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在殖民地都市里的转向

————论横光利一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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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忱  
是完全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于是,这些被本国剥夺了生活途径的各个国家的人们便汇聚到了一起,建造了一个世界上没有前例的独立国家。但是,这些不同种族的人们,却又都成了为各自国家竞相吸吮支那富源的吸盘。因此,在这里,一个人的肉体,无论怎样无所事事,甚至只是糊糊涂涂的呆着,只要那个肉体占居了一个空间,除了俄国人,都将是爱国心的表现。--参木这样一想,便笑了出来。事实上,如果他呆在日本,肯定要消耗日本的食物,但只要留在支那,他的肉体所占居的空间,就变成了不停流动的日本领土。

   --我的身体就是领土。我的身体,阿杉的身体,都是领土。(第9章)[63]

   置身于殖民地都市里的参木,无疑属于"被本国剥夺了生活途径"的一群,是脱离了本土的离散者,所以,在小说的开篇部分,写他回望日本,思念的仅仅是故里、母亲和曾经的恋人,甚至认为自己的生存意义全部牵系于此:"我活着是为了尽孝道。我的身体是父母的身体"(第1章)。当然,作为开设于殖民地都市的日本银行职员,参木还保有和本国人的"种族"连带,但当他挑战自己的上司,宣布与供职的银行诀别时,显然也意味着要与具有"种族"连带的日本人群体诀别。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刻,参木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和本国的关联,也就是说,对上司的反抗行为,最后竟导致了参木向更大的日本人共同体-日本国家的认同,其间的转折跨度可谓巨大。如果在新感觉派时期,横光也许会对此给予一个偶然性的解释,但在《上海》,他却希望指出决定参木心理变化的社会原因。与甲谷的故事不同,在参木这条线索上,从小说开篇便闪烁出现的俄罗斯流亡者起了重要作用,这表明横光注意到了租界都市内"各国的组织和关系"的多层重叠,注意到了可以作为"他者"的"外国人"的复数存在。"参木思索着在自己周围游动的那些旧俄时代的贵族,他们的女人各国男人胯下匍匐度日,男人们则沦落为各国人中最底层的乞丐"(第9章)。这些因国内爆发的革命而流亡的人们的生活惨状,显然在警示参木:如果不想陷入同样境地,就不能不维系自己的身体和国家的联结纽带。

   不过,在《上海》序篇将要结束的部分,横光也写到,当参木进一步追溯俄罗斯流亡者的沦落原因,认定造成如此后果的正是他们"自己的同胞"之后,也转而追问导致自己和阿杉陷入困境的原因,而此时,那个"可憎的银行主管的面孔便立刻浮现在眼前"。尽管接下来小说插入叙述者的评述说:"他忘记了,憎恨自己的上司,和憎恨自己的祖国结果相同。而在支那,一个日本人如果不承认自己的祖国,除了去做乞丐或妓女,别无其他生路"[64]。(第9章)但这恰恰表明,参木的焦虑还没有完全解消,向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并没有化解共同体内部不同阶层的矛盾与冲突。而从小说叙事的整体结构来说,至此也仅仅是序幕初启。横光不仅提起了同时代作家较少注意的殖民地语境下的身份认同问题,还将在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与社会阶层-阶级的复杂纠结中,进行多层面的探究。

