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等:什么是你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1 次 更新时间:2014-10-01 12: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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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来自于“社科法学连线”(Law and Social Sciences Union)系列活动之三,由四位法律学者同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进行对话。四位学者分别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陈柏峰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桑本谦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成凡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侯猛副教授。在这场对话中,苏力介绍了对他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包括费孝通、毛泽东、尼采、福柯和波斯纳。同时,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现状进行了探讨,还就学术想象力和修辞,在知识生产和个人学术成长中的意义作了阐述。

  

陈柏峰:社科法学连线系列活动,今天是第3次,之前2次算是预热。我们准备做与知名学者的系列对话,今天苏力先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访谈其他老师,比如冯象教授,顾培东教授,强世功教授,等等。现在这个“社科法学连线”,就是我们一群年轻人倡导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现象,研究法学问题,倡导交叉学科这么一种研究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式最早主要是从苏力老师那里学来的。这是一个简单说明,现在我们的对话就正式开始。

   一、学术渊源

   侯猛:我记得第一次听朱老师的讲座就是在中南的教室,没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和其他诸位又能在这里和朱老师对谈。主题就是他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里提到的,“什么是你的贡献”。今天实际上是跟苏力对话。除了苏力和我之外,还有成凡、陈柏峰、桑本谦。本谦实际上是做法律经济学,柏峰是做法律社会学,虽然两位都不是苏力的学生,但都受到苏力很大影响。所以,难得几位都非常合适和苏力对话,这样能够把对话讨论得更深入。而且今天和苏力对话并不是要恭维他,都是有挑战性、批评性的问题,提问的提纲事先没有跟朱老师看过,所以朱老师你要有心理准备。(笑声)这次对话会有一些分工,我主要是负责提问,另外三位老师是负责追问。我先问第一个问题,我直接叫苏力啊,虽然我一直这么叫,就是您的研究进入法学界大概有二十年了,觉得你的研究当中受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根据我的了解,是不是有费孝通、毛泽东、尼采、福柯、波斯纳。

   朱苏力(笔名"苏力"):我觉得你概括的挺准的,我比较喜欢是。第一个我觉得毛泽东写的是有关整个中国的全局,有关二十世纪的中国以及中国的近代的崛起过程当中的力量,从中国本土当中产生的力量,对中国的问题很关切,并且最重要的关切是中国的农民,而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或小资或白领这个阶层。为什么要关心中国的农民呢,因为中国的农民占绝大多数。关心他并不是说农民都是好人,说是其他的阶级或阶层比较差,而是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都是从农民当中发生出来的,最基本的制度都是从农民中产生的,包括我为什么写《送法下乡》,也都是为了这个原因。因此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我就会喜欢费孝通。费孝通也是关心中国的农村。大家注意,其实我是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我是一直在城市长大的,我的家庭是干部,我是当兵以后我才接触到农村,我才接触到一些农民家的孩子出来当兵,我才真正理解农村。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是有责任关心农民的,才喜欢费孝通。喜欢费孝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经验调查。最早从毛泽东那是没感觉到太多经验调查,后来我在重读毛泽东文集时我才发现原来毛泽东原来对经验调查是那么重视。他曾经在有些地方调查一个鸡蛋多少钱,市镇上有多少商店,商店里卖的东西是多少钱。大家注意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学研究刚开始早创的时代,他是这么做细致的调查的。另外一个是喜欢费孝通先生的东西也和毛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他写的文字非常通俗易懂,以普通人可以感受的语言来写他个人的经验。

   我最近在看毛泽东年谱的时候,毛泽东有许多东西真是非常细致,比方说他写1954年宪法时候,比如他修改过程中,“但”他都改为“但是”,老百姓听不懂什么叫“但…”如何如何,只有印纸上改为“但是”;比方说“土地改革”这个说法,人人都懂,但是不太准确,他改成了“土地制度改革”,比如说,苏力“与”某某某,他都改为“和”,他一定要让宪法让老百姓都听得懂。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么高层的领袖去修改这么细小的东西,就是为在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如何使中国的文字更加贴近老百姓。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太注意了,我们今天许多法学的论文,特别像学台湾的论文,写的就是有意让中国老百姓看不懂。

   但是其他的学者来说,我还喜欢过福柯,喜欢过尼采。尼采我喜欢他的那种犀利,用格言式的表达来很精炼的表达一个思想。比如说“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建立在爱之上”,那这个话是太明白了;说“真理的最大敌人不是谎言,是信念”,这个词语说的很好,就是说谎言你可以揭穿,但是信念没办法揭穿的,那么这种语言,像诗一样的语言,像格言一样的东西是非常出色的。

   另外一个学者比较系统的影响我的就是波斯纳。波斯纳这个学者我之所以翻译他的著作,我觉得翻译其实是很好的,它帮助你整个了解他是怎么写作的,怎么去选择词怎么去表达。所以我的许多写作,包括早年,我其实不太会写作,都是从抄书开始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学写作的话就找一本你认为非常好的书从头到尾抄一遍你就会知道怎么写作了,包括写诗。我最早没人教我写诗,我完全是自己写的,就是我抄,我看见写的好的,我就把一本一本诗,我至少超过七八本,你就渐渐明白了。包括写文章也是通过翻译这种方式,然后就学会。波斯纳给我的影响是比较全面的,波斯纳是一个,我觉得是美国法学界的一个天才,甚至是美国思想界的一个天才。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智库当中,他一个人就是一个智库,因为他写的文章是,到现在他大概出了六十本书,那这六十本书都是不同领域的,跨越特别大。包括情报工作,包括地球可能出现毁灭,小行星撞地球。大家注意写完之后,这本书的书评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John M.Deutch)给他写的,很重要的书评。这个人是个天才,我觉得对我的知识结构,包括让我获得很多自信。我以前也是读书比较杂,看他书以后原来发现我读书杂是有道理的。原来我读的那些书我觉得是与法律有关,但是看到别人从来都没用,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没关的。后来我看他写的东西以后,都用了这些知识,我就发现我原来的直觉是对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自信的时候,重要(的是)什么是对你影响深刻的学者,就是那个在你关键时候你不自信时候他让你自信了,让你发现原来你之前独自走的那条你以为是错误的路,别人告诉你是正确的。那么这就会对你影响很重。所以波斯纳是一个对我影响非常重大的学者,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他今年75岁了,他现在每年基本上还出两本书,他同时做法官,同时每年还在法学院教课,还写七八篇论文,而且他的引证率还是美国最高的。不但是学术引证率,他的判决书引证率也是最高的。

