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兴学养士与古代中国“官本位”教育法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 次 更新时间:2014-10-03 23: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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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进入专栏)  

    

   【摘要】古代中国的学校教育,以官办学校为主。围绕官办学校教育这一途径,形成了一系列有国家强制性的教育体制或法制。这些法制主要包括以学校为一种特殊官府,以教师为一种特殊官员,以学生为国家预备官吏,学校课程以治民理政之术为主,学业考核考试兼有官员选拔或淘汰性质,学生毕业去向只有“货与帝王家”这一条途径等多个方面。这些法制,即使有时候并不一定以成文的规范性文件来体现,但其实是古代中国最为根本的法制,是不受改朝换代影响的古代中国教育根本法。

   【关键字】古代教育;教育法制;学官;官学

    

   传统中国教育制度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兴学养士”一语。作为古代中国教育主体的官办教育,实际上是以教育性官员官府(学官学府)培养候补官吏(学生员)的过程。这种以王公贵族子弟为主要对象的教育,后来虽扩及士庶子弟,但仍是以培养治民理政公务之“接班人”为宗旨的教育,甚至民办教育也攀附此一宗旨。本文旨在以官办正规学校教育(不包括官助民办的乡社村里之学)为考察对象初步解读古代中国教育法制的特征和精神。围绕着这一目标,我们应全面考察中国传统官办教育制度的主要因素,如关于学校设置和性质、学校招生对象范围、教学内容或修习课程、学业考查考试方式、学生毕业任用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至于乡举里选、察举科举等与官吏选补程序相关的制度,因相对独立于学校教育,本文暂不讨论。本文旨在对古代中国官办学校教育制度作一个大致梳理,初步总结分析这种以培养政治“接班人”为主旨的教育制度的主要属性、特色或精神。

    

   一、学官学府:学校之官衙本质

   古代中国的教育,一般通过学校完成。这里所说的学校,除私塾、社学和部分书院以外,一般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办学校。这些学校,一般以“学官”为中心,其讲学之所称为“学府”,正式有编制名额的学生为“弟子员”、“学生”、“生员”。

   《周礼》似乎记述了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1}(《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据此一记述可知:中国最早的官办教育始自音乐教育,大司乐算是最早的国立大学校长。“成均”、“瞽宗”,是周代大学名称。乐师,就是国立音乐大学的教官;大司乐和乐师们以“乐德”、“乐语”教训国子,他们的教学活动同时也是“国之学政”。一般以为,周代国立大学有五:中为辟雍,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辟雍为王者所居,国子们分入东、西、南、北四学;四学中又以“成均”最尊[1]。《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与《周礼》的记载略有不同,首次出现了“大学”和“小学”的划分。除了中央学校以外,周代似乎也开始建立了地方官学。《汉书·食货志上》说,周时“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按照这一记载,里的学校(“序”)主要以“明教”即传授礼义为职责,乡的学校(“庠”)则主要以“行礼视化”即实习礼教(举办公共典礼仪式)并考察教化效果为职责。所以,“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即士民们聚会于学校发出批评政府的“不和谐声音”时,“子产不毁乡校”{2}(《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美好传说,也反映了周代学校“议政”监督政治之特征性质的遗传。乡校不仅是传播礼义、举行典礼之所,还是国人对政治发表意见,褒贬官场人物的(有些原始民主监督性质的)场所。

   汉代开始以博士官为中心建立了中央官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建议,立太学,“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3}(《汉书·儒林传序》),其制“因旧官兴焉”。所谓“旧官”,就是指战国和秦以来旧有博士官制度。至此,博士官始有国家教授的职能[2],其配备的学生叫“弟子员”,即进入国家编制的预备干部。东汉明帝时,还设置了贵胄专门学校——四姓小侯学,是外戚樊、郭、阴、马四姓子弟的贵族学校{4}(《后汉书·明帝纪》)。东汉灵帝时,在洛阳鸿都门设置了一所专攻文学艺术的官学——鸿都门学,这是中央专门学堂之始。在各地,也先后设有官学——郡国学,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3}(《汉书·循吏传》)。所谓“立学校官”,一是设立作为官府或官衙的郡国学校,二是设立作为教育主管官员的学官。汉平帝时,地方官学体制似乎趋于完备:“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3}(《汉书·平帝纪》)在这些官办学校里,地方官员也是当然的教师。如汉武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3}(《汉书·循吏传》),亦即在自己衙门里开设“干训班”亲自培训预备干部。汉平帝时,何武为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官见诸生,试其确论,问以得失”{3}(《汉书·何武传》),亦即直接到学校主持考试或教学检查。

