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在殖民地都市里的转向

————论横光利一的《上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5 次 更新时间:2014-10-05 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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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忱  
里的"历史事件"与"艺术表现"的关系分析作者视"人"为"物"的所谓"唯物论"的小说方法,认为他们的分析触及到了横光利一"历史认识"的核心。但近年也有研究者提出异议,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说第30章的枪杀中国工人事件,即横光把开枪杀人写成是印度警察和日本劳务管理人员(高重)的共同责任,是不是以"艺术虚构"歪曲了"历史事实"?滨川胜彦举出《大阪每日新闻》晚刊1925年5月17日的报道,广重友子举出《东京朝日新闻》同日的消息,说明有关顾正红死难事件,在当时的日本能够获取的消息是很受限制的[72],而横光小说里的描写,在这"'被限制的普遍认识'范围之内","并不是有意歪曲事实"[73]。井上聪还举出内外棉纱厂工会当时发表的《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首先肯定"这份史料是中国工人方面写于事件发生之后的报告书,具有很高的可信性",然后说:"重要的是在这份中国方面的史料里也记录有印度警察开枪,这可以作为横光作品绝不是故意把印度警察描写成共犯的证明"[74]。

   其实,从前引前田爱论文中的文字不难看到,前田的着眼点,主要不在印度警察开枪情节是否符合史实,而在于小说把受雇佣的印度警察描画成枪杀中国工人事件"共犯"的叙述笔法,其结果是隐蔽了真正的责任者;至于横光的如此描写是否属于"有意"行为,前田爱仅仅做了一个疑问式推断。但井上聪等人的"考证",纠缠的恰恰是前田并未问题化的问题(亦即印度警察是否开枪),而对前田所追究的真正"责任"所在,却置之不顾。这不仅有重新落入"纱厂经营者极力回避事件责任的逻辑"之嫌,也不可能有生产性地推进前田的分析。

   在我看来,更需要考察的是历史事件进入小说文本之后,在叙事结构中被赋予了怎样的功能和意义。就此而言,小说主要人物参木在开枪现场的"缺席"值得特别注意。"从暴徒闹事的那天夜晚起,高重就没有见到参木。"第30章开篇的这段交代,无疑是作者的有意设计。也就是说,尽管第23章写参木持枪陪同高重到工厂巡查,不无为后来做铺垫的意味,但横光最终还是没有把参木推到开枪与否的严峻关头。这固然可以说是小说作者本人回避选择的一种技巧,同时也表明,在他的构想中,参木和公然以恶为"正义"的高重之流还是有区别的。前田爱把《上海》称为"透过工厂管理者的'眼睛'"的叙事,显然忽略了横光利一所做的刻意区分。

   但小森阳一把在开枪事件之后参木在街头"寻找中国共产党员芳秋兰"的行为,解释为接近"'革命'的浪潮",认为"参木的身体所接近的'革命'浪潮、将其裹挟进去的'革命''速度'='时间',在消解那种把他的身体和国家超越性地合而为一的调和意识方面,发挥了作用"[75],似乎也有些言之过急。不必说,所谓"'革命'的浪潮",是小森后设的分析概念,在《上海》里,无论叙述者还是主要人物参木,都没有表露出类似的认识。而按照小说的表述,开枪事件之后重新出现的参木首先感受到的是"令人恐怖"的经济波动(第33章),以及"日本人被袭击"、"日本人的货物被抢劫烧毁"等各种恐怖消息(第34章);"五卅"之后,参木所感受到的情况更为恶化,"海港里流言谣言满天飞,将要被杀害的外国人宅门柱上都被画上了白粉记号";"无论是谁,都无法预料这座海港内外会混乱到什么程度"(第35章)。《上海》文本内的情节时间可以与"五卅事件"的历史时间大体对应的部分,亦即从第30章到结尾的第45章,正面写到事件本身和工人"暴动"场面的文字只有两章,而描述大罢工浪潮导致的恐慌、混乱和无序,特别是充溢整个海港的暴力"排外"氛围,则占了主要篇幅。由此能够看出,小说作者的着眼点,其实主要并不在中国工人的"暴动"或"革命"浪潮,而在"暴动"给租界里的外国人=日本人带来的困难和威胁。如果想透过小说文本考察作者的"历史认识",这肯定是不可忽视的线索。