   四、共同体"正义"与历史事件的文本化

   从《上海》序篇已经可以看到,被横光利一称为"世界缩图"的殖民地都市,并不是世界各地离散者的自由聚合之地。在这座由"各国建造起来的公共都市国家"里[65],仍然体现着各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关系。《上海》序篇所描绘的甲谷与欧美人围绕舞女宫子的竞争,隐喻地表现了"租界日本人"对帝国主义的欧美列强既恨又羡的矛盾心态,而俄罗斯流亡者的境遇,则成了他们认同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正当化证明。但无论是小说的叙述者,还是主人公参木,似乎都对这种正当性的理由信心不足,小说第10章写一向持身严谨、恪守传统道德的参木在决定了自己的社会认同之后,竟然禁不住色情诱惑,走进阴暗堕落的弄堂,明显带有一种嘲讽。而当殖民地都市中另外一个群体-中国人(小说中写作"支那人")浮现出来的时候,参木的选择的正当性就受到了更大的质疑。小说的第二篇,即第11章至21章,在《改造》杂志刊载时题名《足与正义》(《足と正義》),表明作者也意识到,在参木确认自我认同关系的脉络上,社会伦理意义上的"正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由于旧日恋人竞子的哥哥高重的推荐,失业的参木得以在日本人开设的东洋棉丝公司重新就职,并成为管理层成员,这使得他原来在日本人群体内部遭遇的阶层矛盾-也就是他与银行主管之类的冲突自然消解,小说中的这条问题线索也由此而中断。但从参木给高重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他又面对着一个新的道德困扰:"你既然在职工管理科工作,如果有时职工提出的要求,你自己也认为是正确的,是不是也会觉得为难呢"。也就是说,参木想到了面对被管理者-支那工人时必定遭遇的道德良心问题。当然,因为小说在参木提问之前,设计了高重发表的一套所谓"支那人以说谎为正义"的"哲学"议论,已经把作为普遍道德原则的"正义"相对化,将其视为任由各类共同体(国家、阶层)根据自己利益自行解释、可以朝向任何方向旋转的"转椅",所以,高重可以洋洋自得地向参木传授自己如何按照"我们的阶级习惯",以软硬两手应对"支那工人"的心得和经验(第18章)[66]。

   但小说也写到,高重的教诲并没有立刻奏效,参木只是将之视为一个年长者的信口开河。这表明,作为一个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小说家,横光清楚知道不能把参木的转变做简单处理。在接下来的情节里,小说描写参木在新的工作岗位-东洋棉丝公司交易部观察国际市场行情,特别是作为该公司最重要的原料-棉花价格的起落消长,从而看到"英国势力在东洋的崛起",以及"东洋金融的支配权将完全落入英国银行手中"的趋势,继续为参木的思想变化提供了外在依据。就小说的隐喻意象脉络而言,参木在显示国际市场行情波动的揭示板上看到的英国与日本的经济角逐,应该是萨拉逊舞厅欧美职员和日本人甲谷形体对比的延展,但应该注意的是,"日本"在这里置换成了"东洋"。这应该不是随意而为的即兴修辞,这样的置换,可以使日本因"东洋"国家的地理位置而涂染上被"西洋"强国欺辱的悲情色彩,从而把争霸"东洋"转化为具有正义性的自卫。一直自称"虚无主义者"的参木,之所以在此生发出"忧国"情思,望着黄浦江里"各奉本国之命排开炮阵"的军舰(其实日本的军舰也在其中),心安理得地喊出"最急要的是先做东洋的统治者!"(第19章),无疑就是这一逻辑的产物。

   而按照这样的逻辑,日本既在"东洋"之中又在"东洋"之外的位置,也决定了参木在思考自己认同的"正义性"时,不能不面对真正被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资本压榨的殖民地民众。《上海》第23章,也就是在《改造》杂志上标记为"长篇第三篇"的第2章部分,参木陪同高重巡查棉纺工厂时,他便被投置到了这样的情景中。当高重告诫参木:"在这个工厂巡查,虚无主义和正义之类,都是有害的。只有堂堂正正的恶,才是火车头!"[67]并要求参木"把手放在手抢上"时,参木无疑已经被推到了必须在善与恶、正义与不义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的严峻关头。在《上海》的整体结构中,这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一章,作者以曲折摇曳的笔触,展示了参木的心理变化过程。这个经常陷入冥思的"虚无主义者",曾经反抗过资本权力的象征-银行主管的"中世纪勇士",不可能像高重或甲谷那样站在本国资本的立场上做本能反应,轻易把"正义"视为可以随意旋动的"转椅",而这也正是他的思想痛苦之所在:

   在一连串圆弧形摇柄中间,流动着男工们毫无表情的面孔。怒涛般的棉堆啮噬着瑟瑟颤抖的机械。

   参木走进棉花堆中间,便想到一个经常思考的问题:这是为生产而设的工业,还是为消费而设的工业?参木的思想如同疲惫的飞蛾,在这两种旋转的动力之间翻滚。他同情支那工人,但是,埋藏在支那的原料如果因为这种同情而继续埋藏在那里不动,何来生产的进步,消费又怎样成为可能?资本为了进步,是要动用一切手段发掘被埋藏的原料的。工人们的劳动,如果憎恨资本的增大,那就反抗吧。

