被这个“认同的迷惘”苦苦纠缠,挥之不去。

   作为同文同宗的大陆同胞,我们真的了解这个海峡对岸的孤儿吗?

   台湾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辛酸与悲情的孤儿史。十六世纪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使得中国的东南沿海,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欧洲探险家、商人的帆船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台湾首先为葡萄牙人发现,被称为美丽岛(Formosa),然后被荷兰人占领,一座原先只有原住民的蛮荒之岛从此被裹挟进文明的进程。“红毛番”荷兰人统治台湾不过三十八年,便被郑成功的水师驱逐出境,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台湾成为“国姓爷”郑成功的天下,正式进入中国历史。二十年后,施琅率领清军攻占海岛,从此台湾并入清朝的版图。郑氏王朝期间,台湾的原住民十万人,随郑来台的闽南移民十万人,但在清朝统治的两百年间,大批福建广东移民涌入,人口从原先的二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人。一八九五年一纸《马关条约》,美丽的宝岛连同三百万臣民被清朝割让给日本,半个世纪之后日本战败,台湾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回归不久,又发生了国民政府军队屠杀本地人的“二二八”惨案,在台湾人心中留下的历史创伤,至今没有平复。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兵退海岛,两百万“外省人”避逃台湾,此为第二波移民高峰。

   纵观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可谓身世离奇:被“红毛番”统治,由郑成功夺回,经清朝两百年管束教养,又作为战败国的贡品,送给日本人当养子;战后二度回归祖国,却遭了一顿毒打,最后“父亲”逃亡到海岛,反认他乡为故乡。

   两波移民,四度易主,中原士大夫文化、闽南庶民文化、日本皇民文化与近代白话新文化如走马灯一般轮番上场,让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变得扑朔迷离,变幻不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台湾作家郑鸿生,写了一本《寻找大范男孩》,向读者展现祖父、父亲与自己三代台湾人的故事。爷爷是前清遗老,父亲变日本皇民,儿子成民国青年,三代之间的传承与断裂,昭示了一个世纪台湾人的认同困境。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文化。清朝统治下的台湾,就像中国的其他地域一样,上层精英接受的是儒家士大夫文化,它通过统一的科举考试将边陲的小岛与大一统王朝联系起来,认同的是天下主义的大中华文明。然而,对于大多数在台湾扎根定居的闽南移民来说,天高皇帝远,他们所认同的只是与生俱来的闽南文化,只有地方意识,没有国家认同。地方与清王朝的关联,一方面通过士大夫精英获得沟通,读书人既是国家精英,又是地方领袖;另一方面王朝通过对地方宗族、祭祀、礼仪的确认与控制,将闽南文化整合到整个大一统文化秩序之中,清朝台湾人的国家认同不是显性的,而是内化在作为大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地方认同之中。

   许倬云先生说过:郑成功及其部下,娴熟于边缘社会的庶民文化,一旦与中原的精英文化脐带切断,庶民文化便不容易再有机会茁长为新的精英文化。这个“切断”,便是一八九五年日本的占领台湾,郑鸿生的爷爷一代成为前清遗老。日据时代的统治者压抑大中华精英文化,代之以日本近代的文明教育,但容忍台湾本土的庶民文化。郑鸿生家里保存的当年家族老照片中,接受了日式近代化教育的父亲一代器宇轩昂地穿着洋装,但祖父、祖母们依然一身唐装,顽强地保持着中华文化的认同,但这个认同,与其说是国家的,不如说是地方的—对地方化的中华文化之认同。而台湾进步知识分子们就不一样了,蒋渭水、林献堂建立台湾文化协会,从文化上反抗日本的殖民化,他们要求台湾自决的文化资源不是别的,正是精英传统的汉文化。庶民文化可以与不同的精英文化相安无事,因为庶民文化只是与地方认同有关,但精英文化的认同却与国族有关,当年能够与日本殖民文化抗衡的,唯有来自中原的中华文化。

   日据时代的台湾不曾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汉字的中华文化仅仅象征逝去的传统,而日语的殖民文化却代表着文明的现代。郑鸿生的父亲一代在接受皇民化殖民教育的同时,也受到了日式的现代化文明洗礼。郑鸿生回忆说:父亲这一代“是台湾的第一代现代化人,他们对周遭事物与文化的判断标准为是否现代化,追求的是现代化的产品,对传统文物则比较轻视,例如他们要听西方音乐,而不看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这些地方民俗对他们而言代表着落伍”(郑鸿生:《寻找大范男孩》,三联书店二○一三年版,前言第4页)。日语代替了过去的汉文化,成为日据一代台湾精英共享的上层文化。今年台湾电影的票房冠军、魏德圣拍的《CANO》,讲的是日据时代嘉义一支由汉人、日本人和原住民组成的少年棒球队如何卧薪尝胆,一路突围,打进全日本甲子园决赛的故事。影片试图超越族群的区隔,建构台湾的本土认同,但球队的日本教练向队员们灌输的,却是近代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于是,超越族群的台湾意识背后,游荡着以“现代”面貌出现的日本灵魂。