   从《上海》的整体叙事看,作者对"五卅事件"做如此的文本化处理,无疑也保证了小说结构的一致性,呼应了"序篇"提起的有关殖民地都市中日本人的身份和认同问题,并给这一主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新的"历史"语境。正是在大罢工后的"混乱"情境中,参木又"重新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而这样的意识之所以产生,则因为"他曾经多次被告知自己是日本人",并且,这种"被告知",是通过他的"作为祖国的表现形式的肉体所遭遇的危险"切身体会到的。在参木看来,他所面对的危险就来自那些"突生长出獠牙的野兽"般的"排外"人群,所以,尽管他"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自由地脱离肉体,忘记祖国",但"他的肉体却无法反对外界强行把他指认为日本人"(第35章)。渲染流落到殖民地都市的日本人向"祖国"认同的被动性,是《上海》后半部分叙事的突出特点,特别是在第40章以后,随着租界里"日本街的食品断绝",这一色彩变得更为浓厚;参木、甲谷和宫子,无论他们的社会身份、性格、人生观乃至政治立场有多少差异,现在都因为身为外国人=日本人而被无差别地放置到了同样遭受饥饿和危险的境遇中。他们都和东洋棉丝公司纱厂高重等人的开枪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作为高重的弟弟,甲谷从自身利益出发,甚至咒骂"和印度人"一起用子弹把城市搞乱的哥哥是"混账"(第41章),但是,他们却必须共同承担高重的子弹和中国工人罢工浪潮带来的后果。可以说,《上海》的描写,给这群租界日本人的"连带"关系赋予了近似于丸山真男(1914-1996)所说的"命运共同体"的意义[76]。而小说结尾所设置的情节:曾经在"五卅"之日冒险救出中国共产党员芳秋兰的参木再次准备向"秋兰所在的支那街"走去的时候,突然被不明身份的人从桥上抛到装满人粪便的船上(第45章),则为参木期盼"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的愿望提供了合乎情理的依据,并使他对帝国主义国家暴力的认同充满了悲情色彩。

   五、语言"物质性"与"民族性"的纠结

   如前所述,结构主义批评家时期的小森阳一批评前田爱等人把《上海》的文字符号与所指内容视为"一一对应的静止"比喻时,曾强调应该关注《上海》文本内部文字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而正是在这样的视野里,他特别提起横光写作《上海》期间发表的理论文章《论形式与装置》(1929年3月)。小森认为,该论文所强调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字的罗列',是独立于作者和读者的纯形式的物体"的主张,是"横光利一写作《上海》时的一个大前提"[77]。小森由这一线索切入《上海》,精致地分析了文本的内部结构,确实弥补了前田爱等人的不足,与此同时,他也相当深入地讨论了小说文本与相关社会历史的纠缠,表明他的分析实践实际上超越了"他所标榜的方法论"[78]。但必须看到,小森对横光理论主张的结构主义式的发挥,也确实潜含着把文字-文本视为纯粹的自足体的可能[79],而堀井谦一正是从这一脉络上引申了他的思路,并进而把横光的"唯物论"概括为"物理主义"。在堀井看来,就横光把上海发生的所有事物都视为"物自体运动"这样的问题意识而言,《上海》把"中国民众作为'物理'予以描绘",本属理所当然,谈不上是蔑视。"堀井斩截地反驳小田切秀雄等人的观点说:"《上海》里的政治和民族问题等等,不过是话题材料,有关物体(物质)与意识(精神)关系的非'物理主义'的抽象问题,才占居着《上海》的中心"[80]。

