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绪:民主的真谛与实现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 次 更新时间:2014-10-07 12:34:23

进入专题: 民主原教旨主义   占领中环  

王正绪  

    

   香港民主派反对北京中央政府拟定的香港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发动大量市民、学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前夕展开了一场和平抗争的“占领中环”运动。开始以来,运动持续发酵,对香港的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大陆、台湾、国际社会间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占领中环的运动,围绕公民的普选权利和香港的政治自由展开,具有强烈的政治感召力和巨大的动员力量。但是,和不久前发生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类似,运动中的民主与普选议题,又和香港近年来经济景气走弱、贫富差距拉大、青年世代的就业、收入前景看淡、大陆与香港居民的政治文化观念冲突、家国社群身份分歧、经济利益竞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十分复杂。

   同时,大陆的普通居民、知识界与意见领袖、政府官员等,也在观察香港事件中带出了纷繁芜杂的视角和情感,顿时间有波涛暗涌的态势。

   占中运动因此成了各地、各派的参与者、应对者、被冲击者、反对者、观看者之间的一个进行中的巨大戏剧,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来厘清民主政治与民主实践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作为政治品格的民主

   民主、人民主权、政治独立等,作为价值观念是神圣的,也是普世的。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人反对民主价值观,或以民主为敌。

   但是,这些观念也由此获得了政治正确性,从而变成了一套霸权的话语体系,具有了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这样就造成任何人的任何诉求,只要被论述或包装成一套“民主”的诉求,就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任何人敢对这样的诉求提出异议和挑战,就会背上反民主、独裁、专制的罪名。

   但是,作为政治品格的民主,偏偏是反对这样一种对任何概念、权力、立场神圣化的做法。很多人对民主的理解,集中在公权力对公意的服从上。但是民主价值观的另一个维度,则是任何力量、立场、权力,都需要认可其他力量、立场、权力的合理性与平等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价值的神圣性就在于它拒绝任何一种神圣,拒绝将任何一种诉求神圣化。没有绝对最重要或唯一正确的立场与诉求,也没有绝对和无边界的权利与要求。权利与诉求的实现,没有先定和必须出现的形式,而务必是诉求主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协商、博弈、折中所实践出来的。

   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至高无上,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则必须是永远在进行中的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必定是灵活的、情境化的、机动的。这就要求,发展民主和争取民主的过程中,要认识到和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照顾到各个群体、各方力量的利益诉求,以及政治和价值立场。

    

   多维度的政治价值

   不论它多么神圣,民主只代表一种政治价值,或者只代表政治价值的一个维度。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和发展,并且实现和保护各种各样的公众利益,就在于人类社会拥有多维度的政治价值。比方说,人类社会尊重和保护单个群体的自治、主权,但也尊重和保护多族裔社群的主权与地域完整性。人类社会尊重一些人追求革新、变化,但也保护一些人要求稳定和安全。

   刚刚结束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就清晰地展现了两个不同的政治价值维度之间的紧张。一方面,遵循民族独立与人民主权的原则,单个民族或族群有追求独立与自治的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人民,也有保护自己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权利。

   在今日世界各种人种、族裔的人大量杂居、流动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在不同的政治价值维度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方式。

   香港居民争取普选权利的诉求是合理的,因为它代表了民主的政治价值。但是,在追求和表达这种政治价值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和尊重其他的、同等重要的政治价值。比如说,认定香港居民比大陆居民高人一等,香港人就有资格享有更多自治权利的理由,就违背了群体间平等的政治价值。如果认定争取某种形式的普选方案为神圣行为,而不顾某种政治行动造成的社会割裂、打碎社区里的团结与安定,同样也违背了社区和谐安定的价值。

   同样的,由于香港1949年至1997年之间的特殊政治历史,香港的居民具有不同于大陆的文化、价值元素、经济与生活方式等。尊重和保护这样的差异性是一种政治价值,但是以这样的差异性来制造政治诉求、社会分裂,又违背了另一种政治价值。

   保护香港的经济优势符合发展经济、提高民生的政治价值,但是将香港经济竞争力下降、经济走弱归罪于香港与大陆的某些制度安排和地理因素,同样违背了另外一种政治价值。

   学生、市民上街抗争符合表达、参与的政治价值,但是因为有大量的学生和市民参与,就提出激进的政治要求,又违背了另外一种政治价值。理想主义是一种政治价值,务实主义(pragmatism)也是一种政治价值。激进是一种政治价值,保守(conservatism)也是一种政治价值。改革和革命是一种政治价值,稳定、秩序也是一种政治价值。

