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8 次 更新时间:2014-10-08 20: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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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研究中,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目光偏重于新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由主义思想,从而落后于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舆论方面的某些变迁趋向。本文回顾了自由主义的历史,认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杰克逊主义"并列为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三大主题,至今在美国仍具有广泛的舆论市场,并在其对外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美国 对外政策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是一个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兼具的重大课题,有予以集中讨论的需要。尤其因为近年来新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权势政治国际关系理念和单边主义/黩武主义对外政策信条风行美国,翻腾世界,导致国内外有关研究界的关注目光和探究努力压倒性地偏重于一端而多少过度"冷落"了另一端,以至(至少从现实性的角度说)业已落后于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舆论方面的某些变迁趋向,这些趋向确实已经出现和正在发展,即使假定它们不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招致基本变更。

   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历史概念和哲理,作为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乃至政策行为信条,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具有可变和多样的实在形态,以至它始终跻身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头等难题之列。然而,只要对这一历史有最粗浅的印象,就无疑会同意它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基本传统之一,正如只要在最起码的程度上知道美国历史的笼统脉流,就必定会将它当作美国政治思想的基本传统之一。同理,不需要有多少关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精深知识和专业研习经历,也能毫不困难地确认它是美国或美国式国际关系理念和对外政策思想的根本基础和主要表现之一。这些近乎不说自明的情况,彰显了"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课题的头等重要性。可是,难题毕竟是难题,而且或许可以说越容易使人笼统地感觉到其重要性的大问题,对它真正深刻和广泛的认识或透视就越是困难。不仅如此,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或者较狭隘领域内的两个术语"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端相比,自由主义具有中间性质,为一系列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观念保留了容身余地,并且因此与上述两端之间存在着彼此渗透的较宽广的中间地带,这就更增添了辨识、理解、阐释的难度。

   犹如哲学作为总体就是哲学史,自由主义作为总体就是自由主义史。然而,历史既有其连贯性,也有其间断性。连贯性近乎历史主义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惯用的普遍性或共性概念,(注:"The Great Powers",in 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1973),pp.65-101;Friederich Meinecke,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al' 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1957),Chapter 15.)使人可以将历史个体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当作历史过程中承前启后的环节来谈论,并且将这些互相间有历史线形联系的个体"串连"起来,从而辨识出一种特定的历史脉流,连同此等个体在其中的内在涵义;间断性则近乎兰克惯用的特殊性或个性概念,相对而言是更本质性的,使得历史足够生动、曲折、多变和难以把握,阻绝了任何较宏观的理论模式取得任何超过笼统近似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也只能在笼统近似的意义上谈论自由主义史(在此限于经典自由主义史),其中多有使之难以足够连贯和贴切的间断性。

   自由主义作为一类关于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理念,最早大概可见于古希腊民主城邦雅典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用现代最权威的伯里克利研究者之一唐纳德·卡根的话说,伯里克利"见到了创造世界(到那时为止)所曾知道的最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机会,一个将满足人的最强烈、最内在激情--荣耀和不朽--的政治共同体。这些激情的满足通常意味着人的极不平等;然而,伯里克利相信它们能够由一个基于法律和政治平等的民主制的公民来实现。与此同时,他打算创造一种前所未知的生活素质,那将使人们能够追求自己的私利,但也能够使之谋求更高的目标,办法是使他们的私利为一个促进和倚赖理性、以此造就自身伟大的城邦服务"(注:Donald Kagan,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New York,1991),pp.136-137.)。无疑,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社会理念植根于一种更广泛更笼统的哲理观念,那是与对人类世界的现实主义理解大不相同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理解,即相信世界的状况可以按照理想来改变的、进步的历史观。

   宽泛地说,"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哲学的历史可溯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大神学家阿奎那。他将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视为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提出理性与信仰互相补充的神学理论。此后,现代早期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理性是最可靠的,是知识的源泉。笛卡尔认为知识由先验的理性--"先天观念"、"根本的意识真理"--演绎而来。洛克虽然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知识来自观察和经验,但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他基于先验自然理性的社会政治理论自相矛盾。经过边沁和詹姆斯·穆勒,这一矛盾被调和起来,个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了认识和行动的综合依据。(注: George H.Sabine,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4[th] edition(Chicago,1973),pp.487-498.)