   魏晋南北朝的“学官”、“学府”性质一如既往。在曹魏,黄初五年(224年),魏文帝令立太学于洛阳,命慕学者自诣太学为门人。在孙吴,永安元年(258年)始“置学宫,立五经博士”{5}(《通典》卷五十三《礼》十三)。在西晋,晋武帝时即立国子学,“与天子宫对”。置国子祭酒、博士{6}(《晋书·职官志》)祭酒执教。又立太学,太学中有明堂、辟雍、灵台之设。太学隶属太常,有博士十九人执教,每个博士各配有助教。东晋初,并无国子学、太学之设。成帝咸宁初年(约335年~337年),采纳前国子祭酒袁环之建议,在江左复兴国子学;孝武帝太元初年,又“于中堂立行太学”。南朝时期,国子学和太学似乎已合而为一。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正式复立国子学。同时又下诏各郡国“修复学舍,采召生徒”。自南朝宋时起,依名儒而建国立学馆的学府模式形成。南齐时期,学馆进一步发达。除京师外,各州郡亦兴学馆。这种学馆盖与从前州郡学大致相类。南梁时,国学兴盛,国学亦变成学馆模式,命五经博士各立一学馆,称五馆,聚生徒千余人。梁时亦重州郡学,武帝天监四年(505年)“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7}(《南朝梁会要(文学)》)。在州郡学,地方大吏常亲自任教授,讲经义{7}(《南朝梁会要(文学)》)。北朝时期的学校以北魏、北周为盛。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时,即在首都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天兴三年(340年)又“别起大(太)学于城东”。献文帝时,又令立乡学(郡学)。每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孝文帝时,曾在国(子)学之外专设“皇子之学”。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立国子大(太)学、四门小学{5}(《通典》卷五十三《礼》十三)。北齐时,设国子寺为中央教育主管机构兼国学,下设国子祭酒,国子博士等。又有太学博士,四门学博士,各领学生员数百{8}(《隋书·(百官志中)》)。北周时,仍分设太学与小学。设太学博士、助教各六人,设小学博士、助教二十余人。北周时亦有地方学校,可能分为两级:有“总管学”,即地方总管府辖区内最高学府,并有“县学”之设。其时文献常记有“总管学生”、“县学生”之名称。在县学里,还没有“县博士”,应为专职教授兼学官{9}(《北周六典·(县令)》)。

   隋文帝时设国子寺(炀帝时改称国子监),为独立的中央教育主管机关,太常寺不再管学校。国子寺(监)以祭酒为主管,以司业为副,相当于后世的教育部正副部长。国子监下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五所中央直属学校。每校各置博士、助教五人(但书学、算学仅各置二人){8}(《隋书·(百官志下)》)。

   唐代中央设有六个高级学府。在隋代中央五学之外,唐代增设“律学”,归大理寺领导。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中央法律专门学校{10}(《新唐书·(百官志三)》)。中央六所正式国立学校均设博士、助教、直讲各一人,执掌教席。龙朔二年(662年),唐高宗命于东都洛阳设东都国(子)学,置国子监、丞、主簿、录事各一员掌理之。又立东都四门学,设四门博士、助教掌理之。此外,唐代还有一些中央特别直属学校,如贵胄学校性质的崇文馆、弘文馆。唐代地方官学有州府学、县学、乡里学三级。各州(府)设州府学,设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一至二人。各州府又各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州府学主要有两类,一是普通性质的经学,一是专业性质的医学。经学博士的主要职责是“掌五经教授诸生”{11}(《旧唐书·(职官志三)》),可能同时还是一府一州的最高教育主管。在县级地方,各设县学、乡学。县学均设博士、助教各一人。武德元年(618年),高祖即下令“天下州县及乡,并令置学”{11}(《旧唐书·(礼仪志四)》)。

   宋初亦置国子监,为教育机构暨最高学府;在四京(上京即汴京,西京、南京、北京)均设国子监,分辖各大区域教育事宜。后来国子监不再招生,专为教育管理机构。国子学与太学似乎合署。宋仁宗时,先设四门学;旋又设太学,废四门学。南宋初又复太学、国子监(学),于“行在”(杭州)招收太学生、国子学生。宋代真正有规模和定制的国立大学是太学。太学始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杭州复兴太学。除此之外,宋代中央还设有律学、书学、画学、医学、武学等专门学院(有的是在国子监中设专门系科)。还有宗学,是宗室贵族子弟学校,内分大学、小学,隶属宗正寺。微宗崇宁年间还建有辟雍,“以处贡士”。宋代州县学制,几同唐制。

   元代的国子学,按民族分为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普通国子学三者。至元六年(1269)正式设国子学,以许衡为祭酒;先隶属集贤院,国子监成立后隶属国子监。蒙古国子学设于至元八年(1271年)。回回国子学设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蒙、回两个国子学均单独设国子监领导,或监、学合一。元代地方官学有三类。一是官办普通学校(儒学),即路学、县学,包括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江南诸路及各县学内增设的小学。二是官办专业学校,有医学、蒙古字学、阴阳学等,均仅在各路设置,州府一般不设。医学属太医院。蒙古字学与蒙古国子学性质类似。阴阳学隶属太史院。三是书院。

   南宋时代即有许多书院,仅为民间讲学场所,到元代大致变成了官学之一种。书院广设于历代名贤大儒授业传教之地,设山长(总领院务并主讲)、教谕(讲授)、学录(负责考勤试业)、直学(掌钱谷)等学官,一般均系官府派遣或任命{12}(《元史·(选举一)》)。

   明代国子学和国子监复行合一,改称国子监;既是教育行政机构,又是最高学府。全国的各级学校首次纳入国子监统一管理。国子监有南北两监,分设于北京、南京,又称南北两雍。明代一度设有太学,后废。此外还有宗室子弟专门学校——宗学,还有武学、医学、阴阳学等专门学院。明代的地方学校统称儒学,有一般府州县儒学,有边防卫所之儒学,有都司转运司儒学,有宣慰司、安抚司等土官衙司的儒学。在地方儒学之外,还有地方武学、医学、阴阳学等专科性质的官学。

   清代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抄袭明制。最高学府仍为国子监,习称太学。雍正三年(1725年),设管理监事大臣一人,位在国子监祭酒之上,总管国子监及全国学校[3]。在国子监之外,有宗学、觉罗学等贵胄学校,有旗学、俄罗斯学馆、琉球官学等特殊学校。地方官学即府州县儒学情形与明制略同,还出现了官办商学。

    

   二、胄子俊秀:生员之候补资格

中国历代官办学校,其入学就读者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以官僚贵族子弟为主体,入学即享有某种国家公务人员预备队资格。后来生源虽逐渐扩大至平民子弟,但培养“接班人”的教育宗旨不变,只不过为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将公职接班人资格范围扩大了一些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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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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