   任何政治实践、政治运动,都要平衡把握这些不同的价值。当抗争学生在街头受累挨饿时,领导运动的人在高档餐馆里用餐的行为,也同样展现了不同维度政治价值之间的冲突。

    

   检讨民主原教旨主义

   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在今日正面对巨大的挑战。总的来讲,新世纪以来,一种民主原教旨主义正在兴起,对全球各地的治理和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民主原教旨主义的首要表现,是对民主进行宗教式的崇拜。对民主抱定这种认识,就造成追求民主的同时,忽略、忽视不同的意见,拒绝辨认民主实践需要面对的具体政治、社会现实,同时也拒绝认识到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在不少境况下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民主原教旨主义认定民主是唯一正确的政治制度,而且推进和争取民主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这就出现了武力侵略主权国家来推进民主,或者轰炸一些族群以保卫另一些族群的民主的现象。为了某个似乎民主的目标而拒绝接受其他诉求,就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表现。

   其次,民主原教旨主义拒绝承认民主实现方式的多样性、民主实现过程中的阶段性。简单说来,民主原教旨主义认为,民主的唯一实现形式是多党竞争和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原教旨主义将民主庸俗化为民粹主义、“一元一票”的弱质选举,乃至黑社会控制选举或暴民政治。

   民主原教旨主义往往和街头政治相伴。在今天全球的信息技术、经济发展条件下,街头政治很容易动员,在国家体系承受社会动荡而力量薄弱的地方,如之前发生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北非,以及亚洲的泰国等地,街头政治很快导致政府垮台,政治秩序彻底崩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原教旨主义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政治失序、国家和社会陷入持久的困境。

   近些年来,由于全球化加剧,不少国家、地区在发展和治理方面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而各个国家与地区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也各有不同,国家间和单个国家或地区内部不同区域、族裔、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明显上升。这使得各种原教旨主义有了生存的土壤。

   事实上,如果不是英国在上世纪末以来经济实力的急剧下降,和伦敦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身份冲突,不会如此迅速地激化。如果不是台湾在经济领域中和大陆、韩国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年轻世代的焦虑感上升,太阳花运动也不会获得那么强烈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色彩。

   在中国大陆,不少人有一定程度的制度焦虑,其抵抗和思考的方式往往也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常常想象中国应该立刻进行多党选举,同时过分理想化、浪漫化地理解在台湾、香港发生的街头政治行动。

    

   在阿拉伯之春和托克维尔之间

   严肃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永远是一项运行中的工程。

   街头政治、青年政治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但是往往受困于单一的诉求、无法认识到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复杂性。各个打着漂亮旗帜的社会运动,也常常显示出多数参与者被少数激进分子绑架的局面。任何人批评红卫兵运动都可以信手拈来,却难以发现,今日的街头运动,也可以是同样的盲目与冲动。

   因为《大革命与旧制度》一书,法国的贵族思想家托克维尔近年来广受关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对理解民主政治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发现民主制度良好运作,有赖于公民实实在在地对本地、本社区事务的参与。换句话说,街头的抗议与游行,乃至多党竞争的选举、议员在议会里的慷慨陈词,固然高端大气上档次,却不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实实在在地对市镇、邻里、社会事务的参与,才培养了公民的政治美德(civic virtue),为选举和竞争奠定民主的基础。

   这代表建设民主政治的另一重要传统,最显著地表现在普特南的《让民主运作起来》以降的有关论述。意大利(普特南的研究)、北欧、波黑(罗斯坦的研究)、印度(瓦西里等人的研究)等地的实践都表明,要获得良性的民主政体(quality democracy),先要建立良好的社会基础。

   拉美等地方民主实践的经验也表明,民主化是有顺序的。倒着进行,即先建立全国性选举的实现方式,是不可行的。而中东和北非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的经验表明,激进的民主运动并不能带来民主,更多可能是带来政治失序。

   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如火如荼的时节,台湾一位资深的政治评论员说,如果任由学生运动瘫痪台湾的政治,阻挠台湾参与东亚地区的经贸整合,结局就是台湾经济的衰落、台湾社会的菲律宾化。台湾失去未来,则受损的正是参加运动的这些台湾青年一代。

   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占中运动也有用民主的议题压迫、阻挠香港其他治理和发展议题的能力。

   占中运动具有民主与表达的价值,但它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能否带来民主的胜利则远未可知。相反,作为一个震荡力巨大的社会运动,它是否会扩大香港社会的裂痕,波及香港的经济竞争力、社会秩序、民生水平,则值得认真考量。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与政治学副教授、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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