   等到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后,最早接受日式现代化启蒙的父亲一代人,却陷入了丧失母语的尴尬,他们为下一代人看不起,被认为是受日本殖民文化洗脑、精神备受屈辱的一代,“内在的自主性在这一代即将成为台湾社会中坚之士的心中被剥夺殆尽,欠缺这个自主性,只剩下精神的臣服,传统父权也就失去了内在的坚实基础,空有其表了”(同上,第144页)。他们的认同无所依傍,在失势与失语的双重压抑之下,很多台湾男性的发泄渠道只能表现在每次选举时投党外候选人一票,而不管那位党外人士的人格与知识水平如何。倒是没有受到日式文字教育的女性,相对于失语的男性,她们反而是多话的,因为她们的认同来源于民俗的庶民文化。上层的精英文化几度被颠覆,但底层的闽南文化却经祖母、母亲几代女性口口相传,蔓延不绝。

   到了郑鸿生这一代民国青年,汉文化在台湾又重新回到了中心地位,又经历了从小到大、无所不在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教育,他们的自我认同毋庸置疑地定位在“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个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然。战后的台湾年轻一代,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受了一场由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为旗手的启蒙运动之补课,台湾的批判知识分子接上了一九四九年之前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激发起对国民党的批判意识。七十年代初的保钓运动,既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全面动员,同时又撕开了年轻一代与国民党的政治距离,抽象的“国”与现实中的“政府”发生了断裂。随之而来的尼克松访问大陆、台湾被联合国驱逐、各国纷纷与台湾断交,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失去了代表中国的法理地位,这一切如同雪崩一般冲击着战后一代台湾人的心灵。在过去,台湾就是中国,而今,台湾成为被国际社会抛弃的、身份暧昧的孤儿,台湾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一认同焦虑的背景之下,乡土文学运动开始萌动,试图从台湾的本土文化中寻找自身的认同之根,继之本土的民粹运动打着民主的旗号,在“美丽岛事件”之后迅速崛起,建立了反对党。民粹运动与民主运动合流,但势头很快压过自由主义,到了九十年代在李登辉纵容之下,本土的民粹运动转化为台独的政治诉求。

   前清遗老、日本皇民和民国青年,三代台湾人之后,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了第四代台湾年轻人,他们的年龄断层类似大陆的“八○后”、“九○后”,是全球化和“去中国化”双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台湾“新人类”。如同民国青年一代曾经看不起日本皇民一代那样,如今当了父亲的五六十年代生人,轮到被自己的儿辈看不起了。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年轻人反抗老一代的青年运动。这代年轻人是全球产品、资讯和知识高度流动的产物,没有父亲那代人强烈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意识,而在李登辉和陈水扁两代“总统”的“去中国化”政治操弄之下,他们与大陆中国的心灵距离渐行渐远,文化上的疏离感日趋强化。他们对父亲一代在身份认同上的纠结与矛盾颇为不屑,直认自己就是“台湾人”。李敖六十年代大声呼吁要“老年人交出棒子”,如今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子们也不满父亲一代(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对政治的把持,要通过更激烈的公民运动直接参与两岸事务。

   台湾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兴起,使得台湾被西洋海盗与东亚倭寇拖进历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台湾的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最重要的原因是沾了全球化的光,以价廉物美的“台湾制造”拥有了全球的市场。九十年代之后,当大陆向全球开放,经济进入高速轨道的时候,台湾的资本、人才、技术和文化对大陆的发展起了不可代替的引领作用,因为同文同宗,没有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台湾成为大陆的最佳示范,是“内在的他者”。在许多人看来,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如果说,在东亚全球化大格局之中,过去是台湾引领大陆的话,那么,到了二○○八年之后,随着大陆的强劲崛起和台湾经济对大陆的高度依赖,大陆与台湾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发生了倒错,过去的边陲成为中心,而原来的中心沦落为边陲。

   一位台湾学者如此分析近二十年来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势:经贸跃进、政治僵持、社会疏离(吴介民:《第三种中国想象》,载吴介民:《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台北左岸出版公司二○一二年版)。的确,如今两岸的经贸愈走愈近,但心的距离越来越遥远。社会疏离的原因何在?制度的差异固然是一个原因,长期的对抗和隔阂也造成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然而,两岸在全球化中的位置颠倒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自八十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是财富急剧膨胀的时代,也是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和阶层之间的资源、收入重新分配的过程。在全球财富地图之中,整个世界被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是全球化的得益者,另一个是全球化的失势者,如今大陆与美国一起,牢牢占据了全球化的核心利益,而台湾逐渐沦为边缘。两岸之间短短二十年便乾坤颠倒,这给不少台湾年轻人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大陆的强势让他们感到害怕,担心随着两岸经贸来往的深入,会进一步让台湾成为大陆的附庸,“反中”情绪由此而生。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我每一两年都会访问台湾,去得最多的城市是台北。九十年代的台北,给我的感觉似乎还是一个杂乱的都会,但这十年来台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越来越安宁、悠闲与文明。我好奇地问一位台湾朋友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半开玩笑地告诉我:“热衷折腾的台湾人都去上海了,而喜欢安静的都留在台北了!”今日的台湾如同欧洲、日本一样,已经过了“爱拼才能赢”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台湾人对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好生活,有了新的理解,这是一面。但另一面则是长期的经济滞涨,大学生的起点工资十年停留在22k(22000台币),台北的房价继续高位,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很难在台湾找到职位,这些现实生活的压力又使得许多台湾年轻人潇洒、悠闲不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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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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