   -参木紧握手枪枪柄,环视着四周的工人们。但是,突然他想起来,自己也和工人们一样,是痛恨资本增大的队伍中的一员。

   在环绕的机械中,他的气力突然消散。

   自己应该朝哪里射击?如果射击,那应该是工人们所要攻击的目标。-归根结底,他必须朝自己的祖国开枪。

   可是,他想:如果祖国不雇用这些支那工人呢?[68]

   在此,横光利一又一次出色地运用了描写人物心理大跨度转换的技术,以一个转折段落,陡然把参木的问题引向另外一条思路:"如果祖国不雇用支那工人,那么,取而代之的肯定就是英国和美国。如果英国美国雇用了支那工人,那么,日本随后似乎也不能不被他们所驱使"。沿着这样的思路,参木的思绪盘旋回到国际市场上的棉花行情,想到英国棉纺工业资本在该国政府"重商主义"政策支持下,对日本纺织业形成的"明显挤压",同时,也想到美国资本在英日竞争中坐收渔利,以及苏联所进行的"革命"策动背后的企图;而一旦进入国际政治经济角逐的情景中,参木对"支那工人"的同情乃至认同情绪便自然消解,"支那工人"之间涌动的"马克思主义浪潮",甚至成了促使他重新确认向自己的"祖国"认同的条件。小说写道,正是由于参木认识到"祖国的资本处于两面夹击境地",所以,他才感到"无所适从","只能握着枪柄四处游逛,他能够射击的目标,已经只有头上的天空了"。

   需要说明,在改造社初版本里,上面引文中划横线的文字,也就是参木想到"自己也和工人们一样"的那部分心理活动,统统都被删去了。这在作者,应该是另有意图,但这样的删节,显然淡化了参木内心的多层面内涵和剧烈起伏。而就参木的心路历程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在工人阶级的国际连带与帝国主义跨国资本利益冲突的复杂纠结中,他最终做出"举枪向天"的选择,表明他尽管认同了"祖国的资本",却还不能认同高重的"堂堂正正的恶",因此,在随后和中国工人运动激流遭遇时,"无所适从"便成了参木的立场和姿态。

   这里所说的中国工人运动激流,指的是1925年发生于上海的著名的"五卅运动"。《上海》第23章描写的东洋棉丝公司纱厂"骚乱",应该属于运动的前奏,而第30章描写的工人"暴动"和遭枪击,则明显指涉的是1925年5月15日在日资企业上海内外棉纱厂发生的顾正红事件[69],随后,横光便以此次工潮发展到"五卅事件"的过程为线索,展开了小说后半部的情节。这样的叙事构成,在同时代的日本与中国的小说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因此,《上海》与"五卅事件"以及"五卅运动"的关系,便成为有关这部小说研究所关注的重心之一。而自从小田切秀雄(1916-2000)批评横光把中国工人的罢工场面描写成了"非人性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力的冲突"[70],《上海》作者表现中国工人罢工场面的方法,也成为研究者持续讨论的话题。如前田爱的那篇著名的论文,便在充分肯定小田切秀雄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了横光采取此种描写方法的原因,认为《上海》作者"想象力的跃动起点",其实受制于给他提供素材的内外棉纱厂(亦即小说中东洋棉丝公司的原型)日本劳务管理者的视点。前田援引了有关内外棉纱厂日本劳务管理者随意虐待中国工人的历史记载之后分析说:"那些随意殴打中国工人的管理者的感觉,与(小说中)把'有血有肉的工人们的暴动'还原为物理学式的暴力的'眼睛',显然是有关联的。横光利一运用新感觉派的手法,洗练地表现了透过工厂管理者的'眼睛'看到的暴动情景"[71]。他还特别举出小说第30章(展望版第31章)一位中国工人(顾正红即其原型)被枪杀的场面,认为横光"把'隶属于工部局的印度警察'描画成枪杀事件共犯者的'虚构',只能理解为是想把中国工人的正当主张矮化为无理取闹。这是不是横光的有意歪曲,无法确认,但其结果,却是把内外棉纱厂经营者极力回避事件责任的逻辑,混入到这一场面的上下文(context)之中"。

小田切秀雄和前田爱以后的研究者,大都认可他们从《上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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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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