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在殖民地都市里的转向

————论横光利一的《上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6 次 更新时间:2014-10-05 19:05:23

进入专题: 日本新感觉派   横光利一  

王中忱  
把"参木从街上转了回来"改为"白皙聪颖面孔宛如中世纪勇士的参木从街上转回到外滩"(白皙明敏な、中古代の勇士のような顔をしている参木は、街を廻ってバンドまで帰ってきた)。到了书物展望社的"决定版",改动就更多了,如上面引文中出现的一连串名词性短语句,便被删削、压缩成了两个主语-动词的主谓关系句,并被移置到了参木转回到外滩、和俄罗斯妓女并排坐在长条椅子之后:

   参木和妓女并排坐着,沉默不语。无数只熄了灯的汽艇船头拴在一起,铁索缠绕的栈桥的黑色桥腿并列成行。(参木は女と並んで座ったまま黙っていた。灯を消して蝟集しているモーターボートの首を連ねて、鎖で縛られた桟橋の黒い足が並んでいた。)

   篠田浩一郎、前田爱(1932-1987)是较早注意《上海》的开篇文字并进行了细致解读的研究者[42],当时的文学批评界新秀小森阳一延续了他们的思路,但不满意篠田和前田仅仅把文字符号与所指内容看作是"一一对应的静止"比喻,认为恰恰是文字符号本身构成了可以"无限反转"的"象征交换"关系,并由此入手,对这段文字与小说的整体结构做了精彩分析[43]。不过,无论篠田、前田还是小森,其着眼点主要都集中在《上海》开篇文字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分析重心都放在了词语意象上,而在我看来,横光利一对《上海》开篇部分句法结构的调整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他把名词性短语句改写为主谓关系句的行为,其隐含的意义显然并不限于一般的字句推敲[44]。概言之,在《上海》的写作过程中,横光利一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以往那种过分专注视觉图景表层的惯习,也不再满足脱离社会条件孤立地解析人物心理,他不仅在修辞层面更注意使用动态的句式,同时,也更为自觉地在动态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和分析人物的行为与内心。正因为横光坚持把这种方法贯彻到小说的整体叙事之中,才会感到开篇那些名词性短语句子有欠协调。

   横光利一这种新的叙事追求,在《上海》的"序篇"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自1932年改造版单行本刊行时起,《上海》各章统一用数字排序,初刊于杂志时以若干章为一个独立单元(篇)的标记便因此抹消,而在我看来,那些标记其实是理解小说的重要线索,有必要在解读时重新提起。这里所说的"序篇",指的是小说的第1-10章。这部分文字最初在《改造》杂志上发表时曾注有"一部长篇的序篇"字样,还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标题:《澡堂与银行》(《風呂と銀行》)。把性质差异很大的词语、意象并置在一起,横光使用的仍然是新感觉派的句法,但"澡堂"和"银行",无疑抓住了殖民地都市里资本与消费的典型表征[45]。小说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在这样的环境相继登场,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人物,已经不像横光前期作品人物那样身份模糊,仅仅作为抽象的类型化符号存在,他们都有明确的社会身份标记,其行为和心态,也都明显受制于各自所处的社会位置及相应的变化。如开篇在外滩出场的参木,他那悠闲潇洒的神态,特别是那有意识的恶作剧行为:挑逗土耳其浴场老板阿柳的妒火,导致自己爱恋的浴场女侍阿杉失业,内心却没有负疚的沉重,无疑都和他银行职员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相一致。直到参木自己与银行主管发生冲突而被解雇(第8章)之后,才同病相怜地感受到了阿杉的灾难处境。同样,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甲谷出场时,小说不仅明确交代了他作为跨国公司木材推销商的身份,还细致描叙了世界政局变化、市场行情起落对其生计和心态的影响。如第8章便写到,当甲谷接到来自英属殖民地新加坡的总公司电报时,他不仅知道自己回程路费的申请被回绝,还感到在上海娶回一个妻子的计划也随之破灭,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则来自"英国政府撤销橡胶贸易限制的声明":"虽然他知道,英国偿还美国的战争债款,一直依赖新加坡的锡和橡胶,却未曾想到这会造成新加坡的市场恐慌,木材滞销,其影响甚至延伸到自己寻求配偶"。还在《澡堂与银行》刚刚发表的时候,政治世家出身的作家犬养健(1896-1960)就从中看到了横光利一写作的变化,敏锐指出:"严密地说,尽管《澡堂与银行》里多少还存在着对颓废和虚无主义的危险依恋,但这部作品里回旋着的各种音调的性爱,都只是第二位的。这部作品的根本主旨,是剖面地展现现代经济生活的宏大的结构方法"[46]。