   准确地说,堀井谦一无视《上海》所指涉的社会内容,以去政治化的解读,将小说的主题虚化为抽象的哲学式问题,其实是承继了川端康成、保昌正夫等人的谱系[81],其基本思路,有些近似萨伊德(1935-2003)曾经批评的那种把加缪(1913-1960)关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小说仅仅"当作关于人类状况的寓言来读"的方法[82]。就此而言,小森阳一的解读路向与堀井谦一并不相同,他不仅没有把"《上海》里的政治和民族问题"弃之不顾,而且始终注意分析这些"话题材料"与小说文本结构的关联。但令人颇感可惜的是,在当时小森过于热心标榜结构主义而未能对自己的分析实践做方法论的提升,后来当他转而文化政治批评时,曾重新讨论过《上海》,却没有对他影响甚巨的结构主义分析做正面检讨[83]。毋庸置疑,小森阳一结构主义批评时期的《上海》论今天仍然是研究者们重新出发的一个重要起点,但我们必须重新检讨他所设定的理论前提。换言之,我们不能像小森那样,把横光写作《上海》时期发表的理论文字当作《上海》写作的意图或底样设计[84],而应看到二者之间相互呼应与相互矛盾的多重"互文"关系,这样,进入《上海》文本的更多路径才会在我们面前展开。

   首先,如果我们不对横光利一写作《上海》时期发表的理论文字与《上海》文本做直接对应式的深度解读,自然就会看到,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明显的背离。从上海归国后的横光与无产阶级文学派重开战阵,双方纠缠的仍然是"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政治与艺术"等话题,如同小森阳一指出的那样,横光此一时期的论文,在把文字符号所指涉的对象归结为文字"物体"本身的同时,抹除了他此前特别强调的"个性"一项[85]。此外,还应该看到,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文字中,横光也未对自己曾经定义过的"现实"做出新的追问和解释。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横光的理论贫弱,同时也表明,与横光论战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同样对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在殖民地争夺的"现实"缺少相应的敏感和理论把握能力[86]。当然,小说《上海》的前卫色彩,也因此而显得格外突出。

   从一定意义上说,恰恰是小说《上海》延续了横光利一此前提起的"现实的唯物论"的讨论。《上海》是横光作品中少有的富有理论论争色彩的小说,其论争意识不仅弥散在情节和场面描写里,还通过小说人物参木和芳秋兰的争论,表现为直接的理论形态。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第24章所设置的参木和芳秋兰的长篇论辩,确实不无突兀之感,横光在后来的改稿过程中为芳秋兰增添笔墨,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结构安排的缺陷[87],但是,这无疑也表明了他对参木和芳秋兰的论争场面不可割舍的重视。可以说,正因为同时代的日本思想界文学界未能为横光的"现实的唯物论"讨论提供可以展开的条件,作家才在小说里虚拟了理论论争的语境。

   而《上海》把参木的论辩对象芳秋兰设定为活动于殖民地都市的中国共产党员,则意味着横光是在有意识地把原来限定在日本一国之内的"现实的唯物论"讨论,通过小说叙事,引申到多重交错的时间和空间中;特别是参木那番关于"西洋和东洋的文化速度"差异的言辞,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似乎也可看作是对横光此前仅仅局限于"我们日本国的现实速度"思路的反省。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参木反驳"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人阶级国际连带论的理由:"中国人攻击日本的资产阶级,就结果而论,同样也是在损害日本的无产阶级"。很明显,这是参木进入纱厂之后,从"同情支那工人"转到认同"祖国资本"的思想历程的又一个发展。如果说,在此之前,参木从英美争夺"支那富源"、"挤压日本"的历史处境中说明"祖国资本"开发"支那原料"的正当性,所依据的是不得不为的被动的"正义",那么,现在,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日本"共同体都成了被"攻击"、"损害"的对象,参木的认同选择自然具有了更多的理所当然的积极"正义"。从参木和芳秋兰这次论辩以后,在小说里有关"正义"的问题不再被追问,意味着困扰参木的良心危机已经基本解消。而横光利一让小说中与自己立场最近的人物参木理直气壮地宣称是一个"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自己视为世界一员的日本人",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细致描述了参木"被动"地向"祖国"悲情认同的过程,则表明,他的"现实的唯物论"的核心理念,亦即对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的依赖,并没有在凝缩于殖民地都市的政治经济"全球化"情景里动摇,而是得到了重新确认和强化。

这不仅体现在《上海》的叙事里,也渗透到了横光此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文字中。如果我们不是以横光的理论文字作为解读《上海》的依据,而是反转过来,参照《上海》阅读横光的理论论文,横光在把"文学作品"定义为"文字的罗列",把文字的指涉对象归结为文字"物体"本身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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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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