   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那里,最根本的概念一直是权势,而在几乎同样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那里,这样的概念无疑是理性。理性作为社会政治概念,构成了前后相继历经千余年的自然法观念,洛克自由主义学说和边沁功利主义的核心。自然法观念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亚派,经过中世纪的种种变迁,到17世纪初由格老秀斯发扬,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洛克在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的基础上并经过对它的个人主义改造,提出在政府产生之前存在一种特定的、与近40年前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几乎截然相反的自然状态:"人依据理性生活在一起,没有公共的最高权威行使裁判之权,此谓自然状态。"(注: John Locke,"The Second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in Michael Curtis,ed.,The Great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1962),V.1,pp.172-174.)政府产生于自然状态中所有个人依据理性产生的共同契约,其职能在于保护和协调理性规定的个人天然权利。现代自由主义政治观从此有了它的最根本纲要。一个世纪后,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观又有了一项重大的演化或繁衍,即基于理性观念的感觉论改造的边沁功利主义学说:快乐是谓善,痛苦是谓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总和的行为,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唯一目的。在边沁那里,理性表现在对善恶的判断上,而由于善、恶与快乐、痛苦的联系,理性就由抽象的哲学概念变成了一种平常意识(common sense)。

   相对而言,在此谈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史要有把握得多。虽然其中同样有历史的间断性,但与上述历史图景相比肯定小得多。阿奎那系统地提出了意义重大、影响至今的"正义战争理论",至少其很大部分风格和精神实质是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此后,从16 世纪西班牙新经院神学家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注: 关于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见Russell,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36-146;Martin C.Ortega,"Vitoria and the Universalist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Ian Clark and Iver B.Neumann,eds.,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Hampshire,and London,1996),chapter 5.),到17世纪的格老秀斯,而后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者,到20世纪美国总统威尔逊和随后延续不断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差不多一脉相承。这一传统的根本,是将国际体系看作洛克自然状态那样的国际社会,其中虽然没有一个最高权力,但有理性的交往纽带和共同规范,而对外政策的目的应当是加强这种交往和规范,削弱乃至逐渐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冲突因素。大致从启蒙思想家开始,我们基本上可以用"自由国际主义"一语来称呼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而其最根本前提是理性个人和跨国交往。

   在不少启蒙思想家那里,已经有了当今"贸易和平论"、"互相依赖和平论"和"民主和平论"的相当完整的雏形:各国臣民本质上都是世界公民,而商业是将全人类联结起来的纽带,只要各国君主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经济法则就会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权势政治;除了实行自由贸易,还必须建立立宪政体或民主政体,因为民众生性热爱和平,由民众的意志控制政府就能保证国际安宁。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部分地孕育于亚当·斯密,在边沁那里系统地正式形成,继之以科布登/布赖特,直至格莱斯顿。(注: 关于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19世纪末的英国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参见Alan Bullock and Maurice Shock,eds.,The Liberal Tradition: From Fox to Keyens(London,1956).)边沁的国际关系信条也是威尔逊的差不多完全的样板。边沁认为:要实现自由贸易,进而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就必须放弃殖民地,建立各国组成的国际议会来规范并防止国家间的纷争;国际议会依靠理性力量而非武力运行,而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的制裁武器;为了保证各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有公平合理的判断,各国就必须保障新闻自由并废除秘密外交。(注: Torbjorn Kuntse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anchester and London,1992),pp.134-136;F.H.Hinsley,Power and Pursuit of Peace (Cambridge,1967),pp.81-87.)威尔逊深受启蒙思想和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他笃信并大力鼓吹战争起因于专制制度、国际权势政治和国际贸易壁垒,强调要有持久和普遍和平,就必须普遍确立民主制度,实施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用世界组织保证国际政治法治化,用自由贸易原则支配国际经济关系。而且,他像边沁那样,认为在国际关系的这种改造中,理性指导下的世界公众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理应被认作是"美国式自由帝国主义"(犹如伯里克利的"雅典民主帝国主义")的经典形态,威尔逊主义的巨大影响和巨大后果大抵是三重性的:第一,作为决定性原因之一,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参与塑造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危机",此可谓之"幻灭";然而第二,威尔逊主义与其后继者赢得了对苏冷战,并且由此造就了美国的空前权势;第三,威尔逊主义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若干新力量合成作用,近乎变更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思想、国际法和国际伦理,并且有力地助成了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

从美国建国到今天,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是个已有众多研究但仍需继续从事的大课题。它是美国外交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其复杂图景中的基本成分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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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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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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