   《上海》这种结合社会政治、经济变动描叙人物性格、命运和行为、心理变化的方式,显然已经与《拿破仑与疥癣》大为不同,倒有些接近同时代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的路数。而这样的"接近"是有缘由的。如前所述,奔赴上海之前,横光利一曾和无产阶级文学-亦即他所说的"共产主义文学"展开过激烈的论战,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是知识界流行的风潮"[47],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成为社会共享的知识,即如努力促成横光利一写作《上海》的改造社,就在1927年把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印成一册一日元的廉价丛书本,销售数量一举达到15万套[48]。从1928年6月起,该社又分卷刊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于同年9月,出版了《经济学全书》;收入该"全书"的《唯物史观经济史》作者山川均(1880-1958)等"劳农派"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文章也大量刊登在《改造》杂志上[49]。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日本知识界读书界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氛围。而从横光文章中对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引用,也不难看出他对此类理论的熟悉,细致考察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新感觉派与共产主义文学》、《关于文学的唯物论》等文章[50],更可以发现,尽管横光猛烈攻击"共产主义文学"的最大缺陷是不重视个性,用政治取代了文学,认为共产主义作家的个性都被马克思、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以及普罗文学组织束缚住了,但他并不反对马克思的唯物论思想,甚至更为激进地批评共产主义文学家们的"辩证唯物论"不够彻底,进而提出"现实的唯物论"进行对抗。横光认为,这两种唯物论的最大区别在于如何处理个性(亦即作家的主体意识)与现实的关系,而他的"现实的唯物论"文学观,在作为表现符号的文字、作家个性、运动的物质(现实)三项要素中,特别强调的是"个性"。同时,横光还对他所说的"现实"做了定义,称自己所说的"现实"是不断变化的,亦即"被时间支配的现实"。那么,在横光看来,当时的人们所共处的"被时间支配的现实"是什么呢?他在《关于文学的唯物论》一文里做了这样的说明:

   ......我们所共有的变化,就是在日本国土之内政治之下度过的每日每日的时间。而这每日每日的时间,就是我们日本国的现实速度。如果我们认为现实是有速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主义,那么,我们共同接受的外界变化,无疑是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的变化。并且,既然我们生存于现实之中,我们就绝无可能飞跃出现实,因此,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的现实速度的影响,而我们的个性,也不能不跟随着这现实速度的变化而变化。[51]

   横光明确表示:"我们的文学,应该以被时间支配的现实物象为对象",同时认为,共产主义文学的辩证唯物论的不彻底性,就表现在它包含了"社会主义的预言"和对有计划有目的的规定方向的"臆测",是以"无视时间空间的空想理论"而非现实本身为对象的[52]。在这一脉络上,我们应该可以理解,横光利一最初为何把《上海》的题目拟为"一个唯物论者",很明显,他其实是要写一部比同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学更彻底的"唯物论小说"。但正如小森阳一指出的那样,横光的"现实的唯物论",把"现实"限定在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是"日本国土之内政治之下"的现实[53],这表明,来上海之前,横光利一的"唯物论小说"构想,并没有考虑到多国势力聚集的殖民地都市的复杂性。就此而言,1928年的上海之行,不仅给横光利一提供了写作的素材,更给他提出了新的问题。

