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时，他们既有独当一面的“大将风度”，又能埋头苦干完成各项任务；在休闲时，他们也决不瞻前顾后，拖泥带水，新上海人玩起来也很投入，很认真。他们把公事和私事区分得清清楚楚，既不愿意做“工作狂”和“苦行僧”，也不愿意成为普希金笔下的无所事事的奥涅金。另一方面，他们的潇洒还表现在对超越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上。在新上海人中，有些企业家、商人特别喜欢和文化人交往，甚至进研究生班深造，目的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为了破解人生之谜。

　　

　　 新上海人的公共观念

　　 “公共观念”是指新上海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和参与。新上海人的公共观念主要蕴含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环保意识。这里说的“环保意识”内容比较丰富。一方面，新上海人对生态环境有自觉的保护意识。他们不但把家里装修得像“五星级宾馆”，而且也越来越关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他们不但热心地向有关方面提出环保的动议；而且也与一切漠视环保的现象作斗争。有位大学教授，他的双胞胎女儿刚过10岁，搬进一个高级住宅区后，两个女儿发现电梯角落里放着一包无人过问的垃圾，马上写出一张小字报，呼吁全体住户讲究文明，共同保护环境。小小年纪就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新上海人的环保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对社会公正的维护上。在上海，无论是在马路上，交通工具上，还是在其他场合下，两个人或几拨人吵架，只要一方不讲道理，听众中马上会杀出“第三者”来打抱不平。大众传媒的“老记们”更是打抱不平的行家里手。文汇报曾开设的《道德法庭》专栏、新民晚报开设的《蔷薇花下》及《岂有此理》和《岂有此事》等专栏，实际上都是打抱不平的专栏。这里说的“打抱不平”，并不是旧时的江湖义气，而是主持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的新风尚，体现出新上海人对环保意识的更全面的理解。

　　 二是志愿者意识。人们常说上海人是“经济动物”，这种看法显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际上，大多数新上海人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抱着积极参与的态度。比如，在上海市区的交通要道上，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已退休的、戴着臂章的老年志愿者。他们栉风沐雨，自觉地维护着交通秩序，精神感人至深。又如，无论是在APEC会议期间，还是在漫长的申博期间，都有大量青年志愿者主动请战，参与工作。他们高效的工作能力和忘我的奋斗精神赢得了交口称誉。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从“非典”流行以来，上海各医院和医学院的白衣战士都主动请缨，要求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经受锻炼。把健康和安全留给他人，把危险和劳累留给自己。这里不一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生死诀别，却有着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伟大情怀和志愿者忘我牺牲的崇高境界。

　　 三是参政议政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开明，新上海人不再有参政议政的顾虑了。此外，由于不少市民有炒股或其他投资行为，所以对国内外的政治发展态势、对国际关系、对上海的政治经济发展计划等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切。首先，上海各主要街道、小区都设有东方书报亭、报栏、宣传栏、老年人活动室等，特别是在报栏前，经常人头攒动。人们一边读报，一边议政，有时忍不住戏称自己是“民间政治局委员”。其次，不少大学教师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工作之余，努力为市政府做咨询工作。显然，这种参与方式也是知识分子实现自己价值的重要途径。再次，市人大、市政协的代表和委员，无论是在会议期间，还是在休会期间，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认真体察民情，深入进行社会调查，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工作，积极地向市政府建言献策，充分体现出新上海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态度。

　　 上面，我们对新上海人的生活观念做了一个总体上的考察。完全可以说，新上海人生活观念的变化也是当代中国人生活观念变化的一个缩影。当然，与兄弟城市比较，新上海人的思想还相对保守，手笔也不够大。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的新上海人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陋习，如对外地人的歧视、崇洋颂洋的心态等，所以，新上海人需要在新生活的激流中进一步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