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15-04-06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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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中国经济启动了结构再平衡进程,增长率也从2008年以前的超过10%下降到如今的约7.5%。这是否就是中国的“新常态”,还是未来十年内会出现更低的增长?

中国经济在出口部门方面的再平衡显而易见。出口增长从2001-2008年间的年均29%下降到低于10%,使得国外需求作为增长引擎的作用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

制造业就业和产出占总体的比重在去年开始下降。在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据了总体经济增长的超过一半。因此,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07年占GDP超过10%的顶峰,迅速下跌到如今的大概2%,这一再平衡帮助改善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事实上,近年来劳动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上升———这也直接反映出制造业的收缩和服务业的扩大。

这同时也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区域性再平衡:占中国出口总量超过85%的沿海省份正经历着最显著的放缓过程,内陆省份则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基尼系数(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数,其值在0和1之间,0表示收入分配极端平等而1表示极端不平等)从2012年的0.52下跌到了2012年的0.5。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两大基本因素。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下降,迫使中国开始调整自身增长模式。二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不断转变。处于16-65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0年达到最高的72%后逐年下降。而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自2012年后不断减少。

同时,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之中,在2001-2008年间约200万人脱离农业寻找城市制造业工作。近年来这一进程持续放缓,而农村地区则吸收了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5%,这些似乎体现出中国更低的增长率。事实上,依靠中国过去的增长记录去预测未来的经济表现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仅仅是因为劳动人口方面出现重大转换,还必须认识到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在2010年以前劳动人口数量增长率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很可能被高估。这使得随后该比率的下跌成为测定经济负面影响的一个不准确手段。此外,这一手段忽视了中国在未来20年间享受的教育红利,因为新一代劳动者正不断取代老一辈。按照这一情况,50-60岁年龄段中国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比率只有20-25岁年龄段的一半。换句话说,新一代劳动者的生产力将是临近退休者的一倍。

事实上,中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正不断提升。到2020年,在大学求学的18-22岁青年将占到该年龄段总人口的40%,而目前为32%。这种人力资本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劳动力的净流失。

同时,中国的低退休年龄(女性50岁和男性60岁)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只需在未来每十年将退休年龄提高半年就足以补偿每年约250万劳动力的流失。

还有另一个趋势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繁荣。虽然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但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降到低于40%———按照国际标准来说这一比率依然较高。同时资本存量也会维持较高的增长率。

最后,因为人力资本迅速增加和研究投资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稳步提升。明年中国的研究支出将相当于GDP的2.2%,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基于这些趋势并假设一个持续的劳动参与率,预计中国在未来10年的潜在增长率将在6.9%-7.6%之间波动,平均为7.27%。这个数字或许比1988-2013年间的年均9.4%低得多,但相对于全球标准来说这已经足够。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新常态”,那么依然会是个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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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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