   横光后来曾多次谈论过他的这次上海经历,尽管由于每次谈论的具体语境不同,他的叙述和阐释也不无变化,但总体说来,资本的流动和英美统治的租界的社会形态,给横光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感性印象的。他回忆说:"到上海的最初感觉是,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在银钱上流动。"但即使同样是资本主义的风景,这里的货币流动方式也与日本国内大为不同,上海"满街挂着'钱庄'招牌的货币兑换店"让他感到特别触目。横光还"曾到黄金交易所去参观,努力了解金银交易的波动和棉花的买卖方法",后来,他的兴趣又逐渐转到"租界内各国的组织和关系"[54]。横光特别关注上海的公共租界,他说:"自从昭和3年写作《上海》以来,公共租界就是我的思绪经常重返的一个问题故乡"[55]。

   这也许与横光当时投宿的地址不无关系。当时横光借住的施高塔路千爱里45号,位于新公园(后改称虹口公园)附近[56],是自19世纪末开始大批涌入上海的日本人集中聚居的地区。不过,尽管这里俗称"日租界",其实属于英国主导的公共租界"越界筑路"部分[57]。而按照当时公共租界的规定,租界内外国人居民须拥有一定地产、缴纳一定额度的税捐,才具有参加纳税人大会的资格;纳税人大会具有立法权,可以选举租界行政机关工部局董事,但董事候选人必须拥有比选举人更高的财产资格。也就是说,租界内选举权的基准是"物产"和"捐税",而不是"人"[58]。这种由英美列强制定的所谓民主自治原则,不仅把中国人排斥在外[59],也限制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挤入列强行列的后来者日本。1916年居沪日本人已经接近两万,在上海的外国人中位居第一,且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无暇东顾之机可乘,其争取租界参政权的结果,也仅获得工部局董事会一个董事的席位。到1927年,日本又增加了1席,在董事会中形成了英国5人、美国2人、日本2人的格局[60]。而横光利一借住的友人今鹰瓊太郎的宿舍,就是今鹰供职的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为了增强日本人在租界的发言权,向日本政府借款修建的[61]。可以想见,居住在这里的横光,肯定会对各个国家的力量冲突与角逐有切肤感受。

   文学史家加藤周一曾把1918至1923年间的青年称为"一九〇〇年的一代",认为他们是"通过进口的书籍",而不是像森鸥外(1862-1922)、夏目漱石(1867-1916)一代是通过切身体验接触"西方"的。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川端康成无疑都属于这样的一代,他们所憧憬的欧美,其实是被翻译的欧美;"他们的所谓'新感觉',主要是翻译文学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小说家对日本语的感觉"[62]。他们所以能对欧美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不加区分地照单接收,而没有不协调之感,就是因为,从一定意义说,他们所面对的是熟悉的"他者",并不陌生的"异文化"。但横光利一在上海直接接触到的"欧美",无疑与他原来的憧憬和想象大为不同。《上海》的序篇部分写甲谷在萨拉逊舞厅看到自己爱恋的舞女宫子在欧美商社高级职员包围中陶醉的情景(第4章),已经对此做了某种暗示,而在第11章,一向以相貌肖似外国人(欧美人)而自傲且能"操着流利的法语和德语"的甲谷,不得不在宫子面前承认自己无法"以肖似外国人的相貌去和外国人竞争",愤慨而屈辱地"哀叹自己的腿短"。这些情景表明,横光已经意识到了"欧美"是需要重新确认的陌生存在。

   小说《上海》显示出了横光利一处理新经验的努力。如果说,人物的社会身分、位置与人物性格、命运的关系,是横光同时代的无产阶级作家普遍关注的问题,那么,《上海》出场人物的社会身份上特别凸现的民族、国家的标记,则表明上海经验使横光获得了观察、思考这一问题的特殊视角。他企望重新确认作为外国人的"他者",无疑同时也是在重新确认作为日本人的自我。《上海》序篇浓重描述的主人公参木的故事,已经明显透露出横光的关注重心更在于殖民地都市情境中日本人的身份和认同。参木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银行主管侵吞存款的愤怒与大胆揭发,以及最终被解雇的结局,在同时代的社会批判小说里本是一个可以自足的情节,但在《上海》,这仅仅为参木思考自己的身份与认同设置了一个契机:

从明天开始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完全无法预想。可是,回日本去吗,那就更没有出路。好像哪个国家都是如此,集聚到支那这块殖民地的人,如果回到本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日本新感觉派   横光利一  

本文责编:gouwany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外国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638.html
文章来源:《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一辑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