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民本思想源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 次 更新时间:2014-10-14 09: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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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民本思想立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也是历代王朝政治正当性得以证立的基础性观念。本文由一种相对宽泛的立场入手,追溯民本思想之源、流、变及近代转型,在力图展现其历史面貌的同时,也探索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民;民本;君;天;天命;德

  

   一、民本要义

   “天下”的观念,“为公”的思想,无疑都居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然而,如果要用一个观念或一种思想,来做中国政治思想基本特征的概括表达,我们多半会选择另一个概念,那就是“民本”。盖因民本的观念或思想,融合了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其他重要观念,最能够表明中国古时政治思想的特质。极而言之,民本思想不独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主流,甚且是唯一的政治理论。

   民本思想之重要性如此,“民本”一词,却非古人惯用的概念。梁启超氏论先秦政治思想,专辟一章论“民本的思想”,并以“民本主义”为先秦(乃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质之一。 今人以 “民本 ”一词(或言民本思想、民本主义)概指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某种特征或传统,或由梁氏始。因此之故,我们今日讲论“民本”,所宜注意的,就不是古代经籍史料中的“民本 ”二字,而是这一概念所指向的一种意蕴精微、内容宏富且源远流长的政治理论和传统。

   按字词求索,“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一句。古者,民与氓同义,亦可训人,故人民、民人、民氓同其义,均指治于人的普通民众。“本”,原意为木之干,树之根,引申为事物根本、基础之义。“民惟邦本”,意即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一如干之于木,根之于树。然则,民为国本,或国家以人民为根本,这种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先看“民惟邦本 ”所由出的《五子之歌》首段: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段话,据说是夏禹的训诫,而《书经》的这一篇,正是以一个君王统治失败的故事为背景的:夏启之子太康,不理政事,耽于享乐,君德不具,致民有二心(“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至失位(“太康失邦”)。于是,太康的弟弟们放歌于洛水之畔,吟咏祖训,唱出这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谓民为国家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得安宁。故在上者须亲爱之,而不能卑下之。大禹自言普通民众都能胜过自己,故其治理天下,常怀危惧之心,就好像以腐坏的缰索驾驭六匹奔马,敢不敬慎。

   《五子之歌》以“本”为喻,勘定了“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这无疑是经典的民本思想。但是所谓民本思想,却不能简单归结为“民为国本”一句。如果我们把“邦”(“国”、“天下”)理解为政治事物,把“邦”、“民”关系理解为政治过程,则“民”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其重要性也是相对的。上引段落中,构成此政治过程、同时也是民本思想要素的,除了“民”和“邦”之外,还有特指的“皇祖 ”和“予”,泛指的 “为人上者 ”。与之相关的,则有“君”之“德”,“民”之“心”。这些要素和角色各有其重要性,其相互关系与其说是固定的、单面的,不如说是辩证的、多面的。《孟子·尽心下》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言辞无疑为民本论述中立场最鲜明者,然而,孟子并非无君论者,他也不因为主张民贵君轻,就认为民得自足、自主、自治。对他来说,民贵君轻毋宁是一套有关君道的规范理论,其内容主要是规定君王仁民爱物的种种责任。实际上,民无君则不治,这种理念,就如国无民而不固、君无民而不立诸观念一般,不但都出自于经义,也是先秦诸子的共识。

   在民、邦、君之外,古代民本思想还有一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是“天”。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天”的观念,无论其所指为有意识的人格神,还是非人格的抽象物,均极为重要。“天生民而立之君”,是民与君皆出自于天:民为天所生;君受天命,为天所立。天既生民,故矜爱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设立君位也是为此。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民之重要性,君之必要性,其形而上的根据在此。“天”之性质、地位如此,天人关系如此,敬天保民就不仅是君王份内的首要职责,也是其保有权位的条件。于是,作为一种规范性学说的民本思想,就提高而成为一种关乎政权的正当性理论。古时有关政权之归属、政治之目的、王道之规范、施治之原则诸基本观念,俱出自于此。

   今之学者论民本思想,旨趣不同,偏重不同,所论民本思想之内容与范围,也不尽相同。10然而,无论何种论说,但凡以民本思想为主题,总不出天人关系、君民关系之架构,而以民之根本地位为转移。本文亦准此立论,具体言之,举凡以为政权属民(“天下为公”),民为政治之目的,为政重民意、民心、民生的各种主张、议论、宣示、批评,无论其是否出于儒家,亦不论其为在朝的或在野的,目的论的或功利论的,皆得归入民本范畴。易言之,本文讨论民本思想,采取一种宽泛的立场。以下就以民本思想源流为主线,参以民心与天心、天命之继革,以及君道、民主诸题,渐次揭示古代民本思想的基本含义。

  