   我觉得他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什么是学者。我觉得这也是促使我去做很多研究,不敢停步的一个东西,尽管我的智力上能力上比他差远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学者。我讲这个东西并不是推荐你们去学,每个学生如果你想做学者你就去寻找你自己最喜欢的学者,但是如果你不做学者也可以,学者一般是没什么其他本事的人才做学者。(笑声)真的,我看到刘校长当校长我特别羡慕,当年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院长,人家都当校长。当然做校长并不是贪图当官,而是你做校长可以帮助别人去做事情,有些老师就可以这样成长起来,包括吴校长。所以并不一定都要做学者,也并不一定都要去当官,也可以去做法官,做律师,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找到适合你做的,找到你自己觉得自己还比较喜欢的这么一个职业,这是我的想法。谢谢!(掌声)

   桑本谦:好,我说几句。刚才朱老师说的一番话,我很有感触。朱老师说他每逢没有自信的时候去读波斯纳就获得了自信。我恰好有个相反的感觉,每当我有自信的时候读到苏力的作品就没有自信了。(笑声)确实是这样,如果恰好和朱老师思考一个问题,就会“撞车”,每次“撞车”,我都会发现,苏力的思考总是覆盖我的思考,这个结果很让我受挫。去年曾经有一次开会,我知道苏力老师提交了一篇论文叫《作为宪法制度的书同文和官话》,其实我预先已经知道了这个论文的题目,也很想知道他写了些什么,但我就是不想看论文,尽管完全可以跟张芝梅要过来看一下。我为什么不看呢,原因是我试图自己去想假如让我来写能写出个什么样子,结果几天之后我看到了苏力的论文,又让我受挫了。

   刚才朱老师提到尼采说过的一句话:“真理最大的敌人是信念”,我深有同感。苏力写作有一个特点,大家发现没,就是他从来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时刻对教条保持警惕,他从来不认为我们已经确信的教条是对的。我不是说教条不是个好东西,教条是个好东西,因为我们根据教条去思考的时候能够节省成本。但无论从生物多样性还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考虑,这个世界上就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思考不能跟着教条走,否则这个世界上还需要学者吗?

   但是,我觉得信念就是一种隐蔽的教条,根植于心灵深处而不易被察觉。按说一个优秀的学者应当把信念稀释到最低的程度,你越没有信念,你就越可能揭示真相。但是我在读苏力作品的时候,却有一个感觉,不知道这感觉是不是对,我现在就要问他。我觉得苏力老师,从《送法下乡》、《法律与文学》到他即将出的一本书,尽管其学术思想似乎经历了两次转折。但是我觉得他始终有一种信念,我说不清楚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有,您说呢,苏力老师?(笑声)

   朱苏力:人是有信念的,每个人做事情其实要有信念。我自己觉得好不容易活这辈子,你总要做点什么事情,并不一定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而是说当你发现你自己还可能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去做。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处在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个时期,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当中它不可能对社会的规范、法律没有创造,只不过是我们没有人能够表达它,或者说没有人能够把这里面的道理说清楚。这使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处在这个转型时期,古代人是不需要去说的,它是要强调只要懂怎么做就可以了,而现代人需要不但你要懂得怎么做,你还要知道怎么去表达它,怎么去跟人家说清楚。而我处在这个时代,我能够去表达它,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记得以前有句话,我好像也引用过这个话,就是说“当一个人能想说什么话而且他能够把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一个人非常痛苦的时候,当你感觉到什么东西但你想表达你没办法表达,或者找不到对象表达,就是说你爱上一个女孩子,你没办法对她说。那这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说实话,对一个事业也是如此。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赶上了这个时代,早在二十年前的时候,包括我在写《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在像痴人说梦一样,写什么中国的本土资源,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人研究法律的时候都不再简单套用外国的,都在关心中国的问题。无论是以公知的方式(还是其他某种方式),公知的方式大家不要简单贬低它,它也是在关心中国的问题,虽然有的公知的方式是意识形态的方式,但它还是关心中国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和过去二十年前我提出来时被当作逆流、当作危险的思潮来对待一样。大家注意不是右派而是左派说我是危险思潮的,右派当然说我是后现代,左派主张我是危险思潮,说我主张法律多元化是不合适的,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关心中国的法治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开始试图把它以学术的语言表达。刚才像刘茂林校长已经讲了,包括桑本谦老师也写了很多这个东西,包括侯猛、陈柏峰他们都在写这一问题。因此这些东西其实我感觉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只不过是最早把我自己其实不太自信的东西以某种方式讲出来。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达,随着整个学界智识上的提高,能力上的提高,我们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自信。当然中国,坦白来说,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仍然处于一种起步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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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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