   二、民本思想之源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而流长。其原初形态或萌发于唐、虞,成形于殷、周,而光大于先秦诸子。迨秦皇统一宇内,郡县帝制取代封建古制,民本思想之形态亦随之改变。此一变延续至清季,终因西学东渐而再生变局,由此开启与现代民主思想接轨的历程。此种对古代民本思想发展流变的分期,略近于冯友兰氏对中国哲学史的划分。冯氏以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以董仲舒至康南海为“经学时代”,以为后一时代诸哲学家表达己见,皆依傍诸子之名,且大半依经学之名发布,其所见亦多以子学时代所用术语表出,所谓以旧瓶装新酒也。古代民本思想发展,亦有类似情形,故可以借冯氏此一划分加以观察和说明。不过,民本思想之形态不独表现为冯氏目为哲学的“有系统的思想”,诚非“子学”所能范围;且民本思想于理论之外,又有制度的乃至日常生活实践的表达,亦非“经学”所能概括。这意味着,梳理民本思想源流,当在冯氏二分法的基础之上,作更细致的区划。

   具体言之,民本的观念和思想,滥觞于夏、商,至西周奠定其基本形态,其间,由重神到重人的一大转变颇可注意。周秦之际,私学泛滥,诸子勃兴,经此阶段,民本思想日渐丰富而系统,蔚为大观,垂为后世典范。此为民本思想之发源期。汉代,儒家学说经学化,且列于官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因此之故,儒学成为民本思想最重要的表达途径,此一格局延续至清而不改。虽然,汉以后之民本论说,各有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与传统民本学说相关联的思想文化背景及政治社会生态亦代有变化,故言民本思想之发展,则唐、宋诸代各有其特点,而明清之际的思想变动尤为剧烈。清季,西学东渐,民权观念传入,时人以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黄宗羲为中国的卢梭,期以民本思想接引民权观念于中土,助生近代民主政治,古代民本思想于焉终结。由此反观明末清初之黄、顾、王诸子,其历史地位可堪玩味。故本文以明清继替为界,视之前为民本思想的流衍,之后为民本思想的变异,清末民初为民本思想之转型期。虽然,流衍中不乏变异,变化中仍有承继,即使思想观念由前近代转入近代,也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其微妙处容后再叙。以下略申言之。

   古人相信,上古圣王皆为敬天爱民的楷模,这或者只是后世观念在历史中的投射,不足为凭。不过,由《虞夏书》诸篇记载可知,天、民诸观念发达甚早,且堪为上古政治思想中最具重要性的范畴。皋陶同禹论政,把王事看成代行天职,把知人善用、安定民心视为治理天下的要务。天命有德,并且规定了人世间各种秩序,而天的好恶和意志,又透过民心和民意表达出来,二者相通而不隔。商汤率众伐桀,一面声称此举是奉天之命,不得不为;一面批评夏桀无德,尽失民心。这里,被引为意识形态支援的,就是这种天人相与的政治哲学。同样,被归之于大禹的古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是这种政治哲学的一种表达。

   然而,夏商时代的民本思想,比较周代,不过略具雏形,这种情形,除了与古代政治发展以及当时人政治经验和认知的状况有关,也与彼时的宗教观念有关。简单说来,商人最重鬼神,且商人的天(“帝”、“上帝”)具有宗族性。殷人相信,他们的先王先公死后上宾于天,在帝左右,为其子孙提供护佑,人王通过对其祖宗神的祭祀和求告,而获上帝降福。这种宗教的信念和局面,因为周的崛起而被深刻改变。周以西方小邦的身份,竟能一战而胜,取代强大的商,成为天下共主,这一政治上的事实,需要有宗教上的合理解释才具有正当性。这里,根本的问题是:为何一直是殷人的上帝终不再眷顾殷人子孙,而将庇佑给予弱小且地处偏远的周人?对此,周人的回答是:上帝既不属夏、殷,亦不属周。他高高在上,关心民瘼,明鉴四方,公正无私,惟有德者能得其授命,为天下王。殷之代夏,周之代殷,无不重。在此背景之下,民本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其中,是天命转移的结果。《周书》各篇及《诗经》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可堪注意:一方面,王纲解纽,充斥有关天、上帝、天命、生民、德和王的言词和诸侯力政,在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中,民论说。殷人敬上帝,周人对天则敬畏有加。这不为邦本的地位更加凸显,其含义也更加丰富;另只是因为周得克商是源于新的天命(“周虽旧邦,一方面,诸子勃兴,百家争鸣,带来古典思想的其命维新”),而且是因为“天命靡常”,惟德突破和繁荣,传统的民本观念,亦在融合新旧经是辅。上天既可以降大命于周,也可以收回天命,验的基础上,而有系统化的构造和表达。另择民主,“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因此, 要维续天命,就必须敬德(“明德恤祀”),而所谓德,除了祀神,无非勤政、任贤、保民,而所有这一切,甚至包括祀神,最后都落到生民福祉上面。换言之,天命永续之道在修德,在保民,一句话,在人(“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这即是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周人对殷之上帝的继承和改造,在创生一种新的宗教精神的同时,也实现了从重神到重人的转变。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即植根于此。自周以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虽历经变化,始终不离“人本”轨道,而以“民本”为其基本精神。

   崇德行,重人事,其中包含天不足信的忧虑(“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厉、幽之后,随着封建制度松懈,礼崩乐坏,这种忧虑更形严重。在此背景之下,民本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可堪注意:一方面,王纲解纽,诸侯力政,在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中,民为邦本的地位更加凸显,其含义也更加丰富;另一方面,诸子勃兴,百家争鸣,带来古典思想的突破和繁荣,传统的民本观念,亦在融合新旧经验的基础上,而有系统化的构造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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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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